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策反右，江渭清巧言妙頂

一、

50-60年代，華東地區的幾個省委第一書記在全國一直比較活躍，江渭清是知名度較高的一個。對於省一級「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澤東的「領導學」中始終占據中心地位。毛依據對幹部個人曆史和政治忠誠的觀察和了解，特別是他本人與幹部接觸的經曆，來決定他對幹部的取舍和任用。由於華東地區在全國處於最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對於華東地區大員的任用，相比於其它地區顯得更為重視。

毛澤東與華東地區的幾位省委第一書記早在紅軍時期均已相識，與主政浙江的江華等相比，江渭清雖與毛澤東淵源較淺，但是江與毛的老部下譚震林關係密切。譚震林與毛澤東有極深的曆史淵源，數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譚震林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日常工作，是華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江渭清作為譚震林的部屬，也相應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蘇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蘇第一號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黨內除了發生「高饒事件」外，總的情況相對平靜，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澤東等以各種文件、電報、批示具體指導地方工作，地方則以相應的文件、電報向北京請示、匯報。中央領導人還通過對各地方的視察，對地方工作加以監督和檢查。

毛澤東一向偏愛華東，50-60年代幾乎每年都來江浙。在毛澤東視察江蘇期間，江渭清與毛接觸頻繁，得到毛的賞識。江渭清主政江蘇，一向以穩健為原則，然而做事謹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卻差一點栽了下來。

1957年7月上旬，毛澤東不辭酷暑，來到以「火爐」聞名的南京，親自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書記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雷霆震怒，對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內部抓右派大發怒火，據江渭清回憶[1]：

毛主席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裏頭，有沒有右派？為什麽不反？」我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沒料到我會這樣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當事人身分的這段描述，將毛澤東當年的神態生動地呈現在今天的世人麵前，這是迄今為止，極少的近距離反映毛澤東在反右期間行為的珍貴文字。

毛澤東為何以「一黨之尊」和「一國之尊」的身分，直接幹預一個省委內部的反右派運動？毛判斷江蘇省委常委內部有右派的依據是什麽？江渭清在他的回憶中均無交代，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地方幹部給毛「打小報告」的線索。毛澤東的判斷究竟是源於某種理論推論，還是起於一時的興之所至，從江蘇的事例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澤東赴南方推動反右運動之際，北京已開始大抓黨內右派，但是在中央與國家機關的黨內正副、部級的實職高幹中，尚沒有大抓右派。這或許使毛澤東有所不滿，希望從地方領導幹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證實自己「黨內外右派配合向黨進攻」的論斷。然而，江渭清的圓熟幫助他避開了毛澤東的進攻。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澤東的：

「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我這麽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帶著雅謔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上述的一問一答，頗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毛澤東的精神麵貌。經常有意無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澤東，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納諫的「雅量」，但是，關鍵要看是誰進諫、進諫的態度和涉及的問題。江渭清態度恭敬，雖有口角頂撞，然而其私心隻是為了保護部屬，毛對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絕非蓄意抗上，也就順水推舟，不再當場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並不表明他可容忍對自己權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開了全麵部署反右派的青島會議後，毛澤東派出了反右欽差大臣彭真和康生[2]，分別坐鎮南京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康生指導江蘇反右運動一事，在《江渭清回憶錄》中被略去）。

彭真與康生各自負有不同的任務，彭真的使命是督導在江蘇省委內部抓右派，康生則是負責在江蘇文藝界抓右派，對於這兩位直接由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大員，江渭清的反應也相應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後地位上升，其實際權責近似黨的副總書記。彭真在來寧前，毛澤東曾當麵交代說：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個別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並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極為聰明，他請求彭真在江蘇省委常委會上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彭真當著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說，隻是含混問道：「江蘇為什麽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麵對彭真的指問，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江蘇省委內部的反右運動，最後以批評幾個廳級領導幹部的「右傾」而最終「過關」。在反右運動中，江蘇省委常委和各地巿縣主要領導中沒有抓一個右派，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護，這也說明，即使在黨內高壓氣氛濃厚的年月裏，省一級地方領導人在執行北京政策的過程中，仍有一定的彈性活動空間。對這個活動空間寬嚴尺度的掌握，往往取決於「第一把手」的個人意願和態度。與江蘇情況形成對照的是，由江華任第一書記的浙江省，把省長沙文漢和其妻陳修良（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雙雙打成右派；由曾希聖任第一書記的安徽省，把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江渭清當年所要保護的僅是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和一般幹部則不屬這個範圍。康生坐鎮蘇州查辦右派所獲的「戰果」是「揪出」了一個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團」。「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蘇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發組成的文學社團，僅存在18天。據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回憶，當時江蘇省委曾召開常委會專門研究對這批人的處理問題，盡管所有的常委「沒有一個不想保他們的」，省委宣傳部長俞名璜甚至「說著說著，眼淚汪汪」，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保得住」[3]，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憶錄》稱，江蘇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國右派總數的2.4%，屬於全國打右派比較低的，若從江蘇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後，江渭清對此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為此「一直內疚在心」。

（江天隨筆：江渭清的回憶錄不僅提供了一手史料，更折射出中國50-60年代複雜的政治生態。在毛澤東的權力邏輯中，他既要依賴地方大員，又要時刻警惕他們的獨立性。故 北京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並非單向控製，而是一種微妙博弈。江以機敏圓熟保護了江蘇的黨內幹部，展現了地方官員在高壓政治中的有限彈性。但可想而知， 更有許多地方大員把這種彈性當成為邀功請賞的籌碼，他們不惜出賣良知，主動迎合極端或血腥政策，甚至往往比中央更激進，用把別人推入深淵來換取毛的信任與權力。相比之下，江渭清對部屬的維護和遲疑的“抗命”，在冷酷的政治場就多了幾分人性的溫度。但這種“餘地”並不適於知識分子與普通幹部，他們仍然是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開啟了對地方工作直接幹預的閘門，毛的幹預的無序性和強製性，逐漸成為北京與地方關係中的顯著特征，使得地方領導人對北京的依賴進一步加強，地方領導人與北京的關係更趨複雜。

毛澤東對江蘇的又一次直接幹預發生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這一次毛看準了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劉順元，認定他是一個「老右傾」。（未完待續）

（節選於高華教授所著：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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