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蔣雨融的演講，也正值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哈佛采取一係列“製裁”、包括禁招國際生事件爆發時。而哈佛大學的精英主義、左傾進步、多元化國際化等，也正在這時遭到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國右翼草根的猛烈攻擊。而這部分反對哈佛的美國人對哈佛的攻擊內容，同樣包括斥責哈佛“虛偽”、“不接地氣”，以及批評哈佛的女權和少數族裔包容政策。
幾乎同一時間，或者準確說是當今共同的國際人文氣候下，哈佛大學及其學生遭到許多美國人和中國人的猛烈攻擊，並不是偶然的。這反映了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以及各國各群體之間，尤其草根與精英之間，嚴重的撕裂、仇恨、對立。
換做以前，筆者可能隻是將之作為狹隘的民粹主義、國際對立下撕裂的案例，加以批評性評判。但筆者結合自身許多經曆，又做些不同角度、自我代入多種迥異身份，加以共情和再思考，就得出一些新的感知和看法。尤其是，對於那些謾罵蔣雨融、批判哈佛的美中民眾們，有了更多“同情之理解”。
蔣雨融的演講，是有道理的、符合進步潮流的，感情也八成是真摯的。但問題是，她所講的這些，乃至她的學業研究和工作，並不能顯著、及時、有效的惠及於中國平民大眾。即便她和與她相似的人真的做了一些實事，也是杯水車薪、遠水不解近渴的，更是無法彌合她及精英們與普羅大眾階級差別、身份地位和物質所得的巨大差距的。
對於每天忙碌討生活、麵對巨大生存壓力、手停則口停（不勞動就沒錢沒飯吃）、時常遭遇不公和欺淩的中下層百姓，以及階層固化下充滿無力感、在底層絕望的“混日子”的人，在哈佛講台上“高高在上”、與他們幾乎是兩個世界的人的蔣雨融，她的演講聽起來越美好，越讓這些草根大眾感到刺痛。草根大眾發覺蔣的這些美妙言論與他們接觸現實的嚴重不符、落差極大，各種關懷並不真的到位，於是視之為虛偽、做作，進而憤怒和謾罵。
草根大眾與蔣雨融和其他精英生活的階層圈子，隻有出賣勞動力和服務的交易，而沒有基於善意和平等的交集，反而充滿有形無形的隔膜，也沒有從哈佛和蔣雨融那裏得到直接的實惠。蔣雨融演講中描述的那些和諧圓滿故事、萬裏之外別人的喜怒哀樂，離自己太遙遠，身處貧乏與醜陋的環境中充滿痛苦，對精英者編織的那種美好世界，自然不信任和嘲弄的。草根大眾、平民百姓早已被生活壓力和日常痛苦折磨的身心俱疲，也無心無力去思考那些更複雜的道理和情感，但卻直觀感受到社會不公、與精英的階級分野。
蔣雨融和其他名校精英們，大多數並不是壞人，乃至很多是人品和行為良好的好人，並做過一些公益性的善事。但蔣雨融們的“好”和“善”，都是相當有限的，是建立在本就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差距前提上的，再善良親和也與大眾有著難以破除的隔膜。而且即便蔣雨融和其他精英做過一些善事、關心到一部分群體，但就草根個體而言，總有一些人沒有得到關心幫助，看到他者被關心在意，自己被忽視，怨憤更甚。雖然蔣雨融們能力有限，本就難以麵麵俱到幫助弱者、拯救世界，可草根們的怨憤也並非無端而生。許多不平等，都不是上流階層做點善事就可彌補的。
更何況，無論哈佛還是其他中外名校，還有大量虛偽的、“精致利己主義”的精英。他們看起來光鮮亮麗、談吐優雅，講起大道理頭頭是道，但實則自私自利、漠視人民、充滿優越感。許多精英從事公益NGO、人權事業，但也隻是作為一份普通職業例行公事、為履曆“鍍金”，作為獲益手段、晉升階梯，而並無真正關懷弱勢之心，也沒做多少實事難事。這樣的精英名流，筆者個人就遇到過若幹名。而筆者相信，其他許多平民和弱勢群體，也必然接觸過許多類似的精英，也有更多直觀的刺痛感受。
這些真實而普遍、卻又被主流媒體和精英主導的社會所忽視的現實，正是草根大眾對精英怨憤的重要原因。許多人對美好而得體演講的蔣雨融“無來由”的攻擊，實則有著深刻的現實根源和階級動機。
而近幾年中國經濟下行、貧富差距拉大、改革停滯，“內卷（激烈殘酷而無意義甚至負價值的相互競爭）”愈演愈烈。每個人都為自身利益不惜損害他人利益，每個單位和集體為自身團體訴求不惜從公共利益那裏“挖牆腳”和自保。這就意味著人與人的衝突大於合作、矛盾大於團結、怨恨大於友愛，結果必然是社會撕裂、人際對立、相互不信任和仇視。
蔣雨融的演講雖然正是在宣揚彌合分歧、增強人與人的理解、促進社會包容，可演講內容與現實存在極大落差，蔣雨融及各路精英似乎也並沒有有力的去改變不公正的社會、解決草根大眾尤其弱勢群體急迫要解決的問題，而是空話、套話，還像假話。各國尤其中國草根聽過了太多精英的謊言，美好的畫餅、口惠而實不至的許諾，條件反射的厭惡這些。況且蔣雨融並非底層出身，她雖然講了一些弱勢群體的苦難和訴求，卻未必真切的“說到點子上”，並不能設身處地理解底層的絕望感，難免令人覺得虛偽做作。
而且，對於已經撕裂對立的中國社會各群體與個體，已經沉浸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互害心態和惡性循環中，對於旁觀者、既得利益者“站著說話不腰疼”式的勸導人與人相互理解、團結的說辭，同樣條件反射的反感。
由於中國缺乏通暢的公民發聲渠道、公共議題溝通方式，許多不滿無法表達、問題不能解決，積鬱的怨憤越來越多，並容易以非正常形式爆發。而蔣雨融的演講內容、個人身份背景（包括真實的和謠傳的），正符合草根厭惡的對象特點。於是，不滿現實的人們把蔣雨融當成靶子，借機發泄他們對精英的厭惡，以及更廣泛議題上的不滿和憤恨。
所以，蔣雨融演講引發草根為主的中國大眾反感和反彈，看似莫名其妙、無理取鬧，實則是情理之中、情有可原的。
而美國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雖然美國是民主社會，有更多組團結社、表達不公、追求平權的條件，但不同國民的貧富差距、價值觀差異、族裔和經曆的差別，也都在撕裂美國，造成許多矛盾。關於美國撕裂問題，筆者已在《美國草根精英撕裂下的哈佛風波》等多篇文章中加以敘述評論，在此不再展開。總之，美國草根也厭惡哈佛及各路精英，也同樣源於身份隔閡、階級矛盾、精英的虛偽、諸多社會不公，以及草根的痛苦、絕望、被排斥。
而國際上，生活在貧乏而不安定環境中的草根庶民，在野心家鼓動引導下，促成右翼民粹浪潮和極右排外主義的興盛，也讓各國各族群之間越來越多以鄰為壑、新仇舊恨爆發，曾經的“天下一家”團結互助已逐漸遠去。各國草根民粹既反國內精英，也主張對外強硬，同樣是經濟不景氣、社會不公正，醞釀的戾氣所刺激發生。
中美兩國的國內氣候，和全球範圍的國際氣候，都與蔣雨融所講的那些美好的東西相悖。雖然說，這樣背景下更需要蔣雨融那樣的演講，可若演講的美好與現實落差巨大，缺乏切實有效手段解決後現代社會各種弊端和不公平，哈佛及各路精英與各國草根的階級差距不能真實的彌合，精英對弱者有真實關懷但卻是選擇性的、一部分人被關心另一部分人被忽視，那麽草根、被忽視被踐踏者的怨憤必定滋生和強化，並傳染給更多人，讓世界的動蕩加劇。
著名思想家魯迅先生就說“人與人的悲歡並不相通”，不同身份、立場、觀念、利益訴求的人群與個體，有著根深蒂固的隔閡與對立。現代的全球化和開放社會，試圖營造不分身份、大家一家人的共同體。雖然這曾有一定表麵成效，可幻象多於真實，且是脆弱的。近幾年的世界正更加赤裸裸展現人性之惡和社會結構性不公，以及它的惡果。
對於這樣的現實，筆者曾經同蔣雨融一樣試圖以動人言辭和精巧構思加以改良、促成有益的變化。可耳聞目睹與親曆許多虛偽矯飾、選擇性的同情、真善美和邏輯被玩弄扭曲，如今的筆者已沒有曾經的信心，而多了更多悲觀的感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