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差點槍斃毛澤東 周毛結怨在井崗山
在毛澤東政權裏，周恩來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後世的人對於周恩來能夠跟反複無常、老謀深算而又懷疑成狂的毛澤東共事到頭，沒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張聞天、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們那樣遭受不測之禍很不理解。周恩來能跟毛澤東長期相安無事，真要歎為觀止了。誰都沒有像周恩來那樣善於變化、善於生存。
當然，也不乏人指責周恩來為當代儒家的總代表，為政治機會主義的典範，出賣良心，助桀為虐，為毛澤東翻雲覆雨、禍國殃民的幫凶，而在毛澤東麵前愚忠到了奴顏婢膝的地步。這些指責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江蘇淮安一個書香世家，或稱為大官僚地主家庭。一九一七年留學日本。一九二Ｏ年隨“勤工儉學團”赴法國留學。一九二一年組織中共旅歐支部，屬下的成員有鄧小平、李富春、蔡和森、陳毅、聶榮臻、李維漢、劉伯承等。後來都成為中共的極為重要政界人物、軍事將領，亦是他在黨內的權力基礎。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國柏林介紹朱德入黨。一九二四年回國。時值國共兩黨合作，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軍校教官葉劍英結為莫逆之交。一九二六年起，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開始執掌中共軍事指揮權，成為中共早期的實權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跟朱德拉攏賀龍一起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發動南昌起義，成為中共紅軍的創始人。中共後來把“八一”定為建軍節，它比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起義，時間上早了一個多月。
周恩來是唯一的跟毛澤東共事到頭，周旋一生的人。（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周、毛結怨在井崗山上。井崗山根據地是毛澤東秋收起義農軍創建的。第二年，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轉戰廣東、湘南後，上了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師。其時毛澤東尚是中共一名地方領導人，武裝割據湘贛邊境的山區，卻拒不執行設在上海的黨中央的指令，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揮。實際上是抗拒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的領導。一九三Ｏ年，中共中央即開始派人到井崗山主持工作。一九三一年，周恩來上了井崗山，挾莫斯科共產國際之重威，與朱德、陳毅、張聞天、彭德懷一起，解除了毛澤東軍事指揮權，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並在“富田事件”中，還差點被抓起來“執行革命紀律”即槍決，是彭德懷挺身而出救下他的命。
在井崗山上三次整肅毛澤東的人，為首的便是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加上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陳毅、彭德懷等。毛澤東深恨著周恩來。周恩來喝過洋墨水，自己卻是個土包子；周恩來為人“廣結善緣”；自己卻性情暴躁，拗脾氣，四麵樹敵；周恩來深獲共產國際的信賴，自己卻被共產國際的代表李德所不齒；周恩來的所有長處，正好都是他的短處。周恩來是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頭號克星。工農紅軍在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的指揮下，於一九三四年初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失敗，決定撤離井崗山根據地，開始“二萬五千裏長征”，實為一次軍事大潰退、大逃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政治局於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檢討了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蘇俄顧問李德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然保住了負總責的軍委主席的職務，而由毛澤東做他的軍事助手。這便是中共黨史上引為驕傲並極力推崇的“遵義會議”。後來的中共黨史謊稱此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完全是對周恩來、朱德的惡意貶低，是迎合吹捧毛澤東的需要，篡改了史實。
周、毛權力易位，發生於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期間，中共重組中央軍委會，毛澤東才成為軍委主席。其時周恩來正奉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命，代表中共赴西安，全力投入西安事變的處理而無暇他顧，毛澤東趁虛而入，致使周恩來的中央軍委主席被毛澤東奪去，而周恩來則被降格為副主席。此後，他基本上脫離了中共軍事領導崗位，離開了延安，而成為一名談判代表，長期斡旋於重慶國民政府和各民主黨派。他在大後方積極網羅人才，把大批知識精英吸引到自己的周圍，然後保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洗禮”。這些知識精英，後來大部分成為他主理的中共國務院的高級骨幹。
周恩來能適應時勢，轉換自己的位置，全力擁戴毛澤東。加上其時毛澤東羽翼未豐，言行尚知收斂，舉止也未放肆。在布置自己的親信骨幹大量入主黨、政、軍各個領域的同時，盡量表現得“謙和、虛心、團結、納諫”。周恩來自然是他需要團結、借重的人物之一。
周恩來受製於毛澤東，應當說是從一九四二年毛氏發動“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的。那時，毛澤東已經為獲取中共最高領導地位作好了組織和理論準備。毛氏已經與中共的另一名領袖劉少奇結成了神聖的同盟，而由劉少奇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一詞，提出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全軍工作的指針”。“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徹底清除王明、張國燾兩大派係在中共黨內、軍內的勢力，稍後的目標是壓服周恩來俯首稱臣。毛澤東之所以不能利用“延安整風”一並清除掉周恩來，是在於周氏在中共黨內、軍內有著難以動搖的基礎。周氏是中共軍隊的創始人，其親信部屬如陳毅、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等等，皆是軍中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他還是朱德總司令的入黨介紹人。且周氏為人甚具“親和力”，在黨內、軍內都有著毛澤東無可取代的影響力。毛澤東雖然結記著舊夕的怨恨，也隻好強吞下這枚苦果了。
一九四三、四四兩年，長駐重慶的談判代表周恩來多次被召回延安作檢討，令其劃清曆史上與王明路線的界限。周恩來檢討過關後，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參與了由劉少奇帶頭發起的造神運動，尊毛澤東為全黨全軍全國的偉大領袖。周氏在大會發言中高呼了“毛主席萬歲”、“永遠跟著毛澤東同誌前進”！盡管當時大多數代表聽了還不習慣，覺得十分肉麻、刺耳，可周恩來卻是安之若素。由此，他卻保住了自己在中共黨內軍內的領袖地位。在毛、劉、朱、周的黨中央中，他排行第四，卻仍是四巨頭之一。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間，由於美國友人赫爾利的熱心撮合，毛澤東親赴重慶跟蔣介石和談，周恩來做為毛澤東談判副手，對毛澤東極盡關心愛戴之能事，如在宴會上代毛氏喝酒，代毛氏試嚐食物等等，有人認為到了做戲的地步。毛澤東心裏倒是十分受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北京，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做了毛澤東手下的“宰相”，或可稱之為“政治賢媳婦”。
但是，毛澤東坐上了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君臨一切的帝王寶座之後，卻不能忘懷曆史上的怨怨舊恨。中共領袖們遵循鬥爭哲學，幾乎個個喜歡記恨。不管周恩來如何表現出忠心耿耿、謙恭謹慎、任勞任怨的誠心，但毛澤東卻處心積慮地不時給他小鞋穿，讓他在國務會議上做檢討，並力圖借機會迫他辭職。
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毛澤東曾經授意高崗開展“倒周”活動，並許諾日後將其升任為國務院總理。高崗野心勃勃，自持有毛澤東的支持，便肆無忌憚地進行倒周活動。但其時中共霸業初定，中共其他領袖如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董必武、鄧小平等人，都希望高層團結穩定。高崗倒周不成，大家反將矛頭對準了高崗。關鍵時刻，毛澤東撒手，出賣了高崗。這是高崗不久即自殺的真正原因。經曆了“高、饒事件”，周恩來不露痕跡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並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將心腹元帥陳毅、賀龍從外地調進北京，分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秋天，周恩來、陳雲率領一個陣容龐大的“中國黨政治經濟考查團”，赴兄長之邦的蘇聯考查經濟工作，實際是一次學習取經活動。“考查團”成員深入到工廠、農莊等各行各業訪問，聽取情況介紹，最後集中到莫斯科，拜會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並聆聽“教誨”。蘇共領導人倒是出於在經濟工作中所走過的彎路，所得到的深刻教訓，提醒並告誡“中國同誌”：辦公事、和平建設，要頭腦冷靜，尊重人才，尊敬知識，不要重犯蘇聯曾經付出過的沉痛代價──左傾急躁病。搞經濟工作，不同於打仗，一切均應分步驟、按比例、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雲雲。
周恩來、陳雲回到北京後，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匯報，轉述了蘇共領導人的忠告。毛澤東本人出席了會議，肯定了周、陳的匯報。會議決定將周、陳的匯報做成檔，發至全黨。後又經劉少奇指示中宣部，替《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論，號召全黨反左傾，反冒進，穩步踏實地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相信毛澤東也同意了《元旦社論》的基本精神。這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國的福音。
但毛澤東內心深處卻像吃了一隻蒼蠅，總覺得周恩來執掌著經濟大權，占據著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跟他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因為有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中共也召開了八大強調集體領導，毛澤東的狂思妄想不得不有所收斂。到了一九五七年發起“反右運動”時，毛氏“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權力欲望又空前膨脹起來。他在處心積慮地發動“引蛇出洞、一網打盡”、大抓“右派分子”的同時，對年初的“元旦社論”耿耿於懷，開始在大會小會上批評周恩來、陳雲的“反左傾、反冒進”精神。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廣西自治區首府南寧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名道姓地批評周恩來：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誌拋到距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麵“反冒進”。什麽“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在大抓右派分子的高潮中。毛澤東當著國務院各委員會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的麵，指名道姓地批評紅軍創始人、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這不能不是對周恩來的人格的當眾羞辱。因為毛澤東握有隨時把周的總理職務“掛起來”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周恩來麵紅耳赤、呐呐無言。毛澤東並不罷休，接著言辭尖刻地衝著周氏冷嘲熱諷：
關於向人大會的報告（指周恩來一年一度在人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均說國務院隻給成品（章伯均於一九五七年鳴放中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上，提出中共和民主黨輪流執政，後被劃為頭號右派分子。作者注），不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給你十全十美的檔，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究考據之學，養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準備不看……
周恩來侍奉著的，就是這樣一位蠻不講理、形同潑婦的惡婆婆、山大王。他和陳雲隻好委曲求全，在會上，在會後，一次又一次地認錯、作檢討。
毛澤東卻不肯放過他們。同年三月又在成都會議上點名批評周恩來，說他犯了“反冒進的右傾錯誤”，“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
事情何時算了？周恩來的發言稿寫了十幾天之久，最後呈交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傳閱、提意見，再修改定稿。
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公開檢討仍不通過。他接著在不久後的鄭州會議、北戴河會議、第二次南寧會議、直至一九五九年夏的“狠批彭、黃、張、周”的廬山會議上，不斷的指責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是：攻其一點、不顧其餘的錯誤。有人統計過，毛澤東就“反冒進”問題在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批評周恩來，達十三次之多。毛澤東是在逼迫周恩來辭職，隻要周恩來自己表示放棄國務院總理職位，對周恩來反冒進的批判才能停止。
周恩來卻在毛澤東的尖刻指責聲中，隻作檢討，不遞辭呈。而毛澤東結記著井崗山上三次挨整肅的舊恨，需要的是他的辭呈。已經有了現成的總理接位人——鄧小平，或是彭真、李富春。但周恩來卻始終處世小心，黨內黨外廣結善緣，毛澤東還真找不到借口來解除他的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