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出生於 Lüftelberg 的一個貴族家庭，青年時期加入耶穌會，在羅馬學院接受係統的神學與天文學教育。1618年，他從裏斯本啟航東渡，輾轉印度果阿，於1619年抵達澳門，1623年進入北京，由此開啟了他在中國長達四十餘年的傳奇人生。
明末清初，湯若望因精通天文曆法而受到朝廷的器重，1630年被薦入欽天監，主持曆法改革，並完成《崇禎曆書》。改朝換代之後，他被任命為清朝第一任欽天監監正，主持編纂並頒布《時憲曆》，深得順治皇帝與孝莊皇後的信任，官至正一品，成為極少數進入清廷核心的西方宣教士。他不僅是科學家和傳教士，更是中西知識體係得以對話的重要橋梁。然而，時代的動蕩也將湯若望推向人生的最低穀。康熙初年，鼇拜輔政，朝廷內部對西方宣教士的疑忌日益加深。欽天監官員楊光先看準鼇拜對宣教士的不滿，借機發難，對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展開全麵攻擊。他指控《時憲曆》公然使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乃是“暗竊正朔、以尊西洋”，有僭越王朝正統之嫌；又指稱湯若望將大清曆書僅編至二百年，暗示清朝國運短促，居心叵測。
楊光先進一步羅織罪名，指控西方宣教士“以修曆為名，陰行邪教”，窺探朝廷機密，甚至“屯兵澳門，接渡海上往來”，圖謀顛覆清朝政權。在這一係列政治與意識形態交織的指控之下，清廷會審此案，最終判決湯若望淩遲處死，其餘涉案宣教士分別被斬首或流放，支持新曆的中國官員亦遭牽連。
判決之後不久，北京發生強烈地震，京師震動，人心惶惶，被視為“天象示警、獄訟不公”。康熙帝的祖母孝莊皇太後出麵幹預，此案最終改判，湯若望與其餘宣教士得以免死。然而，支持新曆的五名中國官員（均為天主教徒）仍被處決，一些信教官員被革職，新法曆算亦一度中止。
經曆這場沉重打擊後，湯若望身心俱疲。1666年8月，他在獄中病逝，結束了自己跨越歐亞、充滿榮譽與磨難的一生。1669年，康熙親政，為湯若望徹底平反，並親率文武百官參加其葬禮，使這位幾乎死於政治風暴中心的西方學者和宣教士，終於在曆史中恢複了他應有的地位。
湯若望被安葬在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二裏溝“滕公柵欄”一帶，那裏原為明清時期耶穌會宣教士的公共墓地，現屬北京市委黨校。曆經數百年變遷，墓地仍保留重要遺跡：在原公墓西側，現存三塊墓碑，正中的是利瑪竇，左右兩側分別為湯若望與南懷仁。三位上帝的仆人並列安葬在遠離故土的中國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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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湯若望的故鄉 Lüftelberg，人們並未忘記這位走向世界的先人。村中如今矗立著一尊湯若望的雕像：他身著耶穌會士長袍，頭戴中國式官帽，手持天文儀器，神情專注而謙和，仿佛仍在凝望星空與人間。雕像靜靜佇立在樹影與石徑之間，將一位17世紀學者的身影，牢牢安放在小村的日常生活之中。
從德國 Lüftelberg 的清風丘陵，到北京二裏溝的靜默墓地，湯若望的一生跨越了歐亞大陸。他以學識為橋梁，以信仰為內核，在中國傳播科學與信仰，贏得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尊重與信任。他和他的宣教士同伴們跨越了文明與疆界，最終將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更是獻給了他們所愛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