第三章 青春無歌
5、山村親人
我和姐姐在逐戶走訪中，結識了王會升大嬸一家。去他們家前，我們已走訪了全隊的大多數人家。走進大嬸家門，我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這是我們見過的最窮困的一家。地上立著一隻露出木茬的破舊櫃子，顏色深淺不一；炕上堆著幾條破舊的被褥，打著大大小小的補丁，有些地方還露出棉花；覆蓋在石板炕上的破舊席子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四個孩子擠在炕邊吃驚地望著我倆，他們身上的衣服又舊又破。端坐在炕上的大嬸，臉色蠟黃，被嚴重哮喘病折磨著，雙肩向前聳起雙手拄著炕，大口大口地喘息。看見我們，大嬸笑了，大大的眼睛裏充滿友善。她艱難地抬起手臂打招呼，示意我們快坐，但是劇烈的咳嗽使她無法說話。我走過去，跪在炕上給她捶背。姐姐拉過弟弟妹妹們問他們的名字、年齡，告訴他們怎樣能幫到媽媽。我們很快和孩子們混熟了。大叔下工回來，看到一家人其樂融融，布滿倦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從那一天起，大嬸家就成了我和姐姐每天必去的地方。他們家挨著生產隊隊部，和男生的住處隻有十幾步遠。我們每天飯後或晚上都會去看望大嬸，哪怕有時隻能呆上十幾分鍾，也得給大嬸捶捶背。大嬸家是外來戶，在村裏沒有親戚，他們把我和姐姐當成了親人，家裏的大事小情都和我們商量，從弟弟妹妹們的上學讀書、家裏買豬賣豬到大嬸的療病用藥。五月節、八月節和所有改善生活的日子，都會讓我倆過去和全家一起吃“高糧米飯水豆腐”，這是他們最好的夥食了。
每當我們去村外夜訪，大叔都會送我們走到村口，千叮萬囑，深怕我們遇到野狼，還給我們做了兩根打狼棒，讓我們每次出門都帶上。哪怕隻有一天沒去大嬸家，她都會派小琴、小珍繞過河溝來找我們，嚷著要“大姐、二姐回家”。
有一段時間，大嬸的病情加重。大叔和我倆商量，想帶大嬸去山海關治病，我倆當然同意,我們太盼望大嬸的身體好起來了。我和姐姐住進了大嬸家，照顧四個弟弟妹妹和這個家。大嬸家最大的男孩小名叫“禿子”，其實長得特別帥，像媽媽，他十三歲了，讀小學五年級，但每天要幹的活可不少，砍柴、擔水、割草。十二歲的小琴，八歲的小二，還有四歲的小珍，都是極懂事的孩子，我和姐姐非常喜歡他們。
我們每天早早起來，燒火做飯，喂豬喂雞，照顧弟弟妹妹穿衣吃飯上學後匆匆趕去生產隊上工。中午短暫的午休時間，姐姐忙著喂雞喂豬，我則抱著大盆去河溝裏洗衣服，背上還背著小珍。晚飯後，繼續幹沒完沒了的家務活。夜裏，筋疲力盡的我們趴在炕上看著熟睡的弟弟妹妹，想再給他們做點什麽。我們爬起來，把我紫紅色條絨上衣拆掉，又翻出我倆穿舊的襯衣襯褲，一件件拆開打成袼褙，準備給弟弟妹妹們做鞋。每一個夜晚，我們像所有的山村農婦一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一針一線地納鞋底，縫鞋幫。
看著我們一針一線縫製的鞋子穿在弟弟妹妹們的腳上，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弟弟妹妹們很快習慣了這個我們“主持”的家，很快活，沒有吵著要爸爸媽媽。到大叔大嬸回來，我倆要搬走時，小珍還拽著我的衣服不撒手，嘴裏喊著:“大姐二姐不走。”
夏天掛鋤了，我要回錦探親，向大叔大嬸告別時，大嬸拿出了15尺布票，非要我帶上，說是給我和姐姐買衣服用的。我知道，那是大嬸能拿出的最好的禮物了。看看他們的家，家徒四壁，想想他們的生活，一無所有，我怎麽能接受呢？我把布票塞回大嬸手裏，大嬸的眼淚落了下來。姐姐示意我先接下布票。我揣著布票離開大嬸家，直到上了火車，心裏還在難過。
那時候，媽媽已被下放到附屬醫院，在婦產科當護士，爸爸在內科當護理員，每天掃地擦窗。可我什麽都不知道，還像以前一樣跟媽媽去商店買衣服。我拿出了大嬸給的布票交給媽媽，媽媽詳細問了大嬸家幾個孩子的年齡和身高，帶著我在櫃台邊繞了好幾圈，左挑右選，給小珍和小琴各買了一套衣服，又給禿子和小二各買了一件上衣。布票不夠，媽媽添上了14尺。媽媽還給孩子們挑選了四雙塑料涼鞋。我興衝衝地把媽媽的禮物帶回了條石溝。那是四個孩子第一次穿上買來的衣服，也是第一次穿上“奢侈品”塑料涼鞋，一個個高興得又跳又叫, 大嬸卻哭得稀裏嘩拉。
大嬸去山海關的治療，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被哮喘折磨得躺不下，坐不安，可是我們沒有聽過她的抱怨,她看我們的眼神裏總是露著笑意，隻要病情稍有緩和就對我們問寒問暖，和我們聊家常。大嬸一家貧困交加，卻從沒有吵罵聲，哭鬧聲，訓斥聲，在我和姐姐的參與下，經常笑聲不斷。
我和姐姐絞盡腦汁想幫大嬸治病。我們把學到的點滴中醫知識用到了大嬸身上。我們給大嬸用針刺療法止喘，效果很明顯。可大嬸病的太久，多年來反複發作，針刺的效果不能持久，我倆隻能尋求更有效的療法。在那個年月，隻有部隊醫院才有最好的信譽和權威，我們手裏的《新醫療法》手冊也是部隊編印的。我們請在205醫院工作的表哥趙文幫忙，他很快寄來了一套新醫療法叢書和一大包簡單的手術器械:手術刀、鉗、羊腸線、縫合針、醫用紗布、手套、酒精棉等。我和姐姐如獲至寶，決定用穴位埋線療法給大嬸治病。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效果比針灸持久。大嬸對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讓我倆充滿信心。第一次埋線，我給姐姐當助手，負責消毒、縫合,由姐姐選穴、切開、埋線。我倆像真的做手術一樣，配合默契，沒有紕漏。大嬸的病情有了好轉，甚至可以幹點輕微的家務了。姐姐又在回錦探親時找老中醫開了中藥，讓大嬸服用，繼續治療多年積下的肺部感染和慢性肺氣腫。
後來，我和姐姐離開了條石溝，隨著“走五七”的爸爸媽媽落戶在興城。本來姐姐想在走前給大嬸再埋一次線，但器械不全了，匆忙之中找到大隊赤腳醫生，囑咐他一定幫大嬸再埋一次線。可是我們走後,接到大嬸家來信，知道那個“赤腳”一拖再拖,說是不能單為一個人埋一次線，要等多幾個人一塊做，氣得姐姐直罵：“真混蛋，難道要全村人都得哮喘了才能治療嗎？”
沒有治好大嬸的病，我和姐姐想起來就心裏不安，因為我們的努力遠沒有達到極限。這成了我倆心中最不能觸碰的隱痛，幾十年來一直揮之不去。更有我們不敢麵對的殘酷現實，我們走後，大嬸在病痛折磨中煎熬了三四年，去世了，大叔也早已不在了。孩子們都去了哪裏？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我們早已失聯了。
沒有語言可以表述我和姐姐的悔恨、自責。離開後，我們為什麽一次都沒有回去過？我們曾試圖為自己辯解：忙，沒時間，事情多，交通不方便,可這些都不足以自我安慰。我們明明知道，大嬸不會活很久，大叔的擔子該有多麽沉重，弟弟妹妹的成長該會怎樣的坎坷。可是，我們做了什麽？我們離開了，再沒有回頭。
我們走後，大嬸家的弟弟妹妹給我們的信中說，大嬸每天都提起我倆，一提起就哭，一哭就止不住。想起這些，我的心就像有刀在割著，追悔莫及。大嬸一家給了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和親人的愛。大叔那關切的目光，大嬸那慈愛的眼神，長存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這是最寶貴的東西，他們就是我的至愛親人。他們也是我多年來除了姐姐，不敢對任何人提起的人。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組織和領導，而是大嬸一家人。可是，我們讓他們失望了，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逃之夭夭了。
就是因為這些，在失去他們的這些年裏，我一直都在提醒著自己：不要讓自己後悔。當父母生病的時候，當朋友需要的時候，我再不敢耽擱，不敢猶豫。有時候我拖著自己的並不健康的身體提著大盒小盒的食品行走在醫院，奔走在去親朋好友家的路上以及所有需要我的地方的時候，常常像是在和時間賽跑。
有時候姐姐心疼地提醒我：“你不要命了？你的身體一樣重要。”我隻要輕輕說一句“我不想後悔”，姐姐就什麽都不說了,因為姐姐和我一樣明白，不能後悔，因為它的代價太沉重了，沉重得讓我們一生無法釋懷。幾十年來，隻要我和姐姐提到大嬸一家，電話裏就會響起兩個人的哭聲，通常是一個在美國的夜晚，一個在中國的上午。有時候，姐姐剛說了“王會升大嬸”幾個字，我便大叫: “STOP！別再說了。”
我們和大嬸一家人隻相處了一年多，可是他們在我們的心裏活了一輩子。當初大嬸提起我倆就哭，現在我倆想起他們就哭。哭著哭著我就跑到外屋，望著爸爸媽媽的遺像，在心裏問他們：“你們會懂得女兒嗎？”爸爸媽媽凝視著我的目光永遠告訴我，他們懂。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女兒，即使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明白我和姐姐的心，爸爸媽媽也會懂。
青春無歌 (5): 山村親人
旭子 (2026-01-24 14:33:25) 評論 (5)
第三章 青春無歌
5、山村親人
我和姐姐在逐戶走訪中，結識了王會升大嬸一家。去他們家前，我們已走訪了全隊的大多數人家。走進大嬸家門，我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這是我們見過的最窮困的一家。地上立著一隻露出木茬的破舊櫃子，顏色深淺不一；炕上堆著幾條破舊的被褥，打著大大小小的補丁，有些地方還露出棉花；覆蓋在石板炕上的破舊席子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四個孩子擠在炕邊吃驚地望著我倆，他們身上的衣服又舊又破。端坐在炕上的大嬸，臉色蠟黃，被嚴重哮喘病折磨著，雙肩向前聳起雙手拄著炕，大口大口地喘息。看見我們，大嬸笑了，大大的眼睛裏充滿友善。她艱難地抬起手臂打招呼，示意我們快坐，但是劇烈的咳嗽使她無法說話。我走過去，跪在炕上給她捶背。姐姐拉過弟弟妹妹們問他們的名字、年齡，告訴他們怎樣能幫到媽媽。我們很快和孩子們混熟了。大叔下工回來，看到一家人其樂融融，布滿倦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從那一天起，大嬸家就成了我和姐姐每天必去的地方。他們家挨著生產隊隊部，和男生的住處隻有十幾步遠。我們每天飯後或晚上都會去看望大嬸，哪怕有時隻能呆上十幾分鍾，也得給大嬸捶捶背。大嬸家是外來戶，在村裏沒有親戚，他們把我和姐姐當成了親人，家裏的大事小情都和我們商量，從弟弟妹妹們的上學讀書、家裏買豬賣豬到大嬸的療病用藥。五月節、八月節和所有改善生活的日子，都會讓我倆過去和全家一起吃“高糧米飯水豆腐”，這是他們最好的夥食了。
每當我們去村外夜訪，大叔都會送我們走到村口，千叮萬囑，深怕我們遇到野狼，還給我們做了兩根打狼棒，讓我們每次出門都帶上。哪怕隻有一天沒去大嬸家，她都會派小琴、小珍繞過河溝來找我們，嚷著要“大姐、二姐回家”。
有一段時間，大嬸的病情加重。大叔和我倆商量，想帶大嬸去山海關治病，我倆當然同意,我們太盼望大嬸的身體好起來了。我和姐姐住進了大嬸家，照顧四個弟弟妹妹和這個家。大嬸家最大的男孩小名叫“禿子”，其實長得特別帥，像媽媽，他十三歲了，讀小學五年級，但每天要幹的活可不少，砍柴、擔水、割草。十二歲的小琴，八歲的小二，還有四歲的小珍，都是極懂事的孩子，我和姐姐非常喜歡他們。
我們每天早早起來，燒火做飯，喂豬喂雞，照顧弟弟妹妹穿衣吃飯上學後匆匆趕去生產隊上工。中午短暫的午休時間，姐姐忙著喂雞喂豬，我則抱著大盆去河溝裏洗衣服，背上還背著小珍。晚飯後，繼續幹沒完沒了的家務活。夜裏，筋疲力盡的我們趴在炕上看著熟睡的弟弟妹妹，想再給他們做點什麽。我們爬起來，把我紫紅色條絨上衣拆掉，又翻出我倆穿舊的襯衣襯褲，一件件拆開打成袼褙，準備給弟弟妹妹們做鞋。每一個夜晚，我們像所有的山村農婦一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一針一線地納鞋底，縫鞋幫。
看著我們一針一線縫製的鞋子穿在弟弟妹妹們的腳上，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弟弟妹妹們很快習慣了這個我們“主持”的家，很快活，沒有吵著要爸爸媽媽。到大叔大嬸回來，我倆要搬走時，小珍還拽著我的衣服不撒手，嘴裏喊著:“大姐二姐不走。”
夏天掛鋤了，我要回錦探親，向大叔大嬸告別時，大嬸拿出了15尺布票，非要我帶上，說是給我和姐姐買衣服用的。我知道，那是大嬸能拿出的最好的禮物了。看看他們的家，家徒四壁，想想他們的生活，一無所有，我怎麽能接受呢？我把布票塞回大嬸手裏，大嬸的眼淚落了下來。姐姐示意我先接下布票。我揣著布票離開大嬸家，直到上了火車，心裏還在難過。
那時候，媽媽已被下放到附屬醫院，在婦產科當護士，爸爸在內科當護理員，每天掃地擦窗。可我什麽都不知道，還像以前一樣跟媽媽去商店買衣服。我拿出了大嬸給的布票交給媽媽，媽媽詳細問了大嬸家幾個孩子的年齡和身高，帶著我在櫃台邊繞了好幾圈，左挑右選，給小珍和小琴各買了一套衣服，又給禿子和小二各買了一件上衣。布票不夠，媽媽添上了14尺。媽媽還給孩子們挑選了四雙塑料涼鞋。我興衝衝地把媽媽的禮物帶回了條石溝。那是四個孩子第一次穿上買來的衣服，也是第一次穿上“奢侈品”塑料涼鞋，一個個高興得又跳又叫, 大嬸卻哭得稀裏嘩拉。
大嬸去山海關的治療，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被哮喘折磨得躺不下，坐不安，可是我們沒有聽過她的抱怨,她看我們的眼神裏總是露著笑意，隻要病情稍有緩和就對我們問寒問暖，和我們聊家常。大嬸一家貧困交加，卻從沒有吵罵聲，哭鬧聲，訓斥聲，在我和姐姐的參與下，經常笑聲不斷。
我和姐姐絞盡腦汁想幫大嬸治病。我們把學到的點滴中醫知識用到了大嬸身上。我們給大嬸用針刺療法止喘，效果很明顯。可大嬸病的太久，多年來反複發作，針刺的效果不能持久，我倆隻能尋求更有效的療法。在那個年月，隻有部隊醫院才有最好的信譽和權威，我們手裏的《新醫療法》手冊也是部隊編印的。我們請在205醫院工作的表哥趙文幫忙，他很快寄來了一套新醫療法叢書和一大包簡單的手術器械:手術刀、鉗、羊腸線、縫合針、醫用紗布、手套、酒精棉等。我和姐姐如獲至寶，決定用穴位埋線療法給大嬸治病。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效果比針灸持久。大嬸對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讓我倆充滿信心。第一次埋線，我給姐姐當助手，負責消毒、縫合,由姐姐選穴、切開、埋線。我倆像真的做手術一樣，配合默契，沒有紕漏。大嬸的病情有了好轉，甚至可以幹點輕微的家務了。姐姐又在回錦探親時找老中醫開了中藥，讓大嬸服用，繼續治療多年積下的肺部感染和慢性肺氣腫。
後來，我和姐姐離開了條石溝，隨著“走五七”的爸爸媽媽落戶在興城。本來姐姐想在走前給大嬸再埋一次線，但器械不全了，匆忙之中找到大隊赤腳醫生，囑咐他一定幫大嬸再埋一次線。可是我們走後,接到大嬸家來信，知道那個“赤腳”一拖再拖,說是不能單為一個人埋一次線，要等多幾個人一塊做，氣得姐姐直罵：“真混蛋，難道要全村人都得哮喘了才能治療嗎？”
沒有治好大嬸的病，我和姐姐想起來就心裏不安，因為我們的努力遠沒有達到極限。這成了我倆心中最不能觸碰的隱痛，幾十年來一直揮之不去。更有我們不敢麵對的殘酷現實，我們走後，大嬸在病痛折磨中煎熬了三四年，去世了，大叔也早已不在了。孩子們都去了哪裏？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我們早已失聯了。
沒有語言可以表述我和姐姐的悔恨、自責。離開後，我們為什麽一次都沒有回去過？我們曾試圖為自己辯解：忙，沒時間，事情多，交通不方便,可這些都不足以自我安慰。我們明明知道，大嬸不會活很久，大叔的擔子該有多麽沉重，弟弟妹妹的成長該會怎樣的坎坷。可是，我們做了什麽？我們離開了，再沒有回頭。
我們走後，大嬸家的弟弟妹妹給我們的信中說，大嬸每天都提起我倆，一提起就哭，一哭就止不住。想起這些，我的心就像有刀在割著，追悔莫及。大嬸一家給了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和親人的愛。大叔那關切的目光，大嬸那慈愛的眼神，長存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這是最寶貴的東西，他們就是我的至愛親人。他們也是我多年來除了姐姐，不敢對任何人提起的人。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組織和領導，而是大嬸一家人。可是，我們讓他們失望了，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逃之夭夭了。
就是因為這些，在失去他們的這些年裏，我一直都在提醒著自己：不要讓自己後悔。當父母生病的時候，當朋友需要的時候，我再不敢耽擱，不敢猶豫。有時候我拖著自己的並不健康的身體提著大盒小盒的食品行走在醫院，奔走在去親朋好友家的路上以及所有需要我的地方的時候，常常像是在和時間賽跑。
有時候姐姐心疼地提醒我：“你不要命了？你的身體一樣重要。”我隻要輕輕說一句“我不想後悔”，姐姐就什麽都不說了,因為姐姐和我一樣明白，不能後悔，因為它的代價太沉重了，沉重得讓我們一生無法釋懷。幾十年來，隻要我和姐姐提到大嬸一家，電話裏就會響起兩個人的哭聲，通常是一個在美國的夜晚，一個在中國的上午。有時候，姐姐剛說了“王會升大嬸”幾個字，我便大叫: “STOP！別再說了。”
我們和大嬸一家人隻相處了一年多，可是他們在我們的心裏活了一輩子。當初大嬸提起我倆就哭，現在我倆想起他們就哭。哭著哭著我就跑到外屋，望著爸爸媽媽的遺像，在心裏問他們：“你們會懂得女兒嗎？”爸爸媽媽凝視著我的目光永遠告訴我，他們懂。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女兒，即使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明白我和姐姐的心，爸爸媽媽也會懂。
5、山村親人
我和姐姐在逐戶走訪中，結識了王會升大嬸一家。去他們家前，我們已走訪了全隊的大多數人家。走進大嬸家門，我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這是我們見過的最窮困的一家。地上立著一隻露出木茬的破舊櫃子，顏色深淺不一；炕上堆著幾條破舊的被褥，打著大大小小的補丁，有些地方還露出棉花；覆蓋在石板炕上的破舊席子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四個孩子擠在炕邊吃驚地望著我倆，他們身上的衣服又舊又破。端坐在炕上的大嬸，臉色蠟黃，被嚴重哮喘病折磨著，雙肩向前聳起雙手拄著炕，大口大口地喘息。看見我們，大嬸笑了，大大的眼睛裏充滿友善。她艱難地抬起手臂打招呼，示意我們快坐，但是劇烈的咳嗽使她無法說話。我走過去，跪在炕上給她捶背。姐姐拉過弟弟妹妹們問他們的名字、年齡，告訴他們怎樣能幫到媽媽。我們很快和孩子們混熟了。大叔下工回來，看到一家人其樂融融，布滿倦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從那一天起，大嬸家就成了我和姐姐每天必去的地方。他們家挨著生產隊隊部，和男生的住處隻有十幾步遠。我們每天飯後或晚上都會去看望大嬸，哪怕有時隻能呆上十幾分鍾，也得給大嬸捶捶背。大嬸家是外來戶，在村裏沒有親戚，他們把我和姐姐當成了親人，家裏的大事小情都和我們商量，從弟弟妹妹們的上學讀書、家裏買豬賣豬到大嬸的療病用藥。五月節、八月節和所有改善生活的日子，都會讓我倆過去和全家一起吃“高糧米飯水豆腐”，這是他們最好的夥食了。
每當我們去村外夜訪，大叔都會送我們走到村口，千叮萬囑，深怕我們遇到野狼，還給我們做了兩根打狼棒，讓我們每次出門都帶上。哪怕隻有一天沒去大嬸家，她都會派小琴、小珍繞過河溝來找我們，嚷著要“大姐、二姐回家”。
有一段時間，大嬸的病情加重。大叔和我倆商量，想帶大嬸去山海關治病，我倆當然同意,我們太盼望大嬸的身體好起來了。我和姐姐住進了大嬸家，照顧四個弟弟妹妹和這個家。大嬸家最大的男孩小名叫“禿子”，其實長得特別帥，像媽媽，他十三歲了，讀小學五年級，但每天要幹的活可不少，砍柴、擔水、割草。十二歲的小琴，八歲的小二，還有四歲的小珍，都是極懂事的孩子，我和姐姐非常喜歡他們。
我們每天早早起來，燒火做飯，喂豬喂雞，照顧弟弟妹妹穿衣吃飯上學後匆匆趕去生產隊上工。中午短暫的午休時間，姐姐忙著喂雞喂豬，我則抱著大盆去河溝裏洗衣服，背上還背著小珍。晚飯後，繼續幹沒完沒了的家務活。夜裏，筋疲力盡的我們趴在炕上看著熟睡的弟弟妹妹，想再給他們做點什麽。我們爬起來，把我紫紅色條絨上衣拆掉，又翻出我倆穿舊的襯衣襯褲，一件件拆開打成袼褙，準備給弟弟妹妹們做鞋。每一個夜晚，我們像所有的山村農婦一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一針一線地納鞋底，縫鞋幫。
看著我們一針一線縫製的鞋子穿在弟弟妹妹們的腳上，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弟弟妹妹們很快習慣了這個我們“主持”的家，很快活，沒有吵著要爸爸媽媽。到大叔大嬸回來，我倆要搬走時，小珍還拽著我的衣服不撒手，嘴裏喊著:“大姐二姐不走。”
夏天掛鋤了，我要回錦探親，向大叔大嬸告別時，大嬸拿出了15尺布票，非要我帶上，說是給我和姐姐買衣服用的。我知道，那是大嬸能拿出的最好的禮物了。看看他們的家，家徒四壁，想想他們的生活，一無所有，我怎麽能接受呢？我把布票塞回大嬸手裏，大嬸的眼淚落了下來。姐姐示意我先接下布票。我揣著布票離開大嬸家，直到上了火車，心裏還在難過。
那時候，媽媽已被下放到附屬醫院，在婦產科當護士，爸爸在內科當護理員，每天掃地擦窗。可我什麽都不知道，還像以前一樣跟媽媽去商店買衣服。我拿出了大嬸給的布票交給媽媽，媽媽詳細問了大嬸家幾個孩子的年齡和身高，帶著我在櫃台邊繞了好幾圈，左挑右選，給小珍和小琴各買了一套衣服，又給禿子和小二各買了一件上衣。布票不夠，媽媽添上了14尺。媽媽還給孩子們挑選了四雙塑料涼鞋。我興衝衝地把媽媽的禮物帶回了條石溝。那是四個孩子第一次穿上買來的衣服，也是第一次穿上“奢侈品”塑料涼鞋，一個個高興得又跳又叫, 大嬸卻哭得稀裏嘩拉。
大嬸去山海關的治療，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被哮喘折磨得躺不下，坐不安，可是我們沒有聽過她的抱怨,她看我們的眼神裏總是露著笑意，隻要病情稍有緩和就對我們問寒問暖，和我們聊家常。大嬸一家貧困交加，卻從沒有吵罵聲，哭鬧聲，訓斥聲，在我和姐姐的參與下，經常笑聲不斷。
我和姐姐絞盡腦汁想幫大嬸治病。我們把學到的點滴中醫知識用到了大嬸身上。我們給大嬸用針刺療法止喘，效果很明顯。可大嬸病的太久，多年來反複發作，針刺的效果不能持久，我倆隻能尋求更有效的療法。在那個年月，隻有部隊醫院才有最好的信譽和權威，我們手裏的《新醫療法》手冊也是部隊編印的。我們請在205醫院工作的表哥趙文幫忙，他很快寄來了一套新醫療法叢書和一大包簡單的手術器械:手術刀、鉗、羊腸線、縫合針、醫用紗布、手套、酒精棉等。我和姐姐如獲至寶，決定用穴位埋線療法給大嬸治病。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效果比針灸持久。大嬸對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讓我倆充滿信心。第一次埋線，我給姐姐當助手，負責消毒、縫合,由姐姐選穴、切開、埋線。我倆像真的做手術一樣，配合默契，沒有紕漏。大嬸的病情有了好轉，甚至可以幹點輕微的家務了。姐姐又在回錦探親時找老中醫開了中藥，讓大嬸服用，繼續治療多年積下的肺部感染和慢性肺氣腫。
後來，我和姐姐離開了條石溝，隨著“走五七”的爸爸媽媽落戶在興城。本來姐姐想在走前給大嬸再埋一次線，但器械不全了，匆忙之中找到大隊赤腳醫生，囑咐他一定幫大嬸再埋一次線。可是我們走後,接到大嬸家來信，知道那個“赤腳”一拖再拖,說是不能單為一個人埋一次線，要等多幾個人一塊做，氣得姐姐直罵：“真混蛋，難道要全村人都得哮喘了才能治療嗎？”
沒有治好大嬸的病，我和姐姐想起來就心裏不安，因為我們的努力遠沒有達到極限。這成了我倆心中最不能觸碰的隱痛，幾十年來一直揮之不去。更有我們不敢麵對的殘酷現實，我們走後，大嬸在病痛折磨中煎熬了三四年，去世了，大叔也早已不在了。孩子們都去了哪裏？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我們早已失聯了。
沒有語言可以表述我和姐姐的悔恨、自責。離開後，我們為什麽一次都沒有回去過？我們曾試圖為自己辯解：忙，沒時間，事情多，交通不方便,可這些都不足以自我安慰。我們明明知道，大嬸不會活很久，大叔的擔子該有多麽沉重，弟弟妹妹的成長該會怎樣的坎坷。可是，我們做了什麽？我們離開了，再沒有回頭。
我們走後，大嬸家的弟弟妹妹給我們的信中說，大嬸每天都提起我倆，一提起就哭，一哭就止不住。想起這些，我的心就像有刀在割著，追悔莫及。大嬸一家給了我們毫無保留的信任和親人的愛。大叔那關切的目光，大嬸那慈愛的眼神，長存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這是最寶貴的東西，他們就是我的至愛親人。他們也是我多年來除了姐姐，不敢對任何人提起的人。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組織和領導，而是大嬸一家人。可是，我們讓他們失望了，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逃之夭夭了。
就是因為這些，在失去他們的這些年裏，我一直都在提醒著自己：不要讓自己後悔。當父母生病的時候，當朋友需要的時候，我再不敢耽擱，不敢猶豫。有時候我拖著自己的並不健康的身體提著大盒小盒的食品行走在醫院，奔走在去親朋好友家的路上以及所有需要我的地方的時候，常常像是在和時間賽跑。
有時候姐姐心疼地提醒我：“你不要命了？你的身體一樣重要。”我隻要輕輕說一句“我不想後悔”，姐姐就什麽都不說了,因為姐姐和我一樣明白，不能後悔，因為它的代價太沉重了，沉重得讓我們一生無法釋懷。幾十年來，隻要我和姐姐提到大嬸一家，電話裏就會響起兩個人的哭聲，通常是一個在美國的夜晚，一個在中國的上午。有時候，姐姐剛說了“王會升大嬸”幾個字，我便大叫: “STOP！別再說了。”
我們和大嬸一家人隻相處了一年多，可是他們在我們的心裏活了一輩子。當初大嬸提起我倆就哭，現在我倆想起他們就哭。哭著哭著我就跑到外屋，望著爸爸媽媽的遺像，在心裏問他們：“你們會懂得女兒嗎？”爸爸媽媽凝視著我的目光永遠告訴我，他們懂。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女兒，即使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明白我和姐姐的心，爸爸媽媽也會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