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頭,哥大的反戰示威和肯特州大的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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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頭,哥大的反戰示威和肯特州大的槍聲

連日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爆發了同情加沙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過激軍事行動的大規模抗議和靜坐示威。校方認為抗議的方式和持續時間已經影響到學校的正常運作,於是校長Minouche Shafik請求NYPD於4月18日進校清場,逮捕了一百多人。

 

目前學校抗議的聲浪並未平息,大量校內活動取消,周圍的常春藤院校如耶魯、哈佛等學校的學生,也在籌劃抗議。近日來,這件事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市和哥大學生家長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關於其是非曲直,不同人立場不同,看法大相徑庭。

 

說實話,比起“風起雲湧”的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現在的美國相當平和、波瀾不驚。就哥倫比亞大學來說,整整56年前的1968年4月,也發生過可以類比的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因為抗議修建體育館導致的種族不平等和反對越南戰爭。學生占領了圖書館和幾幢建築,提出了多項條件。在一周談判未果,學校正常活動無法進行的情況下,NYPD進入學校學校,逮捕了700多名學生,導致100多人受傷。那次事件的規模和激進程度,比現在這一次要大得多。

 

我曾經與幾位美國人聊那個時代,當時他們都正年輕。說起那個年代,他們眼睛直放光。在他們的形容詞中,crazy, exciting, 和 amazing等詞是用得最多的。為什麽crazy?那是因為那時候是席卷全國的十萬、百萬人的各種抗議,總統、國務卿和民權運動領袖都在那些年被刺殺,國民警衛隊進入校園開槍打死學生,等等。至於說exciting, 和 amazing,各人的角度就不同了。而我本人最為感慨的是,美國那時盡管社會各種矛盾此起彼伏,不是一般的“亂”,但在其製度框架中,依然有足夠的空間讓人表達訴求。與此同時,美國的科學技術依然保持世界上遙遙領先的狀態。載人登月、個人計算機、激光器,以及大量航空航天、高能物理、生物技術方麵的開創性成果,也是美國在這個動蕩的時代奉獻給世界的。

然而,在那個時代,雖然美國的民主、法製框架成功地應付了絕大都數抗議示威帶來的考驗,卻也有嚴重失靈的局部事件。其中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到學校驅散示威學生時,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造成4死9傷的慘案,至今依然被人們提及。雖然這不是唯一一次抗議學生被執法人員殺害的事件,卻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我們來說說它 ——

-背景-

1968年美國大選中,尼克鬆當選為總統。他在競選中承諾盡快結束越南戰爭。然而在他上台不久的1969年,卻將戰火擴大到了柬埔寨境內。此舉被許多人看作是對選民的欺騙和愚弄,於是引發了席卷全國各地的抗議浪潮。抗議最為激烈的一群,當然是大學生。先是1969年5月9-10日,十萬多學生在首都華盛頓“非法割據”白宮前的廣場。然後便是大學校園裏的持續不斷罷課浪潮,數百所高校無人上課,出現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發性全國學生總罷課。有的學校雖然沒有罷課,但各種抗議和集會如火如荼。

-肯特州立大學-

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坐落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的大學城Kent,緊靠著Akron,離Cleveland也不遠。傳統上此地是美國的藍領工業區。肯特州大在幾十年前基本上是一個地方性學院,當地學生占85%。現在情況已經有了比較大的變化,雖然排名不是很靠前,在美國大學中排第200左右,但也是一所國際性的綜合大學,在校生有4萬2千人,包括約600名來自中國的學生。

-事件前奏-

肯特州大一向十分安靜,然而受當時氣氛的影響,也是暗流湧動。1970年5月1日星期五晚,Downtown照例聚集了成百的學生,他在那裏飲酒開party。與往常不同的是,有人樹起了反戰標語,還有一些人在街上聚集喊口號。接著事情就過火了,有人沿途去砸那些被他們認作是“政治性目標”的商家,包括銀行、電氣公司等等。43家櫥窗被砸爛,一家珠寶行遭到搶劫。於是市長Leroy Satrom宣布肯特市進入緊急狀態,實行宵禁。警察們動用了催淚彈和電棍,將酒吧區鬧事的學生趕回校園。

1970年5月2日星期六,市長向州長James Rhodes提出請求,要求派國民警衛隊協助恢複肯特市與大學的秩序。羅茲州長當即授權國民警衛隊出動肯特市。國民警衛隊是州的武裝力量,不受美國國防部管轄。他們一般不參與維護安全秩序的工作,除非警察已經不足以應付。(另一個較近的例子是1991年的Rodney King事件,LA發生大騷亂,不得已數萬國民警衛隊士兵進入市區,平息事態。)

就在同一天,反戰學生晚上在校園公共草坪(Commons) 舉行集會。一些人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說。很快,言辭變成了行動,集會者遊行到宿舍區,加入了更多學生,變成2000多人的隊伍,他們浩浩蕩蕩,包圍了草坪西麵ROTC(後備軍官訓練隊)的房子。點火焚燒。消防隊員抵達現場後,示威者用石塊砸他們,而且他們還用砍刀把水龍軟管切斷。最終該建築被燒毀。

5月3日星期日,白天相對平靜,晚間850名國民警衛隊員試圖進入校園,但受到了學生的阻攔。經過一番努力,他們突破阻擋進入校園。他們住在校園內的體育館和足球場中。

-慘案-

1970年5月4日星期一,學校照常上課。中午學生要在公共草坪舉行一場集會。這是上周五在反戰集會時已經定好的。雖然學校禁止,但學生置之不理。上午11點,有學生開始在公共草坪的Victory Bell處聚集。鍾敲響後,人群達到了3000多人。一些學生是來看熱鬧的,他們其實搞不清什麽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跟越戰和國民警衛隊進入校園有什麽關係。

另一邊,在燒塌的ROTC樓廢墟上,上百名頭戴鋼盔手執M1步槍的國民警衛隊員向學生逼近。11點50分,他們對學生喊話:立即離開此地!這是命令,立即解散!

學生的回答是:"Pigs off campus". “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fxxxxxg war!”一些學生做出侮辱性的手勢,向吉普車扔石頭。軍警開始向人群發催淚彈射,有人撿起催淚彈向警衛隊員方向扔回去。這時軍警開始上刺刀,裝滿子彈,組成隊形向集會學生進逼。

這時候,73名軍警組成另一路,在Tayler Hall與Johnson Hall之間驅逐學生。可能是因為對地形不熟,走過一段以後,他們忽然發現自己被包圍了。前麵被兩排柵欄擋住,兩邊都有學生向他們扔石塊。軍警粗暴的驅散行動,讓許多學生非常憤怒。附近工地上的二百塊磚,都被學生扔過去了(但後來調查表明軍警隻有一人受輕傷。)

軍警隻能退卻,但緊張地不停回頭張望。大群學生追隨在軍警。12點25分,退到山頂的70多名警衛隊員中,有28人突然轉身開火,有人是對天或對地,也有人射向人群。槍聲持續13秒,共計發射60多發子彈。

 

13位學生躺在血泊裏,其中4人死亡,他們的生命,被永遠定格在19歲或20歲。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在4名遇難者中,Bill Schroeder(最左)和Sandy Scheuer(最右)並不是抗議活動的參加者,他們是在去上課的路上被流彈擊中的。

-槍響過後-

軍警居然向人群開槍,使得現場所有人驚呆了。隨行的軍官馬上發現不對頭,予以製止。學生們憤怒到極點,要跟國民警衛隊拚命。而軍警們子彈上膛,緊張地集結後退。在公共草坪,暴怒的人群與軍警緊張對峙,更大的慘案一觸即發。

就在這時候,地質學教授 Glenn Frank為首的幾位教職員工,站到了士兵與學生之間。他們先是請求國民警衛隊理智,不要再動手,由他們去勸說學生。接著他對學生說了下麵這番話 ——

 

I don't care whether you've never listened to anyone before in your lives. I am begging you right now. If you don't disperse right now, they're going to move in, and it can only be a slaughter. Would you please listen to me?

“我不管你們之前有沒有聽從過別人的勸說,我現在懇求你們,如果你們現在不馬上解散,他們就會推進。結果隻能是一場屠殺。請你們聽我的好嗎?”

在勸說了20分鍾之後,學生們終於離開了公共草坪。隨後軍警也離開了。Frank教授以他的勇敢和責任心,避免了更大的悲劇。我多年前看這一段時,是有Frank教授拿著話筒對學生說話的詳盡錄像的。現在一下子找不到了。但聽到已經不清晰的錄音,我依然很感動。向Frank教授致敬!

-調查結果-

事後,聯邦調查局(FBI)和“總統特別委員會”兩個機構,分別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獨立的調查。結論是這一事件是多方的誤判造成悲劇。首先應當對誤判負責的是州長James Rhodes。他當時正在角逐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他提出的口號是“Law and Order”。肯特大學的局勢,在他看來可以利用一下。槍擊前一天上午,他飛到肯特市,召集了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對學生的抗議活動說了許多負麵的話,造成了廣泛的誤解,更在國民警衛隊官兵中引起了對於學生的普遍敵意和恐懼,這是導致槍擊悲劇的最直接的原因。

沒有人下了開槍的命令,也查不出是誰開了第一槍。但開槍是完全自發的、並且是相互感染的突然行動。總統特別委員會的結論是:在當時情況下,槍擊 “不必要、無道理、且不可原諒。”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

在美國司法獨立的體製下,以上結論隻代表行政機構的看法。在此後長達8年多的時間裏,受害者對上至州長下至開槍士兵的槍擊案責任者,進行了一係列民事訴訟。1974年,聯邦檢察官也正式對開槍指揮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訴訟,但是法庭審理結果,未能認定開槍者犯有蓄意謀殺罪。

對於遇難和受傷的學生,俄亥俄州對每人賠償$675,000(約相對於今天的540萬美元。)

下麵這兩個長片子,是關於此事件的更詳盡的介紹 —

 

-全國性抗議浪潮-

美國主流媒體迅速報導了5月4日肯特大學的槍擊事件,大多數媒體對軍警持譴責立場。《時代》雜誌說:“射向肯特大學學生的那些子彈打傷了這個國家。”5月5日,“結束越南戰爭新動員委員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分別在華盛頓發表聲明,號召全國各地遊行示威,抗議軍人槍殺反戰學生。

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學生罷課抗議浪潮,就此揭幕。5月8日,美國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全國各地437所大學和學院因學生罷課而關閉。哀悼活動在全國2500所大學舉行。450所高等院校由於學生的抗議罷課或教職員的罷教而關閉。5月9日,7萬5千名示威群眾在華盛頓舉行反戰集會。一些國會議員也對肯大事件提出譴責,並且再度提出要求美軍撤出柬埔寨和限製總統作戰權力的法案,引發了激烈辯論。從5月至6月,300多萬美國人卷入了各種抗議活動。

-民意的對立-

雖然學生反戰抗議運動風起雲湧,也獲得主流媒體的支持,但是支持越戰的民意,卻仍然相當穩固。當初約翰遜總統介入越戰時,近65%的美國人支持戰爭。此後隨著戰爭持續和升級,支持率一路下降,至1969年達到低穀32%。然而在隨後的學生抗議示威中,支持戰爭的民意不降反升。學生上街鬧事,遭到市民反感。不少政客主張強硬對待激進示威。

肯特大學所在的地區當年十分保守,加上學生騷亂對地方秩序的破壞,居民們大多對反戰學生抱有濃厚的敵意。5月4日槍擊發生後,人們普遍同情軍人,認為死傷學生是咎由自取,甚至說應該多殺幾個才好。不僅一般人這麽想,就連一些受傷學生的父母也這麽想,他們為自己孩子的“胡鬧”感到恥辱。

受傷學生在醫院裏、在社區裏受了不少白眼。他們被看成敗類,看成是國家的敵人。更有甚者,受傷學生Jim Russell父親在一家百貨商店工作。當他兒子受傷的消息傳出以後,他很快就被老板借故炒了魷魚,就是因為兒子參加了抗議,而且中了槍。於是,不止一個學生徹底失望了,他們離開了家鄉,到更能讓他們自由呼吸的地方去生活。

-我的斷想-

曆史不是簡單重複的。今天的美國和世界都大不一樣了。造成這次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的原因其實也不單一。在這個撕裂的社會,事情又擴展到國際事物,更是很難有共識。學生的訴求,在短時間內恐怕是無法滿足的。去年十月當哈馬斯的恐怖襲擊發生後不久,哥大經濟係一位猶太教授指責新上任的校長Minouche Shafik反而對校內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給與默許,有支持恐怖主義之嫌。

 

然而,在上周她請NYPD入校園清場,又遭到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抗議者的指責。她內心的想法我們無從知道,但我知道她是出生於埃及的阿拉伯裔學者。她地位相當尷尬。她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走鋼絲、找平衡很不容易。祝她好運。

去年十月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無疑是罪惡的。然而,如果放到更宏觀的尺度,自從拉賓1995年被刺殺以來,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沒有出現積極的跡象,現在的情況隻是問題的一個大爆發。你把200多萬人,如鐵桶一般封在大約4 x 15 英裏的Gaza Strip裏麵,三十年如一日“圈養”,地區沒有產業,個體的生命毫無希望。基本的生存大多靠“聯合國人道援助”來維持。說實話,養狗都不能這麽養。這本身不就是產生仇恨和恐怖主義的土壤嗎?這個地方,也算是以色列的一個特殊部分,怎麽解決問題呢?你殺恐怖分子殺得完嗎?把加沙炸成廢墟問題就解決了嗎?從長遠來看,巴勒斯坦問題要解決好,還是需要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強硬是不夠的。

日前,讀大學一年級的女兒回家,問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我說最近常想到過去大學裏猶太老板的話。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認為以色列總是對的,成年以後感覺並不都是。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更明智,本可對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利,但他們沒有做。第二點,我說大學不僅是讀書的地方,更應該是產生思想、讓人思考的地方。好的大學,一些思想可能“超前”,但這有時正是其優秀之處。某些過激的觀點,恰可以平衡社會主流思潮的保守和僵化。未來回頭看,其實對世界的進步恐怕是有好處的。最後我說作為政治上的中間派,始終有一個看法 ——

年輕時候,如果沒有一點左派的熱忱,那是沒有良心;

中年以後,如果沒有一點右派的實際,那是沒有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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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博文:《在以色列的炮火聲中,我想到了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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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韻 發表評論於
回複 '思蘆' 的評論 :
謝謝鏈接。
李敖這廝的做派還真被我猜著了。
他對事件的變形的部分很有欺騙性。
唐宋韻 發表評論於
回複 '花似鹿蔥' 的評論 :
花姐好。您有兩全的辦法嗎?
思蘆 發表評論於
這裏有個分集鏈接,第一篇是
https://www.yhcw.net/MyBBS/xh/mes/22025.htm
花似鹿蔥 發表評論於
青年學生的熱血珍貴,但是很容易成為政治的炮灰。。。。
唐宋韻 發表評論於
回複 '思蘆' 的評論 :
謝謝介紹那本書。
70年代末裏根當選總統以及整個80年代美國的良性變化,反映美國向傳統價值觀的回歸。
90年代初犯罪率的飆升,以及後來的逐步下降,可能不是前麵周期的重複,而是另有機理。
如今的美國,與過去任何時期都不一樣。多少變化在表麵,多少在根基,耐人尋味。
唐宋韻 發表評論於
回複 '思蘆' 的評論 :
謝謝您讀文。那篇《李敖與美國槍殺學生》我在網上沒有找到。我猜想如果他評這件事情,恐怕也是用“美國也有”來洗地。這人的操行有問題。
思蘆 發表評論於
關於美國的6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麽會減少》說:美國60年代,鬧事者往往被視為是造反和不服從,或者是種族主義、貧困的受害者。無視公德的街頭塗鴉者被看作“藝術家”,竊賊是“階級戰士”,街道流氓成了“社區領袖”。許多非常聰明的人也受到激進思潮的誘惑。一流大學的畢業生製造炸彈,引爆軍隊和政府設施,或者在武裝搶劫中,駕車接應射殺警衛的凶手逃跑。幾個滿口馬克思華麗辭藻的心理變態犯人,把紐約的知識界糊弄得神魂顛倒,竟然組織遊說,請求釋放這些變態的罪犯。黑豹黨領袖埃爾德裏奇·克裏弗在回憶錄中鼓吹強奸白人婦女作為複仇的手段。《紐約時報》說:回憶錄“精彩和有揭示性的”;《國家》周刊說:“一本非凡的書……文筆優美”;《大西洋月刊》說:“這是一位睿智、騷動、熱情和優雅的男子。”法官和議員們也受到將犯罪合理性化風氣的影響,他們在將惡棍關進監牢這個問題上越來越畏首畏尾。執法力量疲軟、犯罪率飆升卻是事實。在美國,從1962年到1979年,犯罪嫌疑人被捕率從0.32下降到0.18,捕後判刑監禁率從0.32下降到0.14,犯罪嫌疑人被監禁率從0.10下降到0.02,下降至原來的1/5。

思蘆 發表評論於
看過一篇秋實的《李敖與美國槍殺學生》,寫的比較客觀。
唐宋韻 發表評論於
回複 'dong140' 的評論 :
謝謝您臨讀。
dong140 發表評論於
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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