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卻的曆史
——戰時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一)
1941年至1945年發生的太平洋戰爭，是日軍與盟軍之間的鋼鐵較量，殘酷異常；而於西南太平洋的一串島嶼，則是盟軍和日軍陸海軍競相爭奪和殊死較量的絞肉場。可是鮮有人知道，還有那麽一批中國抗日將士，作為日軍的戰俘，於盟軍與日軍在西南太平洋那片區域的洋麵與海島上鐵血較量的過程中，在那串島嶼中曾度過了近三年艱辛屈辱的歲月。他們就是被日軍從萬裏之遙的的中國強行運送到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 Island)的戰俘勞工，即一群在中原和華東各地戰場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不幸被俘的中國官兵。
那麽，他們是怎樣被送到遠離國土，位於西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顛島的？他們在那兒的命運又如何呢？
因各種原因，中國大陸方麵沒有這方麵的資料公布，無人知道上述史實。盡管學術界曾對抗日戰爭時期的赴日勞工包括戰俘勞工有過一些探討，也為此發表和出版了一些論著，但實際上無人涉及戰時南洋曾有過中國戰俘勞工這一問題。
新不列顛島是西南太平洋上現在的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一部分，一個方圓37800平方公裏，當時隻有大約20萬居民的島嶼。戰前，新不列顛島屬於國際聯盟委托澳大利亞管理的澳屬新幾內亞(The Territory of New Guinea)委任統治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該島就被日軍迅速攻占。由於戰略地理位置重要，僅在該島的主要城市亞包，那兒曾一度成為日軍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基地和陸軍指揮中心，集結有日本陸海軍達10萬人的兵力。要將一個人口不多、熱帶叢林覆蓋以及地形複雜的島嶼變成一個強大的軍事要塞，要大規模地修建軍事工事、機場、碼頭、倉庫等等，就需要大量的勞工。 這些勞工從何而來？實際上，日本早就製定有計劃，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本土勞力大批輸往前線時，所缺生產勞力以輸入華北強製勞工來補充。[1] 而在西南太平洋戰線，所缺的勞工，就從他們在東南亞的占領地和中國擄掠的勞工，包括戰俘勞工來補充。本文所提到的這批被俘中國官兵，就是這樣作為戰俘勞工，被日軍從萬裏之遙的中國戰場，強行押解到新不列顛島來服苦役。 
新不列顛島的位置。
通過搜尋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保存的相關檔案文獻以及對當年的中國戰俘幸存者及知情者的口述訪談，我們得知，太平洋戰爭期間，在西南太平洋新不列顛島濃蔭蔽日的熱帶叢林中，曾經有過1500多名被日軍俘獲的中國抗日將士，與來自其他國家的盟軍戰俘一起，被日軍強製服苦役，為日軍在該地的防禦修築大量的工事和軍事設施。這些中國戰俘勞工，都是被侵華的日本軍隊在1942年底從南京的中國戰俘集中營(即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以及從同年浙贛會戰中俘獲而被關押在滬、杭等地的國軍抗日官兵中，集體提選出來的。他們被從南京和杭州運往上海集中，由那裏上船，飄洋過海，經過地獄般的航行，最後被送到萬裏之遙由日軍占領的新不列顛島首府亞包(Rabaul)。[2]從1943年1月抵達這個孤島，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後被盟軍解救，這1500多位中國戰俘經過兩年多日軍殘酷的虐待和熱帶叢林疾病的折磨煎熬，有700多人慘死在這萬裏之遙的茫茫熱帶叢林之中。直到1947年，那些幸存的700多名中國抗日官兵，才得以最終回到祖國。
本文即主要根據澳大利亞的檔案文件，並參照尋訪到的中國戰俘幸存者[3]和知情者[4]的口述記錄及台北國史館所公布的相關檔案文件資料，包括戰後對日本戰犯的軍事審判記錄和報道，對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戰俘是如何來到新不列顛島、他們在這個熱帶島嶼的艱難曆程、以及最終被解救和遣返回國的基本情況，作一簡要的闡述。
一、中國戰俘勞工來源
根據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所保存的中國官兵在1946年亞包戰爭罪犯審判庭上提供的證詞，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軍從中國押送到新不列顛島的中國戰俘人數，合共為1504名。[5]而台北國史館公開的國民政府的檔案，也確認了上述證詞的準確性。在一份民國35年9月11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官兵並盡速接運回國》的電文，引用同年1月12日由從南京戰俘集中營押往新不列顛島做苦工的李維恂少校寄回的報告，則進一步說明中國戰俘分別來自南京和浙江兩地。也確認了他們被從南京“押赴澳洲新不列顛島，計國軍及忠義救國軍被俘者共1000人”這一人數。同時，上述電文更進一步表明，在這批南京戰俘抵達亞包不久，“不日又由滬運到浙贛路作戰，被俘官兵504名”。[6]
根據前述張榮煦先生的回憶及上引檔案中已經提到的信息，來自南京的被俘中國官兵，有四行孤軍、忠義救國軍和其他國軍(主要是在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衛立煌部隊的官兵)，此外還有新四軍和各類抗日遊擊隊伍的官兵；而從浙江來的中國官兵，皆為浙贛會戰中衢州戰役的被俘者。
1、來自南京老虎橋集中營
1）、四行孤軍
來自南京戰俘營的中國抗日軍人中，最著名的是數十名自1937年淞滬抗戰後就飽受羈押和折磨之苦的“孤軍營”官兵。
1937年10月底，淞滬抗戰後期由425人組成以堅守四行倉庫而著稱的原國軍第88師的“八百壯士”，在英勇抗擊日軍四天之後，所餘376名官兵奉命撤入租界，隨後一直被英方羈押在租界的萬國商館“孤軍營”中。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原先被英方羈押在租界的“四行孤軍”官兵，就被轉交給了日本人。他們隨即被押往上海郊區，作為戰俘囚犯關押在新龍華遊民習藝所做苦工。不久之後，他們又被轉去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最終他們中的部分官兵被日軍送往新不列顛島做苦工。
四行孤軍營官兵被押送往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的具體人數，最早顯然是來自親曆者的說法。田際鈿(字有收)是原湖北保安五團一營一連二排士兵，淞滬抗戰期間被補充進入第88師524團，參與四行倉庫抗戰，最終進入“孤軍營”的士兵，也是戰後從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顛島遣返回國的戰俘勞工幸存者，並且也是這些四行孤軍幸存者回到中國後唯一留有口述記錄者。據他的回憶，孤軍營官兵被送往新不列顛島做戰俘勞工的總數是36人。[7]
朱雲少尉是那批被日軍押送到亞包做苦工的四行孤軍幸存者之帶隊軍官，他於1946年5月18日寫給其戰時長官上官誌標團附的一封函件，提供了具體的孤軍官兵數字。他在上述信函中，向原長官匯報說，“我部57名有已死亡21名……此間獲得生命者36員名”[8]。
由此可得知，四行孤軍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的官兵人數總共為57名，戰後的幸存者是36名。而這正好是田際鈿回憶中被送往亞包的孤軍營官兵人數。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親曆者本人顯然是因年代久遠以及因年長而記憶模糊，將戰後從亞包回國的孤軍營幸存者36人，當成被押送前往新不列顛島的孤軍營官兵人數了。
四行孤軍營官兵人數雖然不是很多，但因曆史的緣故，在當時被日軍押送到亞包做苦工以及其後被解救後等待遣返的中國官兵中，卻無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此，在戰後編隊時，四行孤軍的36名幸存官兵，被編為獨立區隊，掛名在留澳屬中國官兵暫編第一大隊裏，自行管理。
2）、忠義救國軍
被押送往亞包的中國官兵中，被俘的忠義救國軍將士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戰後在亞包由被解救出來的中國官兵組成的等待遣返的“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亦即由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在新不列顛島幸存者所組成)的大隊部及軍官班的31名軍官中，直接屬於忠義救國軍的軍官，就有11名。[9]如果將那些附屬於忠義救國軍係統的其它遊擊部隊的軍官一並計上，其比例當占了所有暫編第一大隊軍官人數的一半以上。在等待遣返的士兵中，原屬部隊為忠義救國軍係統者，亦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有111名。[10]
雖然目前在澳大利亞和中國的檔案資料裏，尚未能查找到被日軍押送到亞包做苦工的全部被俘中國官兵名單，但僅僅根據戰後幸存者的這一原屬部隊構成情況來看，可以推想，死歿於亞包苦役中的忠義救國軍被俘官兵人數，應該也占有相當的比例。
3）、中條山戰役被俘之中央軍
從戰後被澳大利亞軍隊從亞包解救出來的中國戰俘人數來看，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央軍第14軍(軍長陳鐵，下轄第85師陳鴻運、第83師陳武、第94師劉明複三個師)和第27軍(軍長範漢傑，下轄第45師李用章、第46師黃祖勳、預備第6師陳素農三個師)等數支部隊的官兵。從部隊番號及駐防地來看，這些官兵極有可能是1941年春在晉南中條山戰役中因血戰日寇而被俘的抗日將士。而這些在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中央軍官兵，大部分被日軍分批解往滿洲做苦工，部分則被轉運到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也被分發往周圍做苦工。
4）、新四軍
從檔案資料留存的戰後在亞包待遣返的中國軍人的名冊中，可以找到幾位原屬部隊為新四軍的官兵姓名，計有：少尉周紀隆、中士劉樹生、上等兵餘波金、上等兵汪友璋、一等兵周炳生、一等兵蘇長發、二等兵陳根寶、二等兵趙金洪，一共8人。[11]
5）、其他遊雜部隊
從南京被日軍押送到亞包的中國戰俘，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各級地方政府組織的抗日遊擊隊和自衛隊等性質的民眾武裝。從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的名單來看，許多人是屬於蘇、浙、皖三省的各種不同性質的抗日遊擊隊或自衛團。如屬於江蘇省的有：江蘇省保安四支隊、江蘇保安第九旅、吳縣自衛團、吳江縣常備大隊、鬆江自衛隊、江蘇金山縣保安大隊；屬於浙江省的有，第三戰區遊擊一支隊、嘉善縣戰地服務團、嘉善縣國民兵團、浙江平湖國民兵團、杭縣國民兵團；屬於安徽省的則有，皖南先遣縱隊、皖南敵後先遣縱隊、第五戰區十一遊擊縱隊，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屬於其它戰區的，如第一戰區遊擊隊、第六戰區挺進縱隊、抗日第三縱隊等等，甚至還有上海、武漢的武裝警察。真是番號各異，五花八門。
2、來自浙贛會戰被俘國軍
如前所述，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的中國戰俘勞工，其另一大來源地是浙江。與南京來的中國戰俘構成明顯不同的是，這504名中國官兵都是在1942年5-7月份於浙贛會戰特別是衢州戰役中被俘的中國正規軍，而且還是中央軍主力部隊。
浙贛會戰發生於1942年5月5日至7月28日，日軍集結9個師團的兵力，沿浙贛線東西對向夾攻，以摧毀浙贛兩省中國軍隊的機場為目標，圍殲第三戰區主力部隊。此次戰役中國自身遭到巨大的人員、物資損失；軍隊傷亡慘重，有的軍、師遭到殲滅性打擊，喪失戰鬥力(日軍記載第三戰區陣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12]
被日軍押送到新不列顛島做苦工的，就是這次浙贛會戰中被俘的中國官兵中一個極小的部分。因為戰後在亞包所組成的中國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二大隊官兵，皆來自據守衢州與日軍血戰三天之久的第86軍及其附屬部隊，可以說，這部分到亞包的中國戰俘，其被俘的時間大致相同，原屬指揮係統也相同，是其最大的特點，也是在這批中國官兵在亞包獲救後，統一歸編到中國官兵留澳暫編第二大隊中之主要原因。
而其他在浙贛會戰中被俘的國軍官兵，如新編第30師，以及第62師、第192師和第145師等湘軍和川軍序列的將士，他們雖非中央軍嫡係，但卻是在1942年6月期間堅守浙江金華和蘭溪給日軍以極大殺傷的正規部隊。他們中這些在浙贛會戰中被俘的官兵，甚至包括部分在衢州戰役前被俘的隸屬第86軍的第67師官兵，有部分就被轉到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據2005年的一則報道，在抗戰勝利60周年時，一位當年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的幸存者鄭貴秋，來到該集中營遺址憑吊，回憶1942年被押送到這裏關押和做苦工的經曆。這位抗戰老兵在浙贛會戰時是隸屬第67師的一名抗日軍人，因在會戰中被俘後而被押轉到此。[13]顯而易見，老兵鄭貴秋的經曆，證實了在南京集中營裏也關押了許多浙贛會戰時被俘的中國官兵。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述部隊中的一些被俘官兵，就與南京戰俘集中營的其他正規國軍及各類遊擊隊官兵，一起被日軍選調出來，轉道上海押送到了新不列顛島做苦工。因此，盡管這些官兵也是在浙贛會戰中被俘，即使其中也有第86軍的官兵，但由於被俘後是關押在南京，因而在亞包解放後中國官兵編隊時，就沒有回歸到他們的老部隊中，而是跟那些來自南京的中國戰俘一起編入上述暫編第一大隊。
從上述亞包中國戰俘的構成，可以看到，他們的來源是很清楚的：即除了部分是1941年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國軍官兵之外，他們基本上都是來自第三戰區中於蘇、浙、皖等省對日作戰被俘的正規軍和各類遊擊部隊和自衛隊；並且在1945年9月獲救後，其編隊亦以來源地劃分。
粟明鮮
2010年5月9日
寫於澳大利亞布裏斯本
[1] [日]興亞院華北連絡部：《華北勞動問題概說》，1940年12月，吉林滿鐵資料館藏，第369-402頁。轉引自居之芬：“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強擄虐待華北強製勞工罪行”，載《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第92頁。
[2] Rabaul，也譯作“拉包爾” 或“臘包爾”，但以前的當地華人習慣上稱其為“亞包”。故在以下行文時，除了引文之外，涉及該地時，皆沿用當地華人所慣稱之“亞包”這一名稱。
[3] 至2009年，這些中國戰俘幸存者為1)：李維恂先生，江蘇無錫人，原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混城隊少校隊附；1945年亞包解放後，曾擔任留澳屬中國官兵暫編第一大隊大隊長。筆者在台灣高雄對其口述訪談的時間為2009年8月7日至8日(李時年91歲)。2)：盧新芳先生，浙江寧波人，原中央軍第86軍第67師士兵。筆者於2009年8月7日在台灣高雄對其口述訪談(盧時年88歲)。3)：李煥文先生，江蘇武進人，原江蘇保安第四支隊上等兵。筆者於2009年8月7日子台灣時曾擬在台北對其訪談(時年86歲)，但他以不願再回憶那段痛苦曆史，拒絕了筆者之要求。
[4] 知情者為：1)：張榮煦先生，廣東開平人，原新不列顛島華僑，1945年至1946年間曾在亞包中國官兵營地擔任過義務翻譯。筆者在2007-2009年在澳大利亞的布裏斯本對其進行多次訪談(首次訪談時，張時年78歲)。2)：麥添強先生，廣東開平人，原新不列顛島華僑，1945年9月當亞包中國戰俘被澳軍解救後曾擔任中國官兵營地的翻譯。筆者於2008年8月5日在布裏斯本對其進行口述訪談(麥時年84歲)。
[5] 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檔案：[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AWM 54, 1010/4/153；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 Court No 114 - Accused Ayizawa Harumoto, shooting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3/15。
[6]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請設法救濟留澳改變並盡速接運回國》(民國35年9月11日) ，謝培屏編：《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匯編》(2)，台北：國史館印行，2007年，第47-52頁(下同)。
[7] 餘瑋、吳誌菲： “‘八百壯士’”幸存者回憶：從戰士到戰俘從未屈服，《北京青年報》2001年8月21日，鏈接：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report/content.jsp?n_id=3513，查閱日期，2007年10月3日。另，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檔案資料中所保存的《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電請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運留澳88師四行孤軍返國事》(民國35年8月14日)電文中，附有一張戰後亞包幸存的36名孤軍營官兵名單，內有“田有收”之名。
[8] 《第一綏靖區司令部政治部呈請外交部設法將留澳四行孤軍接運回國》(民國35年8月9日)。謝培屏，前揭書，附錄部分。
[9] 謝培屏，前揭書，第 76頁。
[10] 同上，第 91-95頁。
[11] 同上，《留澳屬新不列顛島暫編第一大隊現有官兵名冊》。
[12] 關於浙贛會戰詳情，參見樓子芳、袁成毅：“浙贛戰役：中國為盟軍承受的一次巨大報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13] 龍虎網(2005-8-13 8:56:14)報道：“幸存者控訴日軍暴行：浦口戰俘營地獄般的日子”。鏈接：http://longhoo.net/gb/longhoo/news2004/special/gjgn/node14569/node14573/userobject1ai395976.html。查閱日期，2010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