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結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壇的鄧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雲覆雨的權謀功夫：複出前，他兩度上書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和“擁護英明的華主席”；而一旦複出之後，基於牟取最高權力的需要，鄧從否定“兩個凡是”入手，挑戰華國鋒的權力，而否定“兩個凡是”的最 佳策略，就是對民怨沸騰的文革進行某種程度的清算，並在清算中保持一種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權。
所以，鄧在推動非毛化的過程中，所用手段卻是典型的毛式權謀，製造出黨 內高層的兩條路線——“錯誤路線”（文革派）與“正確路線”（反文革派）——之間的鬥爭。於是，“四人幫”成了製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 羊，即便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起碼也要追問毛用人不當的失察之責，而被 打到的老幹部們和受迫害的社會名流們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於周恩 來在黨內的資曆、人脈和威望，在社會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無可 替代的“人民好總理”形象，更由於周在文革中保護過一些人，周自然就成 為反四人幫反文革的黨內代表。
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製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 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複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 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 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後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 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
發動改革的鄧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動物，在個人權力還不穩定之時，一切政治 言行皆以獲取更大權力為目的。鄧對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 如何公開評價則是另一回事。鄧複出後對毛、周的態度，既沒有是非可言， 也基本上不受個人的遭遇和愛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鄧本人的實用主義哲學， 即基於個人權力和政權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鄧既要否定文革和兩個凡是， 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縱容了褒周貶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一 方麵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遺產，另一方麵壓製民間對中共執政史和文革真相 的曆史清算。也就是說，對鄧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決於鄧在高層權爭的位 置變化，當華國鋒等“毛派”被逐出政壇而鄧執掌了最高權力之後，非毛化 的目的已經達到，鄧也就自然不再縱容褒周貶毛的思潮，先是鎮壓了民間非 毛化的核心運動——西單民主牆，繼而用中共中央決議的方式為毛蓋棺論定——七分功績而三分錯誤。之後，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貶毛的聲音 也逐漸消失。
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來對中共政權的最大貢獻，就是將自己的工具價值發揮到極致：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周皆是沒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是毛澤東弄權的工具，使毛澤東時代的 極權罪惡，發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極；死後的人民好總理周恩來是鄧小平弄權的工具，使聰明的鄧小平開創了跛足改革時代，其機會主義統治策略中延續至今。由此可見，毛、鄧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價值的權謀高手。而在幾千 年的獨裁製度的曆史上，周恩來本人則把伴君如伴虎的為官術，發展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峰。
圖：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北京出席招待會。（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