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明朝的對外政策
南宋末的程朱理學，把儒家“尊王卑臣”思想發展到極致，使得整個儒家封建神權體係產生妄自尊大、天朝帝國、舉寰宇惟我獨尊的狂妄無知、夜郎自大的保守封閉的思想體係。從明朝開始，中國實施“閉關鎖國”的保守封閉的國家政策，幾乎完全斷絕與外部世界各國正常的經濟、文化、藝術、思想、科學技術等的交流。即使明朝的鄭和七下大西洋，根本不是為了平等的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而是為了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
一、軍事防守的國家對外政策。
（一）、重新大規模地修築長城。事實上，當中華帝國強盛時，由於本身的軍事力量強大，自己還可以長驅直入遊牧民族的領土，以至於遊牧民族根本不敢輕舉妄動。當帝國衰弱時，長城並不能阻擋外族的入侵，也就是說勞民傷財的長城的防衛功能並不顯著，幾乎無用。事實已經得到曆代統治者們的證明。而為何明代帝王還會大規模地重修長城呢？此為程朱理學思想，製造產生的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明代帝王思想頭顱中的決策反映，他們要把天朝帝國完全封閉於世界之外。此已經與秦始皇修建長城時，純粹的軍事防禦功能並不一致，而是一種精神思想上的夜郎自大的自我封閉。此與明代歐洲傳教士利瑪竇遊曆中國後所寫的相當一致：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僅僅是用來防禦。與長城一樣，防守的不僅僅是外來軍事入侵，還包括外來的思想文化意識入侵。
（二）、在北部邊境地區實行軍屯製度和“民屯”製度。
二、“閉關鎖國”的對外經濟政策。
（一）、明朝實行“海禁”政策，幾乎杜絕海上商業往來。中國與外國商人的交往，被限製在澳門，和廣州河邊小島“珠海石”的小範圍內（當倭寇入侵時，關閉）。而且，這種交往完全被皇家控製：在皇帝直接委派的太監的監督下進行，中方商人接受太監的直接管轄和控製，並且有嚴格的時間限製，外國商人不能在中國的陸地上過夜。
（二）、在北部邊境地區實行有限度的“邊民互市”的商業交流政策，而且完全由國家主導，在由皇帝直接委派的太監的監督下進行，中方商人接受太監的直接管轄和控製。
三、鄭和下西洋。中國人引以為傲的鄭和下西洋，具體怎樣？在明朝帝王明成祖的親自控製下，鄭和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但是鄭和七下大西洋，根本不是為了平等的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而是為了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與漢朝的張騫、蘇武等出使西域，和唐朝的玄奘西取佛經及鑒真東渡日本迥異。這是一種無限度地浪費、消耗中華民族物力財力的行為，中華民族的底層“芻狗”沒有在鄭和下西洋中，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所以，七次下西洋後，國家財力難以為繼，隻能終止。
四、對外政治政策。繼續延續中國曆代帝王的做法：派遣的使節，主要是向西域各國或東南亞各國賞賜財物；對來訪的西域各國或東南亞各國的使節，也是賞賜巨額財物，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有來有往”的交往，是一種純“輸出式”的交往，一種“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種靠“金錢買外交”式的交往。對中國底層“芻狗”而言，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反而無限度地增加了“芻狗”們的“稅賦”負擔。這種對外交往的官方政策，僅僅為了滿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
因為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所以東南亞的商人，便以“曲徑通幽”之法，以外國部落使節進貢的名義，把中國的稀缺商品帶進入中國境內，而獲得大量的皇家賞賜，從而獲取豐厚的利益。而給明朝皇帝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
準許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如宮廷天文學家、海關官員、甚至傳教士等，中國政府都給予一定級別的官員的地位，與隨此地位而來的特權和豁免權。
五、天主教進入中國。在明朝末期，天主教進入中國。明朝後期的萬曆年間，利瑪竇、羅明堅、龍華民等天主教傳道士進入中國。他們帶入中國的不僅僅是天主教，而且還有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天文學、地理學、幾何數學、物理學……但是，天主教是以嫁接的方式傳入中國，並且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相結合。例如：不反對中國天主徒的祖先崇拜，不直接反對中國人的帝王神權崇拜……中國的天主教徒一開始就是一個怪胎。
第九節 清朝的對外政策
清朝的對外政策分為清朝前期的“閉關鎖國 ”的對外政策，和“鴉片戰爭”後的被迫對外經濟、文化、科技開放的政策。
一、清朝前期的對外政策。清朝前期繼續延續明朝的“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即使大膽接納西方傳教士，中國曆史上四大明君之一的康熙皇帝，號稱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學貫中西的帝王，都自以為是地宣稱：“西學源出於中國，傳及於極西。”
（一）、對外擴張的軍事政策。清朝的中前期采取的是軍事擴張的對外政策，中國國土的疆域麵積，達到中國曆史上的僅次於元朝和唐朝時的疆域麵積。繼續采用軍屯製度和“民屯”製度。
（二）、延續明朝實行“海禁”政策。在鴉片戰爭前，外國商人的活動，被限製在廣州河邊的小範圍內，他們必須經過中國官方委托的中介人——也就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的“買辦”，才能進行商品交易，不能與帝國官員直接來往。
（三）、在北部邊境地區實行有限度的“邊民互市”的商業交流政策，而且完全由國家主導，一切商業行為，接受政府官員的控製。
（四）、對外政治政策。繼續延續中國曆代帝王的做法：派遣的使節，主要是向西方各國或東南亞各國賞賜財物；對來訪的西方各國或東南亞各國的使節，也是賞賜巨額財物，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有來有往”的交往，是一種純“輸出式”的交往，一種“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種靠“金錢買外交”式的交往。對中國底層“芻狗”而言，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反而無限度地增加了“芻狗”們的“稅賦”負擔。這種對外交往的官方政策，僅僅為了滿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
準許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如宮廷天文學家、海關官員、甚至傳教士等，中國政府都給予一定級別的官員的地位，與隨此地位而來的特權和豁免權。
（五）、基督教。康熙皇帝對基督教采取寬容的態度，有限度地容忍歐洲基督教傳教士傳教。但自雍正皇帝起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清朝政府暴力取締基督教。
二、“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被迫與歐美列強簽訂一係列所謂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整個中國在清朝政府末期，共失去三分之一的國土麵積。
（一）、對外采取軍事防守的政策。繼續采用軍屯製度。
（二）、被迫打破“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開放通商口岸，成立外國租界。外國的商品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中國的通商口岸，外國商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國。歐美的近代“民權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識大規模地湧入中國，與儒家的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發生猛烈地碰撞，中國開始發生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歐美的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大規模地進入中國。
（三）、被迫割地賠款。
（四）、基督教。基督教的傳教士可以自由出入中國，自由傳教，並且享有一定級別的政府官員的特權。基督教完全以基督教的教義精神要求中國教眾。基督教強行撞入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裏。
三、“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反應，和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清朝政府被迫與歐美列強簽訂一係列條約。對於中國儒家封建神權統治者而言，是極其不平等的條約；但是，對中國底層“芻狗”而言，卻是真正的“福音”。
（一）、中國所謂的“有識”之士，如嚴複等提出“師夷長、以治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在完全保留中國傳統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基礎之上，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就是以這種思潮而實踐的經濟體製改革運動。
然而，這些思想開明人士的意識底蘊，仍然是封閉保守、狂妄自傲、夜郎自大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體係，他們僅僅是學習歐美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而非歐美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識體係，還極其可笑地沿用和宣揚康熙皇帝的“西學東源論”，即：“西學源出於中國，傳及於極西”。例如，“洋務運動”的著名人物，張之洞興建漢陽鐵廠時，居然拒絕歐洲的技術人員要求檢驗鐵礦石的科學要求，宣稱中國地大物博，各種各樣的鐵礦石都有，根本不需要檢驗……結果多花無數金錢。
而且，“洋務運動”完全由國家控製和主導，也就是由清朝政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完全主宰；並且禁止民間資本進入國家認定的重要經濟領域。
（二）、中國所謂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提出改革中國的政治體係，實行“君主立憲”製。“百日維新”，就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而進行的政治體製改革運動。但是，這些政治革新派人士是在尊重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前提下，要求實行“君主立憲”。
當被軟禁的光緒皇帝犯急躁無聊時，隨便拿忠心耿耿侍候他的、根本無任何過錯的太監出氣。被作為“出氣筒”的太監跪在地上，低頭，光緒帝用左腳纏繞著太監的辮子，以右腳片兒抽打太監的嘴巴，聲音清脆響亮，打完後哈哈大笑……《天津文史資料選集·一個太監的經曆》像這種視人為“芻狗”的失敗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爭奪者，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資本主義“民權至上”為主導的思想意識。維新變法的主角康有為，流亡日本後，懲罰他的已經是成年人的弟子梁啟超，居然用竹板打手心，這種以維護儒家禮教尊嚴而表現出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能夠真正擁有資本主義“民權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識嗎？
（三）、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發動農民暴動。僅僅進了幾次教堂，參加了幾次基督教彌撒儀式，就自稱是上帝的二兒子的洪秀全，組織“拜上帝會”，到廣西傳教，愚弄無知的、中國社會底層的、受到儒家封建神權殘酷無情地剝削、壓榨和欺辱的“芻狗”，發動所謂的“金田起義”，勢力席卷中國十八個省，建立“太平天國”，坐了十四年“天王”。
洪秀全是真正的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思想文化意識的執行者，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隻不過是他利用來爭奪中國儒家最高封建帝王神權的工具。
（四）、清朝統治者的“滅頂之災”的恐怖心態。
當歐洲的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強行嫁接到夜郎自大、封閉保守的、以儒家程朱理學為主導的封建農業經濟體係中，那種本能的排斥性和免疫力是何等的強烈：滿清王朝從上到下都充滿滅頂之災的、恐懼的、垂死掙紮般的本能反應，以中華民族狂熱的民粹主義思想為武裝的“義和團”運動便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爆發了。他們妄想以中華民族的儒家封建迷信的民粹巫術，參雜原始冷兵器時代的“武功”，號稱“刀槍不入”，以血肉之軀對抗現代熱兵器。以數萬視“生命為兒戲”的視死如歸的“義和團”勇士，攻打僅僅四百餘守軍的東郊民巷，居然以慘敗而告終。這就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民粹愚昧和歐美現代科學技術對抗的必然結果！
隆裕太後請攝政王看戲，是馬援平番的故事。番邦的戲裝都是洋服裝，扮演番兵一律洋鼓、洋號、洋槍。隊伍出場時，鼓樂齊鳴，很熱鬧。攝政王看戲時，嚇得不知怎麽才好，嘴裏念叨著，“這是怎麽回事？”也不敢接著看戲，他以為是洋人來了！《天津文史資料選集·一個太監的經曆》。
攝政王對歐美人的恐懼，並非完全來源於歐美的洋槍洋炮，而是來源於歐美的“民權至上”的社會思想文化意識的衝擊，而這種價值觀正好是摧毀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最佳武器。然而，攝政王完全不能了解中國人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意識是多麽的深厚！他隻是站在沒落王朝的晚期，以黯淡而短視的目光，悲哀無助地看著歐美的洋槍洋炮，攜帶著“民權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識，猛烈地衝擊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和倫理道德觀念！
可見清末小說《官場現形記》裏的官場醜惡現象並非空穴來風，它是一部反映官場實際生活的紀實小說。
補記：中國第一條商業鐵路的命運。
鐵路在中國姍姍來遲，商業鐵路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上海，距離發明鐵路的時間晚了整整一個世紀，其最終結局是一個悲哀的世界級的笑話。
光緒二年（即1876年），英國人修建了一條上海至吳淞之間的輕便鐵路。當第一輛蒸汽機車頭轟鳴的小火車試運時，爭先恐後地前往圍觀的中國當地居民，既新鮮又極端恐怖。由儒家思想文化意識武裝的中國官紳們議論紛紛：“損傷地脈，有害風俗；幹天地之和，蹙生靈之命。西夷亡我華夏之舉措……”
引起地方政府的恐慌而交涉。當年七月，不幸撞死了一個沒有任何交通意識的中國人。上海道趁機對英國人施壓，結果由中國地方當局花費二十八萬兩銀子買斷鐵路，立即拆毀。英國人幾乎婦孺皆知，成為茶餘飯後的國際笑談。（《曾紀澤本傳》張立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