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的終極（ZT）
“文化大革命”10年間，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達1402.66萬人。加上文革結束後陸續下鄉的有260.04萬人，共1662.7萬人。這與1980年的全國城鎮人口1.91億相比，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當時幾乎所有城鎮家庭都與“知青”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中國知青運動的終結真正源起雲南知青。1968年，雲南農墾係統開始接收知識青年；1970年3月1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下轄4個師，32個團，分布於西雙版納、德宏、臨滄和紅河地區的荒蠻叢林，兵團先後接收知青10.4萬人，主要來自外省市，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萬人、成都1.67萬人、重慶2.44萬人、昆明7038人。
最先抵達兵團的是北京人，他們是大串聯時無意中闖進邊疆的一批紅衛兵，返京後即給當時的北京市革委會寫了要求去雲南插隊的報告，幾經轉輾，報告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示，“（李）富春、（餘）秋裏同誌：可考慮這個要求，請與北京市革委會聯係一下。周恩來”。1968年2月8日，列車載著55名北京青年奔赴雲南。
雲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糧40斤，工資28元，房自蓋，菜自種。當文化迥異的各地青年匯聚到邊疆，經碰撞、摩擦、浸潤、融匯，逐漸形成其個性特征：思想活躍、敢說敢做。地處西雙版納的兵團一師，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們分布在從猛海到猛臘廣闊的國境線上，總數6萬餘人，其中景洪一團的知青高達8538人。他們的任務是砍伐森林，種植橡膠，在目前西雙版納綿延150萬畝的橡膠林中，當年由知青開墾種植的仍占相當比例。
據報道：這場運動推行10年後，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上千萬知青在人多地少的農村與農民爭工分、爭口糧；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失去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在招工、招生、參軍、入黨、提幹等問題上，後門風盛行，以至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現在社會上對知青問題議論很多。四個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現在搞的上山下鄉，不是個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嘛！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麵。我們第一步應該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
1978年10月，一封《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在西雙版納知青中悄悄流傳，作者是景洪農場十分場（原雲南兵團一師一團十營）學校的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舉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運動造成的“三不安心”問題，認為局麵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希望中央領導能夠重視。
丁惠民日後說：“這封信還隱約表達了回城的願望。”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知青作為文革遺留物，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但有關部門一時還顧不上，也拿不穩。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個知青指印，寄往國務院。國務院按常規批轉雲南省處理，自然沒有了下文。知青們沒有氣餒，又寫了第二封信，發起者仍是丁惠民。到12月初，聯名信的簽名超過萬人，以它為媒介，在西雙版納6萬知青中，一個以回城為目標的群體正在形成，丁惠民與重慶知青劉先國、上海知青胡建國組成了三人核心小組。
恰恰此時，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發軒然大波。瞿是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知青，因懷孕難產，在農場衛生所大出血身亡。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農場並非最嚴重的，卻因死值其時，激起知青情緒。
12月8日，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雲南各農場知青聯席會議”召開。會議目的是：商討“北上請願”事宜。丁惠民被推舉為總指揮，組建北上籌備組。會後，知青們發布《北上宣言》，決定派代表進京。
12月27日，26名代表到達北京，國家農墾總局接待了他們。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要見鄧副主席”，並提出如果鄧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國家領導人接見。
1979年1月10日，代表們終於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接見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被接見的代表限定為10人。
自此以後，西雙版納知青的大規模行動，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時，中央即派出以農墾總局局長趙凡為首的調查組南下。同時，地方政府也開始正視知青的要求。趙凡是1937年參軍的老八路，作風務實，他目睹了知青們艱難的生存現狀，當幾百名知青跪在他麵前放聲大哭時，他也流下熱淚，並大聲說，“孩子們，都起來！你們的情況，我一定如實向中央匯報！”
在趙凡的協調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雲南有關部門在昆明聯席召開會議，各省市對知青回城均表示認可。1月15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發表《15條講話》，其中一條是“知青不願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講話和接踵而至的國務院“六條”開啟了大閘，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雙版納各農場知青無不爭先恐後回城。知青們在慌亂中告別了邊疆，直至回到昆明，才鬆了一口氣。
雲南墾區的當年這場風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從1978年12月起，有21個省、市、自治區相繼發生了下鄉知青和支邊青年要求回城的集會、請願活動，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聲勢的“回城風”。
這股風來勢猛，涉及麵廣，許多地方出現了激烈行為，如：四處串聯、散發傳單、請願遊行、集體上訪，甚至罷工絕食、衝擊領導、毆打幹部等等。這場驟起的風波，中央決斷及時，態度鮮明，經過一段艱苦細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後有所緩和，到五六月份大部分地區已平靜下來。
這時候，西雙版納回城風潮已迅速波及全國，10年內陸續上山下鄉的上千萬知青，在幾個月內就返回了各自城市。
1980年，國務院知青辦提出《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點是，明確宣布“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這是在全國範圍內，宣告上山下鄉即將終止的信號。
1981年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並入國家勞動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仿照辦理。至此，曆經20餘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告結束，“知識青年”遂成為曆史名詞。
上山下鄉政策變更之後，知青陸續返城就業，但尚有大量的遺留問題需要解決。其中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安排20萬與當地農民結婚的插隊知青。各地經過3年努力，到1981年絕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經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於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安置條件差異很大。
據在4萬多已婚插隊知青中的調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實。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學入戶問題也比較突出。可以說，上山下鄉政策不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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