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美國何時離開過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特朗普國安戰略引發美國輿論分裂，退回到“叢林法則”心態》？美國何時離開過叢林法則弱肉強食？何談退《回到“叢林法則”心態》？隻是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民主和自由占主導地位之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拿來的共產黨運動的《民主和自由人權》加於改良後成為資本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人權》了，然後口頭上說的和行動是相反的，就成了改造認知、欺世盜名、爭奪人心的能力了。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終有一天被剝去。《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從上屆美國總統拜登說起：一年多以前，美國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搞了所謂“民主峰會”首秀，應邀的國家有的降低出席級別，有的幹脆放了鴿子，出席的國家裏除了鐵杆盟友還在努力陪演，多半不願被美國當槍使，或公開唱反調，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張羅半天連份正式聲明都沒能發布，一場精心導演的“武林盟主大會”最後成了大型“翻車現場”，令“燈塔國”很受傷。
要說，這樣的結局也不令人意外。從國會山的“美麗風景線”，到阿富汗撤軍“大潰敗”，從新冠疫情病亡人數冠絕全球，到眾議長“難產”鬧劇連演四天，美式民主亂象叢生令人大跌眼鏡，製度規則早已淪為“富人遊戲”，“民有、民治、民享”更是名存實亡；政治極化，黨爭惡鬥，國家治理陷入“否決政治”的陷阱；種族歧視壓迫弗洛伊德們“無法呼吸”……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自己的民主病入膏肓，又有何資格對別人指手畫腳號令天下？
回頭想，美國張口“民主”，閉口“人權”，為什麽這些“政治標簽”對美國如此重要？美國霸權體係建立在軍事科技壟斷優勢之上，如果時間回撥幾百年，國際體係尚處於弱肉強食的殖民時代，船堅炮利足以維持霸權而無須多費口舌，但是現代文明之下，全球化時代各國融為一體，主權平等、公平正義等原則深入人心，凡事師出無名必會麵臨國際社會巨大壓力，這就需要為“霸王鐵拳”戴上“天鵝絨手套”，獲得道義合法性，這正是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卻要頂著民主自由人權旗號的原因。
美國通過改造認知、欺世盜名、爭奪人心的能力還是很強的。20世紀上半葉，美西方曾遭遇過一次全球性的“民主敘事危機”。當時麵對社會主義運動狂飆猛進，美國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逐漸失去人心，但是美西方資本精英通過對民主“元概念”的係統改造，最終反守為攻把“美式民主”與民主畫上了等號，壟斷了民主的定義權和話語權。
了解曆史上美國如何通過“認知戰”將民主這一原本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的旗幟變為打壓意識形態對手的利器，有助於更深刻地看清美國當下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侵略性及其深層的製度焦慮。
這要從工業革命說起。工業革命帶來社會大生產，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為社會主義革命壯大了階級基礎。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興起，民主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麵旗幟。及至二戰前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主義運動迎來高潮，繼蘇聯之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人民主權的民主理想在多個國家成為服務多數人民的政治現實。當時，世界範圍包括歐美內部都出現了對資本主義製度弊端的反省和批判思潮，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文明的對立麵被社會主義學說推到審判席。
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後，資本主義製度內在矛盾充分暴露，美西方重重危機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就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逐漸占據了道義製高點。
人們可能還記得，當時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時其國名都帶有“民主”二字。連西方自由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哈耶克的精神導師米塞斯也宣稱，“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
隨著無法抗拒的民主潮流逐漸與社會主義運動交匯，民主漸漸成了社會主義的“同義詞”。美西方資本精英階層開始意識到，在一個普遍信仰人民民主的時代，反對民主不如引導和界定民主，與其把民主推向社會主義，不如確立“民主”與現行資本主義製度不可替代的關係。
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爭奪對民主解釋的話語權，美西方政治精英感到必須從基礎政治理論上實現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於是他們啟動了民主話語的“置換工程”，企圖重置世界對民主“元概念”認知，為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名”。
這場關於改造民主的“認知戰”離不開美國“學術和傳媒共同”的加持。迫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思潮帶來的全球壓力，美國在加速推進全民普選的同時，政府聯合學界展開了浩大的民主話語改造工程，其策略是通過學理建構和輿論戰將社會主義製度置於民主價值對立麵，將民主實踐和定義終結於競爭性選舉政治。
美國社會科學界在政府介入下開展課題研究，核心任務是建構一個規範性民主定義，使民主從“初始概念”上既遠離蘇聯人民民主模式，也遠離歐洲的社會民主模式，實現民主“去社會主義化”。
最終，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和多元“利益集團”理論完美吻合了美國的政治製度現實，被美國政府確立為所有學者進行民主研究的“正統”和“公理”，並以此為“元學說”建構起完整的民主研究範式，動用國家機器向世界推而廣之，美國政府以及各類基金會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
為了把美式民主的“競爭選舉”“多黨輪替”“三權鼎立”等特征轉化為民主的“普世”標準，此“偷梁換柱”的工程從三個方麵入手。
一是以“美式民主”實踐為模板“量體裁衣”，從底層概念定義上排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平等及政府對人民回應性等元素，核心意識形態功能是“區分敵我”，把美國及其盟友劃入“民主國家”，把對立陣營國家劃為“非民主或集權國家”。
二是運用當時先進的行為學、心理學成果論證“人民難以形成共同意誌”，為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外衣。
三是構建學術範式，“競爭選舉民主”被確立為官方話語之後，政府通過資金扶持構建學術研究體係，任何“走偏”的研究成果不會被發表，學術同盟之外的學者會受到打壓。
經過冷戰時期兩代人煞費苦心的經營，美國終於讓民主與“美式民主”畫上等號，將這麵社會主義旗幟據為己有，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成為“置換工程”登峰造極之作，民主威權二元對立敘事由此展開：凡是學習模仿美式民主的過程，就是“民主化”，堅持探索自己政治發展道路的，往往被列為違背“民主”潮流的“非民主”國家，民主自此成了美國自我製度標榜和幹涉打壓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利器。
當然，美國運用這套標尺是有選擇的，對他們百依百順的國家、跟著他們跑的國家，他們可以對其政治狀況不聞不問，而對那些不聽命、不順從他們的國家，他們就要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進而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
美國民主話語“逆襲”是個長期的係統工程，其成功除了全球美蘇力量對比變化的客觀因素，還得益於美意識形態戰的“舉國體製”。美國擁有政府左右協調、社會上下聯動的“思想戰”機器，其機構設置之精細，流程設計之完善，宣傳策略之高效、相互協同之嫻熟，為其構建話語霸權提供了強大行動力。
民主話語霸權的建構，正是美國“重構認知”的典型案例，包含了從“偷換概念”“學術包裝”到“媒體傳播”“價值輸出”直至“思想占領”“文化收編”等全過程，軟硬兼施、潛移默化、久久為功，其精細和耐心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往往是在幾十年之後被影響者才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一切都在“民主”“和平”旗號的掩護下發生了顛覆性的演變。
2011年10月9日，美國左翼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在自由廣場發表了支持“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打破民主與資本主義聯姻的幻象，揭示“選舉民主”背後的反民主動機，重新確立民主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可分割的聯係。
實際上，這種聯係正在確立，並引發了美“民主敘事”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的深層製度焦慮由此由來。
“西方中心論”主導世界近五百年，美西方利用其軍事財富知識科技等壟斷地位不斷深化“資本專製的體係”，同時通過學術媒體層麵的知識創造和話語引領為其提供道義和製度的合法性。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單極霸權，美政客們高呼曆史已經終結，到20世紀末社會主義將徹底失敗。
曆史的反轉有時快的出人意料。短短幾十年，美國把搶來的“民主”玩壞了， 21世紀的世界新現實讓“美式民主敘事”漏洞百出。“燈塔國”的“人設”正在崩塌——美國國內，百年變局交織世紀疫情，政府失信、社會失序、政治失能，其精心構築的民主敘事無法為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國際上，不計後果的美式民主輸出成為“致命毒藥”，“顏色革命”在全世界引發造成嚴重後果，戰亂衝突人道災難，凡此種種讓不少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被美式民主的話語霸權“蒙騙”和“忽悠”。“西方之亂”凸顯西方“知識權力”難以為其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美式民主代表的製度體係固有的沉屙舊病和底層邏輯逐漸顯露。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失業高企、天量債務黑洞、貧富分化加劇、階層對立激化……有人說，美西方經曆著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和烈度的危機，正在觸及其治理能力和增長的“百年邊界”。
美西方一些國家麵臨政黨失德、社會失序、政府失能的治理困境，根源在於製度出了問題。政治極化、黨爭激化、選舉冷漠，人民在權益最需要保護的時候找不到政府在哪裏……這幾乎成為今日美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病態，且在一些複製這類製度體係的國家也不斷表現，這些國家誤將崇尚對抗對立的“美式票選民主”視為民主政治的精髓予以複製，導致國家治理窘境。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西方在全球極力推崇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資本的自由，資源、人力、政治權力皆可聽命於資本調遣，自由放任的結果是金融危機頻發和貧富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去管製化、去國家化，其理論基點在於“政府是必要的惡”的假設，最終導致國家能力的弱化，讓資本成為主導一切的權力。這種思潮對於謀求自主發展的國家而言是致命的。美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強推“華盛頓共識”，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為其資本自由進出大開方便之門。
當下西方社會，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衝突激烈，人的社會“原子化”惡果頻現，不管是應對危機還是社會發展都難以形成合力，“共識危機”頻發。
長期以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複興，幾乎唯一的選擇便是西方模式。然而，實踐證明，西方模式並不具備普世性，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而陷入經濟停滯、社會矛盾叢生、政局動蕩的“怪圈”。
美國對中國發起意識形態“圍剿”，目的就是通過捍衛所謂的“民主價值”，激活冷戰記憶並把中國拉入“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對立敘事框架，以形成“中國即是蘇聯”的思維定式，打造美國所希望的“意識形態統一戰線”。美國《國家利益》就曾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在對華冷戰中的目標必須與在對蘇聯冷戰中的目標一樣”。
從近的說，換個直接的方式，美軍將另一國民選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強行擄到美國，並宣稱將在紐約對其進行司法審判。這起事件更暴露出美國霸權主義“強權即公理”的赤裸本質。
這正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核心邏輯。從巴拿馬諾列加到伊拉克薩達姆，再到今日的馬杜羅；從“銀河號”到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從中國戰機被撞毀，再到斯裏蘭卡公海上銷毀貨物；美國始終以“霸權主義”自居，將國際法視為束縛強權的工具而非共同遵守的準則。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絕非偶然。作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國家，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對中國和美國都具有很強的戰略價值。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通過扶持反對派搞顏色革命“效率太低”，不如直接抓捕領導人來得快捷。這暴露了美國對拉美資源的貪婪本質——將南美視為“後花園”，通過武力控製實現資源掠奪，並籍此敲山震虎、殺雞駭猴。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行動標誌著門羅主義的絕對回歸。當俄羅斯武器、伊朗油輪和中國投資進入拉美時，美國感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通過永久扣留中國石油運輸貨輪、抓捕馬杜羅，美國試圖向全世界傳遞一個危險信號：在西半球，美國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想抓誰就抓誰。這種“立規矩”的企圖，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闡述得淋漓盡致。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yongbing1993 (2026-01-22 05:47:55) 評論 (3)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美國何時離開過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特朗普國安戰略引發美國輿論分裂，退回到“叢林法則”心態》？美國何時離開過叢林法則弱肉強食？何談退《回到“叢林法則”心態》？隻是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民主和自由占主導地位之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拿來的共產黨運動的《民主和自由人權》加於改良後成為資本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人權》了，然後口頭上說的和行動是相反的，就成了改造認知、欺世盜名、爭奪人心的能力了。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終有一天被剝去。《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從上屆美國總統拜登說起：一年多以前，美國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搞了所謂“民主峰會”首秀，應邀的國家有的降低出席級別，有的幹脆放了鴿子，出席的國家裏除了鐵杆盟友還在努力陪演，多半不願被美國當槍使，或公開唱反調，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張羅半天連份正式聲明都沒能發布，一場精心導演的“武林盟主大會”最後成了大型“翻車現場”，令“燈塔國”很受傷。
要說，這樣的結局也不令人意外。從國會山的“美麗風景線”，到阿富汗撤軍“大潰敗”，從新冠疫情病亡人數冠絕全球，到眾議長“難產”鬧劇連演四天，美式民主亂象叢生令人大跌眼鏡，製度規則早已淪為“富人遊戲”，“民有、民治、民享”更是名存實亡；政治極化，黨爭惡鬥，國家治理陷入“否決政治”的陷阱；種族歧視壓迫弗洛伊德們“無法呼吸”……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自己的民主病入膏肓，又有何資格對別人指手畫腳號令天下？
回頭想，美國張口“民主”，閉口“人權”，為什麽這些“政治標簽”對美國如此重要？美國霸權體係建立在軍事科技壟斷優勢之上，如果時間回撥幾百年，國際體係尚處於弱肉強食的殖民時代，船堅炮利足以維持霸權而無須多費口舌，但是現代文明之下，全球化時代各國融為一體，主權平等、公平正義等原則深入人心，凡事師出無名必會麵臨國際社會巨大壓力，這就需要為“霸王鐵拳”戴上“天鵝絨手套”，獲得道義合法性，這正是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卻要頂著民主自由人權旗號的原因。
美國通過改造認知、欺世盜名、爭奪人心的能力還是很強的。20世紀上半葉，美西方曾遭遇過一次全球性的“民主敘事危機”。當時麵對社會主義運動狂飆猛進，美國所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逐漸失去人心，但是美西方資本精英通過對民主“元概念”的係統改造，最終反守為攻把“美式民主”與民主畫上了等號，壟斷了民主的定義權和話語權。
了解曆史上美國如何通過“認知戰”將民主這一原本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的旗幟變為打壓意識形態對手的利器，有助於更深刻地看清美國當下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侵略性及其深層的製度焦慮。
這要從工業革命說起。工業革命帶來社會大生產，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為社會主義革命壯大了階級基礎。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興起，民主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麵旗幟。及至二戰前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主義運動迎來高潮，繼蘇聯之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人民主權的民主理想在多個國家成為服務多數人民的政治現實。當時，世界範圍包括歐美內部都出現了對資本主義製度弊端的反省和批判思潮，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文明的對立麵被社會主義學說推到審判席。
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後，資本主義製度內在矛盾充分暴露，美西方重重危機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就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逐漸占據了道義製高點。
人們可能還記得，當時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時其國名都帶有“民主”二字。連西方自由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哈耶克的精神導師米塞斯也宣稱，“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
隨著無法抗拒的民主潮流逐漸與社會主義運動交匯，民主漸漸成了社會主義的“同義詞”。美西方資本精英階層開始意識到，在一個普遍信仰人民民主的時代，反對民主不如引導和界定民主，與其把民主推向社會主義，不如確立“民主”與現行資本主義製度不可替代的關係。
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爭奪對民主解釋的話語權，美西方政治精英感到必須從基礎政治理論上實現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於是他們啟動了民主話語的“置換工程”，企圖重置世界對民主“元概念”認知，為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名”。
這場關於改造民主的“認知戰”離不開美國“學術和傳媒共同”的加持。迫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思潮帶來的全球壓力，美國在加速推進全民普選的同時，政府聯合學界展開了浩大的民主話語改造工程，其策略是通過學理建構和輿論戰將社會主義製度置於民主價值對立麵，將民主實踐和定義終結於競爭性選舉政治。
美國社會科學界在政府介入下開展課題研究，核心任務是建構一個規範性民主定義，使民主從“初始概念”上既遠離蘇聯人民民主模式，也遠離歐洲的社會民主模式，實現民主“去社會主義化”。
最終，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和多元“利益集團”理論完美吻合了美國的政治製度現實，被美國政府確立為所有學者進行民主研究的“正統”和“公理”，並以此為“元學說”建構起完整的民主研究範式，動用國家機器向世界推而廣之，美國政府以及各類基金會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
為了把美式民主的“競爭選舉”“多黨輪替”“三權鼎立”等特征轉化為民主的“普世”標準，此“偷梁換柱”的工程從三個方麵入手。
一是以“美式民主”實踐為模板“量體裁衣”，從底層概念定義上排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平等及政府對人民回應性等元素，核心意識形態功能是“區分敵我”，把美國及其盟友劃入“民主國家”，把對立陣營國家劃為“非民主或集權國家”。
二是運用當時先進的行為學、心理學成果論證“人民難以形成共同意誌”，為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外衣。
三是構建學術範式，“競爭選舉民主”被確立為官方話語之後，政府通過資金扶持構建學術研究體係，任何“走偏”的研究成果不會被發表，學術同盟之外的學者會受到打壓。
經過冷戰時期兩代人煞費苦心的經營，美國終於讓民主與“美式民主”畫上等號，將這麵社會主義旗幟據為己有，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成為“置換工程”登峰造極之作，民主威權二元對立敘事由此展開：凡是學習模仿美式民主的過程，就是“民主化”，堅持探索自己政治發展道路的，往往被列為違背“民主”潮流的“非民主”國家，民主自此成了美國自我製度標榜和幹涉打壓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利器。
當然，美國運用這套標尺是有選擇的，對他們百依百順的國家、跟著他們跑的國家，他們可以對其政治狀況不聞不問，而對那些不聽命、不順從他們的國家，他們就要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進而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
美國民主話語“逆襲”是個長期的係統工程，其成功除了全球美蘇力量對比變化的客觀因素，還得益於美意識形態戰的“舉國體製”。美國擁有政府左右協調、社會上下聯動的“思想戰”機器，其機構設置之精細，流程設計之完善，宣傳策略之高效、相互協同之嫻熟，為其構建話語霸權提供了強大行動力。
民主話語霸權的建構，正是美國“重構認知”的典型案例，包含了從“偷換概念”“學術包裝”到“媒體傳播”“價值輸出”直至“思想占領”“文化收編”等全過程，軟硬兼施、潛移默化、久久為功，其精細和耐心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往往是在幾十年之後被影響者才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一切都在“民主”“和平”旗號的掩護下發生了顛覆性的演變。
2011年10月9日，美國左翼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在自由廣場發表了支持“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打破民主與資本主義聯姻的幻象，揭示“選舉民主”背後的反民主動機，重新確立民主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可分割的聯係。
實際上，這種聯係正在確立，並引發了美“民主敘事”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的深層製度焦慮由此由來。
“西方中心論”主導世界近五百年，美西方利用其軍事財富知識科技等壟斷地位不斷深化“資本專製的體係”，同時通過學術媒體層麵的知識創造和話語引領為其提供道義和製度的合法性。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單極霸權，美政客們高呼曆史已經終結，到20世紀末社會主義將徹底失敗。
曆史的反轉有時快的出人意料。短短幾十年，美國把搶來的“民主”玩壞了， 21世紀的世界新現實讓“美式民主敘事”漏洞百出。“燈塔國”的“人設”正在崩塌——美國國內，百年變局交織世紀疫情，政府失信、社會失序、政治失能，其精心構築的民主敘事無法為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國際上，不計後果的美式民主輸出成為“致命毒藥”，“顏色革命”在全世界引發造成嚴重後果，戰亂衝突人道災難，凡此種種讓不少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被美式民主的話語霸權“蒙騙”和“忽悠”。“西方之亂”凸顯西方“知識權力”難以為其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美式民主代表的製度體係固有的沉屙舊病和底層邏輯逐漸顯露。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失業高企、天量債務黑洞、貧富分化加劇、階層對立激化……有人說，美西方經曆著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和烈度的危機，正在觸及其治理能力和增長的“百年邊界”。
美西方一些國家麵臨政黨失德、社會失序、政府失能的治理困境，根源在於製度出了問題。政治極化、黨爭激化、選舉冷漠，人民在權益最需要保護的時候找不到政府在哪裏……這幾乎成為今日美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病態，且在一些複製這類製度體係的國家也不斷表現，這些國家誤將崇尚對抗對立的“美式票選民主”視為民主政治的精髓予以複製，導致國家治理窘境。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西方在全球極力推崇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資本的自由，資源、人力、政治權力皆可聽命於資本調遣，自由放任的結果是金融危機頻發和貧富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去管製化、去國家化，其理論基點在於“政府是必要的惡”的假設，最終導致國家能力的弱化，讓資本成為主導一切的權力。這種思潮對於謀求自主發展的國家而言是致命的。美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強推“華盛頓共識”，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為其資本自由進出大開方便之門。
當下西方社會，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衝突激烈，人的社會“原子化”惡果頻現，不管是應對危機還是社會發展都難以形成合力，“共識危機”頻發。
長期以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複興，幾乎唯一的選擇便是西方模式。然而，實踐證明，西方模式並不具備普世性，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而陷入經濟停滯、社會矛盾叢生、政局動蕩的“怪圈”。
美國對中國發起意識形態“圍剿”，目的就是通過捍衛所謂的“民主價值”，激活冷戰記憶並把中國拉入“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對立敘事框架，以形成“中國即是蘇聯”的思維定式，打造美國所希望的“意識形態統一戰線”。美國《國家利益》就曾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在對華冷戰中的目標必須與在對蘇聯冷戰中的目標一樣”。
從近的說，換個直接的方式，美軍將另一國民選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強行擄到美國，並宣稱將在紐約對其進行司法審判。這起事件更暴露出美國霸權主義“強權即公理”的赤裸本質。
這正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核心邏輯。從巴拿馬諾列加到伊拉克薩達姆，再到今日的馬杜羅；從“銀河號”到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從中國戰機被撞毀，再到斯裏蘭卡公海上銷毀貨物；美國始終以“霸權主義”自居，將國際法視為束縛強權的工具而非共同遵守的準則。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絕非偶然。作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國家，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對中國和美國都具有很強的戰略價值。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通過扶持反對派搞顏色革命“效率太低”，不如直接抓捕領導人來得快捷。這暴露了美國對拉美資源的貪婪本質——將南美視為“後花園”，通過武力控製實現資源掠奪，並籍此敲山震虎、殺雞駭猴。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行動標誌著門羅主義的絕對回歸。當俄羅斯武器、伊朗油輪和中國投資進入拉美時，美國感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通過永久扣留中國石油運輸貨輪、抓捕馬杜羅，美國試圖向全世界傳遞一個危險信號：在西半球，美國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想抓誰就抓誰。這種“立規矩”的企圖，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闡述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