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和嚴歌苓已從認識到鬧翻，她出爾反爾，從曾經答應協助我的人權宣傳活動、公共性的文化藝術事業，到無理由的拒絕履行諾言（據說是聽信與我有矛盾者的讒言等原因）。
嚴歌苓缺乏誠信，道德低下，良知殘缺。起碼是對不起我。但我不以人廢言，她寫的《陸犯焉識》還不錯。我和她鬧翻之前寫了這部書書評的三分之二，內容很長。連載於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繼續接續評論之前的內容：
勞改犯們是殘暴年代的活紀錄、見證人、記憶證明的載體
這兩個死於勞改隊的、出身頗為不同的犯人，其實其經曆和入獄，卻是緣起同一件事--“上山下鄉”運動。即文革初期的暴風驟雨後，數百萬計的城市男女青年，被半強製半誘騙的動員前往農村，在那“廣闊的田野上”去“大有作為”。
這場運動，催生了無數悲劇。知青雖然幹了一些農活，但知識基本無用武之地，反而要和農民爭搶本就不多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而且，知青和農民，並不平等。知青打傷農民，輕者幾天禁閉，打死人判幾年刑；農民要打傷知青，就直接判刑；農民打死知青，無論起因都要償命。當然，農村的幹部，是又一等級。而知青中沒有背景和依靠的女知青，現實裏也又是一個特殊的“等級”和“待遇”。
許多男知青痛恨於從城市到鄉村的落差、學業的荒廢、前途的無望，整日打架、鬼混、在農村女孩身上“留情”。而女知青，往往被男知青、村幹部“欺負”，一些女知青被強奸甚至生子。嚴歌苓女士另一篇佳作《天浴》，就是專門講述女知青受難史實的小說。
到了後來文革結束，有門路的知青迅速返城，沒門路的要苦熬，或者想辦法獲得批準。男知青往往靠自殘，女知青靠獻身。即便如此，還有一些一輩子都離不開農村了。一些女知青和農民生了孩子，也就讓她一生釘在農村（雖然母親是有權離開的，也確實有些放棄照顧孩子離開了。但母愛讓許多女性放棄回城、放棄大好前程）；還有一些不是不想離開，而是早已長眠，即便“離開”，也是他/她的家人捧著骨灰離開。
而這一切，幾百萬人的青春和生命，本來並不必要如此損耗，不必逝去，不必發生。僅僅一小撮人的權力鬥爭、僅僅一個人或者最多幾個人的臨時起意，就讓幾百萬人的命運從懸崖上墜落。
而“上山下鄉”這個決定幾百萬青年命運的大運動，又隻是“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了全國八億人（除了尚在繈褓的幼兒和已垂死的老人）、致死數百萬的更大政治運動的一個小支流。瘋狂的十年裏，多少人卷入並毀滅？許多被害者，屍骨都沒有留下，永遠失蹤了。
不止這兩個勞改犯，不止文革進來的勞改犯。前麵那幾位勞改犯，哪個不是在“新中國”曆史上的重大曆史事件中遭難的呢？
“徐大亨”經曆的，是沒收資本家財產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也稱“三大改造”，改變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有製、經營模式、控製權、分配方式）。由一開始還有遮掩的“公私合營”，到一點不留、罰沒全部財產，多少資本家在1950年代初破產、入獄、自殺、家破人亡？而那些被“充公”的財產，也並沒有真正“公有”，隻是被管理和使用財產的幹部和“工人貴族”們私享了。而名義“公有製”也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國家落後、國民貧困。1978年改革開放時，包括上海在內中國各地經濟，普遍還不如“三大改造”前、經曆戰亂破壞的民國時期。
“劉胡子”則是在更加知名的、集中在1950-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中被捕的。他被捕前抓的人也是鎮反的一部分。那些在1949年解放軍南下時頑固對抗的、有所抗拒的、放棄抵抗的、“起義”的、袖手旁觀的，無論國民黨官兵、國民政府公務員、軍警、知識分子、社會賢達、地主資本家、“會道門”成員、三教九流，凡是有些“舊賬”的，或者沒什麽賬但為國民政府服務過的，抄家、判刑、處決，僅處死的就超過百萬。包括參與辛亥革命的元老、在抗戰中浴血殺敵的國軍官兵，也被毫不留情的處死。
前麵“徐大亨”的悲劇，是在趕上“三大改造”沒收資本家財產後，又緊接著趕上“鎮反”，自己不知情情況下雇傭了特務做業務員（雖然那個“特務”是否真是特務，也不一定，當年被冤枉為“特務”的無辜百姓也很多），所以不僅破產失財，也差點被槍斃，最終死於監獄。很多人躲過一輪運動，卻又來了另一輪運動。能夠都躲過去，才是幸運。不幸而家破人亡的，才是大多數。而統治者也正是通過“切香腸”和“分而治之”的方式，拉一批、哄一批、害一批，逐漸的將所有人、包括“新中國”的國家主席在內，都置於迫害炙烤中，相繼的受辱與死去。
而並不是犯人、而是在勞改隊看守犯人的譚隊長，參與過淮海戰役和“抗美援朝”的戰鬥英雄，也稀裏糊塗的被發配到大西北。在血腥的內戰裏同胞相殘，又去外國協助別國同胞相殘，又來到大西北，一邊忍受寒冷饑餓，一邊繼續殘虐同胞。譚隊長如果願意認真思考，估計能悟出一些東西，例如自己和許多戰友、同胞，為什麽被這樣擺布，為什麽總是在殺人虐人中生活？
但譚隊長似乎並沒有仔細思考這些，也想不到這麽多。他更願意支使犯人們，體驗作指揮官的快感，即便他鼓動衝過哨卡會讓犯人被解放軍打死，也是不在意的。常年在戰場上摸爬滾打，讓他不再在乎人命，更何況是勞改犯們、“階級敵人”們的命。相反，驅使人們送死，恰符合戰爭的規則，符合他的生活規律。
而在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中，上百萬生命在血肉磨坊裏化為齏粉。不像抗日戰爭那樣的偉大、壯烈、必要，國共兄弟鬩於牆，同胞之間為了後來證明出的根本是虛假的主義（或者說主義是好的，但是被野心家扭曲了），殺的血肉模糊。誌願軍在朝鮮護住三八線半壁江山，卻給那裏的朝鮮人民帶來迄今都無法擺脫的牢籠地獄。
而死刑犯梁葫蘆，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的大饑荒的產物，是“新中國“禮崩樂壞”的惡果。大約三千萬人餓死、病死、逃亡中被打死，是現代文明史上的驚天浩劫。但曆史書上僅僅以“三年困難時期”、“三年自然災害”輕輕帶過、巧妙掩飾。那是人禍、人禍！
而梁葫蘆父親“留情”後就失蹤，母親不僅與許多情夫廝混，還冒領孩子的糧食。這不僅是饑荒的後果，也是廉恥的敗壞。中國的傳統非常重視家庭責任，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兒女，各自有權利與義務，互相扶持。蔣介石時代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既是為複興民族，也為和諧家庭宗族。
但“新中國”下，一切舊的道德與秩序，無論良莠皆成了“革命對象”、“牛鬼蛇神”，破除一切。破了舊道德，卻沒有立新道德。戰爭、屠殺、饑荒，本就摧殘了文化道德。“革命”一起，更是禮儀盡沒。婦女似乎解放了，但隻是在更大的利維坦下。也沒有宗族照管孩子，自組織消失了。
這樣的環境下，梁葫蘆們隻能自己掙紮求生。喪失德性，殺人搶劫，成了情理之中。既然父親從出生起就“主動”失蹤，母親不盡養育責，還奪子女口糧，那兒子弑母，某種程度反合了儒家“父父（母親也一樣）子子”權力義務對應的倫理。
而那位可以對其他犯人頤指氣使的犯人--“加工隊”謝隊長，一個強奸犯，卻混的算很不錯。管犯人的犯人，不算官也算吏了。雖然謝隊長其實沒有正式的“編製”，隻是管教幹部自行支派的“犯人隊長”，卻足以在犯人中耀武揚威。他可以對其他犯人施以酷刑、隨意謾罵。
這同樣是那個黑白倒錯的殘酷年代的產物。在正常社會，刑事犯尤其強奸犯是被鄙夷的，知識分子是被敬重的，有良知的公民是受保護的。但以“革命”為名行惡的年代，那些殺人、強奸、搶劫、偷盜的刑事犯，因為不是政權主要敵人乃至可以利用，而地位待遇都位居政治犯之上，享受犯人中的特權。
這一點，不僅中國，蘇聯也是如此。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中，頻繁提到刑事犯/盜竊犯/“律賊（監獄中的犯人團夥，也可以說是黑社會的一種）”。這些人是真正的罪犯、社會渣滓，往往身高體壯，暴力能力當然遠勝那些孱弱的政治犯。於是刑事犯常常欺負政治犯。而這不僅被管理古拉格的蘇聯軍警特工們縱容，甚至還有意利用，讓刑事犯在監獄成為進一步壓迫政治犯、避免政治犯串聯和反抗的工具。
陸焉識所在的勞改監獄之外，還有無數的勞改監獄、流放地。與陸焉識亦友亦敵的淩博士，1959年被發配新疆--比陸焉識所在的青海更加西去千裏的地方，並於1971年死在那裏。淩博士在鎮反中安然度過，但沒有躲過反右運動。這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
相對於那些和國府國軍有牽連而在鎮反中即被捕被殺的，與舊政權沒有瓜葛乃至早年就積極參與進步運動的那些知識分子，自以為是“新中國”的“自己人”，在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勇敢發言。等待他們的卻是開除、流放、勞改。
反右運動本身沒有殺人，甚至刑事處罰都很少。但對這些“右派”的懲罰，比正式的拘捕監禁都更可怕，也是這些“右派”始料未及的。他們被免除公職、失去私職（也有的名義上並沒有被免職，但實際上已喪失相關工作），喪失了地位和報酬，流放到貧困和環境惡劣的地方，被軍警和幹部監督勞動。
這本身似乎還不那麽可怕。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被勞改的知識分子獲得的糧食配額最少，他們大批的死亡。雖然是餓死，但和屠殺並沒有本質區別。政權控製著糧食配給，不給起碼能活命的口糧，乃至完全沒有糧，那就是在殺人。而且，統治者是故意以糧食為武器，來虐待、控製、屠殺知識分子的，死亡不是無意的、連帶的、偶爾的，而是蓄意的、主動的、大規模的、惡性的。
多少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就在這饑荒中死去了。許多手無縛雞之力、從沒勞動過的知識分子，刨遍了山嶺河灘，也找不到足以捱過饑餓的食物。對於大饑荒，莫言先生的作品描寫的更加細致。他在《豐乳肥臀》中描寫了桀驁的醫學院畢業的女醫生喬其莎，為一口吃的甘願被食堂的老炊事員張麻子誘奸。而《夾邊溝記事》更是寫實的記錄了2000多名真名實姓的知識分子，在短短幾個月裏死亡80%的過程。
淩博士還比較幸運，沒有餓死在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裏。但也沒有逃過文革浩劫，沒能活到平反。小說沒有交代淩博士具體死因，但無論被批鬥死、餓死、病死、“自絕於人民”而死，都是死，都不是正常死。
而焉識的老朋友老冤家大衛·韋，在文革時被紅衛兵暴打，文革後死於後遺症。（關於大衛·韋，還會在其他章節細說，暫時按下不表。陸焉識及其家人在多次運動中的經曆也在此不表，放在其他章節）
《陸犯焉識》中每個略有篇幅的人物，都和那個時代的大浪大潮緊密相關，就是那浪潮的一部分（或者說浪潮裹挾的群體的一部分）。個人的經曆，是千千萬萬人的經曆，是時代的縮影，是親身的見證。
再後來，曆史過去，幸存的人，沒有多少“直接”的證據，隻有記憶的證明。我小時候看過一部揭露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罪惡的電視劇《記憶的證明》，對內容和劇名都印象頗深。中國被外敵和內賊侵害的曆史，證據散佚下都隻剩記憶來證明。那些勇敢講出苦難的受難者，多麽單薄和脆弱，又多麽堅韌和頑強。
而如今，隨著當年的親曆者紛紛逝去，連當事人“記憶的證明”也基本消失，隻剩下了一些遺言，以及他人的轉述。已經有許多人在懷疑真相、否定曆史，乃至美化那個殘暴的年代、那些暴橫的屠夫。當年就有人預言中外的那些惡徒及其後代，必定會更加猖獗的否認曆史和為罪惡翻案、洗白。現在果然是這樣。這是那些受難者遭遇傷害後的二次傷害，是悲劇後的二次悲劇，是死亡後的二次死亡。
於是，這個國家民族在遺忘中，繼續沉淪。他們被物質繁榮迷惑，卻喪失了獨立思考與反思能力，放棄了對權利自由的追求，許多人甘願繼續被利維坦宰製。而2020-2022年三年的“新冠清零”導致的巨大悲劇，以及最近幾十年零落在全國各地的人民慘劇，都在以血淚書寫遺忘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