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和嚴歌苓已從認識到鬧翻，她出爾反爾，從曾經答應協助我的人權宣傳活動、公共性的文化藝術事業，到無理由的拒絕履行諾言（據說是聽信與我有矛盾者的讒言等原因）。
嚴歌苓缺乏誠信，道德低下，良知殘缺。起碼是對不起我。但我不以人廢言，她寫的《陸犯焉識》還不錯。我和她鬧翻之前寫了這部書書評的三分之二，內容很長。連載於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繼續接續評論之前的內容：
當年在美國和各國同學談笑風生、回國又在大學任教的陸焉識，怎麽也想不到，20多年後，他要在寒冷潮濕陰暗的勞改監獄棚子裏，與各種政治犯、刑事犯為伍，和殺人犯、強奸犯們同炕共眠。
這時的陸焉識，沒有咖啡廳和圖書館可以去，沒有辦法隔絕和逃避。能做的，隻有忍受和適應，和這些“人渣”們常年共處，一起勞動、受批判、睡覺，以及等待死亡。
但這些被視為“人渣”的犯人們，並不都是真的“人渣”。相反，其中一些人，無論他們的出身、入獄原因、在監獄的表現，都堪稱正直和良善，比陸焉識當年在美國和上海結交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知識分子、實則“酒肉朋友”的好友們，更加值得尊重。
“十幾歲的他背著包袱出門學生意，阿嫂圍腰裏插著鞋底，手上抓把剪刀追到鎮口，邊追邊喊：你那頭發會給城裏人叫做土包子的，站住給阿嫂修一修！”
“自家堂屋，門口躥進幾個警察，拿出判決書就朗讀；老婆抱著孩子走進來，說搞錯了，一定搞錯了，判決書應該在法庭上念，怎麽念到堂屋裏來了？那不是事先就把判決書寫好，臨時填寫姓名的？那不是搞錯是什麽？……”
資本家“徐大亨”，在那個時代背負著“剝削者”原罪，但其實是從十幾歲就離家謀生、勤勞致富的小商人。他因為無意間雇傭了國民黨特務而被牽連，還差點被當成同名犯人判處死刑。他如祥林嫂一般複述從差點被處決到僥幸生還的過程，人們早已聽厭。他把陸焉識當成值得結交的朋友，陸焉識卻擔心言多必失而沉默。這位“不願當冤死鬼”的“徐大亨”，最終卻因為醫療事故稀裏糊塗的死去；
“1954年4月的一天，劉國棟接到幾大張紙的逮捕名單。他打電話問行動負責人，這麽多人一天逮完？電話裏的北方話回答：這是鎮壓反革命，不是過去逮捕地下黨員，心軟啥軟？！劉國棟又來一句：每個名字後麵總得有個具體罪狀吧。北方話說：每個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狀。
劉國棟喊了報告首長，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單上抓獲，一共一百四十五個。北方人說，錯了，應該一百四十六個。劉國棟再看看手上的名單，說沒錯，是一百四十五個。北方人聲音都沒有抬高地說第一百四十六個是你自己。刹那間東南西北都有手和腳伸出來，下槍的，扒警服的，使絆子的，上手銬的……這種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間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練出來的……”
“劉胡子是長了一副好胡子，漂亮威風的唇須。剛進上海監獄時，監獄幹部勒令他剃胡子，他問為什麽，說他自己是反革命胡子又不反革命。幹部駁回他說：人反革命胡子也反革命。劉胡子說，馬恩列斯都留胡子，都反革命嗎？就那樣把他的二十年有期徒刑加上去了，加成了無期。”
光榮“起義”的前警察局長劉胡子，在“新中國”政府做公安局長，抓“反革命”，完成任務後自己也被當成“反革命”拘捕，最終在監獄服藥自殺。他抓其他沒有具體罪名的反革命，是稀裏糊塗抓的，自己被抓更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劉胡子”經常看陸焉識登在報上的文章，說明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大老粗，而是頗為追求思想進步，這恐怕也是他選擇“起義”的原因之一。但沒想到，這反而害了自己，且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被捕的經曆，和商鞅、來俊臣的“作法自斃”頗有形似，但神卻不似。他不是酷吏，是開明的向往新社會的愛國警官。這也讓他的落難和死亡更顯悲劇。
他原本被判刑二十年，就因為一句頂嘴就變成無期徒刑。“徐大亨”的判決書不是在法院宣讀，而是在“徐大亨”的家裏；“劉胡子”因為一句話被加刑至無期。可見那個年代司法的隨意與荒誕。自殺被視為對抗行為，“劉胡子”臨死的寫下遺言“祖國萬歲”並不能換來同情理解，隻是成為悲劇更悲劇的注腳；
“偽連長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門外的開闊地走去。大門在白天是敞開的，偽連長走出門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見。聽見哨兵的吼叫，偽連長來了個“向後轉——走！”然後就開始大踏步後退，臉朝著哨兵，一麵吼出指揮口令，讓哨兵好好瞄準，節省子彈，爭取兩三槍結果他，別打得他滿地打滾……四支自動步槍打空了四個彈夾。那場槍擊等於把抗日戰爭延長了十好幾年：偽連長是最後一個被消滅的抵抗中的日偽分子……”
一位曾在日偽軍中服役的“偽連長”，看“階級成分”是不折不扣的敵對分子，卻能在忠於政權的犯人頭目謝隊長折磨陸焉識和另一少年犯梁葫蘆時，冒著危險出言相幫；麵對汙言辱罵自己母親的謝隊長，敢冒著被“加工”乃至加刑的危險上去拚命；在饑荒已經結束時，應是出於不願繼續被囚受辱，操著正步昂然走出勞改營大門，主動求死，被解放軍射殺；（類似讓人震撼的故事，勇敢的反抗，在毛時代勞改營恐怕有成千上萬。但絕大多數都被有意的隱瞞、壓製，最終永久塵封在曆史中了）
“謝隊長犯的是強奸罪，刑期是七年。其他“加工隊員”的刑期最長的也不過十年。因此他們在老幾這樣的重大政治犯人麵前優越感十足。老幾是敵人，而犯了罪的人民群眾還是人民群眾；壞的人民跟好的敵人不一個性質，壞的人民壞到哪裏也不是敵人。他們在人民的範疇裏可以有很大空間去壞。”
“加工隊（由刑事犯組成的、專門折磨不聽話的勞改犯的
隊伍）”的謝隊長，一個強奸犯，以酷刑折磨犯人為樂。他接受陸焉識賄賂的“歐米茄”，又折磨偷走“歐米茄”的梁葫蘆。但這種人並不會被處罰。因為在那個時代、那個輿論環境、那個監獄，刑事犯地位高於政治犯，沒良心的犯人價值高於“良心犯”。
“犯人裏也有一幫一夥的，但老幾不入任何夥。在美國，在上海他都不入夥，寧可吃不入夥的虧，兜著不入夥的後果，現在會入這些烏合之眾的夥嗎？因此老幾在一份親密湊上來時，總是客套地推辭。不識抬舉就不識抬舉吧，老幾還剩下什麽？就心裏最後那點自由了。”
麵對這樣那樣的犯人，陸焉識，“老幾”，選擇了“不入夥”。這既是為自保，更是為自由和原則。曆經磨難的陸焉識，被迫害的與家人長別、在大西北勞改營改造，甚至拉屎的自由都沒有。但還有心靈上獨立的自由，“老幾”仍然在堅守精神層麵那一點很多人看來一文不值，卻象征著人性自主的東西。
在汙穢肮髒卻又難以反抗的勞改隊，“老幾”學會了忍耐、過濾、對髒東西當做空氣。即便有人說與他女兒有關的肮髒話，他也當做沒聽見：
從犯人到幹部都知道無期犯老幾的女兒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個也長著卷毛的女博士。漸漸地，傳聞髒起來，說那個女體上的肚臍眼是老幾女兒的。再過一陣，老幾（老卷兒）的女兒有了名字，叫“小卷兒”。
梁葫蘆說著偷看一眼老幾。老幾不反應。他對待肮髒就是不反應。肮髒的念頭、肮髒的語言不幹擾他，就是因為他對它們可以聾，也可以瞎。
這樣的忍耐力，既讓人佩服，又令人傷感。這是不得已的“阿Q”精神。此時的陸焉識不再有民國時那樣為了一口氣辭職的勇氣，為了活著見到家人，為了婉喻和丹玨，他願意忍著百倍千倍於民國時的屈辱、起碼部分麻木的活下去。
而犯人們的下流汙言，也能反映出勞改隊本質是怎樣的。哪怕有“徐大亨”、“劉胡子”、“偽連長”這些還算有良知的人，犯人們根本上還是一群在體製迫害下心理扭曲、思想變態（並將變態公開表現出來）的人形動物們。生活在惡劣境況中、性壓抑下的男犯人們，是缺乏基本廉恥的。而梁葫蘆，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傍晚在草垛裏發現母親和她的姘頭的。兩人分了白饃睡得跟沒事人一樣。梁葫蘆正好手上有把砍刀，於是正好一刀一個，替弟弟妹妹討還那再也討不回來的大白饃。他的砍刀剁餡一樣下去上來，一直剁到刀刃崩裂同時向刀身翻卷過去，在刀柄上剩了一條奇形怪狀的廢鐵。當天夜裏，他把一對狗男女不分彼此的皮肉骨頭埋進自家後院，把那個還是胎兒的弟弟或者妹妹也一塊埋了，因此梁葫蘆的卷宗裏為他記下了三條人命的血債。”
梁葫蘆，是“老幾”在監獄裏最親密的“朋友”。這位在大饑荒中打死母親和母親姘頭，奪回給弟弟妹妹的口糧、被判處死刑的待決少年犯，強橫、頑劣、殘暴，又常受酷刑“加工”。說他可憐，但又可恨；說他可恨，又覺可憐。
梁葫蘆是那個人人沒有溫飽更無尊嚴社會的產物，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破碎家庭出身、叢林社會生長、在求活中變成惡棍的青少年們的縮影。這樣的人，短暫的兒童、少年、青年時代，都沒有感受到過任何“溫暖”，隻有冰冷與暴力。於是他們也回應這世界以冰冷與暴力。
梁葫蘆被槍斃前兩天，“老幾”出於真情，在梁葫蘆麵前不再裝成結巴，勸他和弟弟見一麵。而梁葫蘆在上刑場之前，還是被“老幾”裝結巴的事舉報了。這個看似凶悍也確實凶悍的小殺人犯，終究還是害怕死亡，還是想活，想立功，哪怕要用“老幾”的命換自己的命，哪怕“老幾”出於對他的愛才放棄裝結巴、勸他見弟弟。
而這也證明了陸焉識裝結巴、其他犯人搭訕都不理、不入夥的警惕，是完全正確的。在勞改隊，是不能發善心的，起碼發善心不能暴露自己一些隱私和弱點。否則，再深厚的友誼，都沒有立功免死/減刑有誘惑力。殘酷的環境裏，是不能心軟的，是會被見縫插針的，是隨時都會出賣和坑害的。陸焉識還是心軟了。
“老幾”陸焉識還有許許多多獄友。不過，《陸犯焉識》裏提到有名姓和“事跡”的，除了以上幾位，就隻有陸焉識入獄十多年後、文革時期進來的兩個新晉犯人：知青小邢，和因為強奸女知青成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分子”的村大隊書記。
大隊書記是鄧指導員極為討厭的犯人，因為他強奸女知青，還洋洋得意的在犯人中炫耀。鄧指正在生“鬼剃頭”的怪病，就半故意半無意的，讓這位強奸過若幹女知青的大隊書記掉進冰窟裏，凍死了。
而知青小邢，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卻因為“上山下鄉”運動，不得不去農村那“廣闊的天地”勞動、打架，最終進了勞改監獄。這個脾氣很衝、到監獄裏還繼續有些跋扈的青年，其怨氣都是“上山下鄉”毀了他的前程，讓他當個大知識分子乃至外交官的夢，粉碎了。最終，他和一個貪汙犯在監獄大火中同歸於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