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悲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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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海內外都有人援引政治人物應該具有的“責任倫理”，對趙紫陽下台做出負麵評價——趙紫陽作為手握重權的總書記，不應該僅僅為了個人道義形象而放棄政治上的“責任倫理”。這種評價假設是：首先，如果趙紫陽不在八九運動前期的關鍵時刻出訪朝鮮，政治局就不會被保守的李鵬主導，其鼓動鄧小平的幕後陰謀就難以得逞，即“４·２６社論”也許就不會出台，也就不會刺激學生而導致運動的逐步升級；其次，如果趙紫陽在運動中期向鄧小平妥協，鄧就不會下決心罷免趙，即便無法避免戒嚴，也許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再次，隻要在決定戒嚴之後，趙按照鄧的意願出席宣布戒嚴的黨政軍大會，即便無法避免血案，但隻要趙能保住自己的權力，既可以減弱六四後的鎮壓、逮捕和清洗，也可以多少抵製極左派對改革的全麵反撲，不但經濟改革可以保持延續性，而且政治改革也不至於停滯十五年。換言之，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的堅持己見，起碼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如果說，在趙紫陽當上總書記之後的不夠韜晦被指責為政治不成熟，我還可以勉強接受的話；那麽，說趙紫陽在戒嚴問題上堅持己見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現，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為，在中國已經走上改革開發的不歸路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對和平表達的民意實行軍事戒嚴的管製，絕非如何應對社會危機的策略之爭，而是事關根本的政治善惡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在此問題上還一味韜晦或妥協，趙紫陽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了，而必將象獨裁製度中的其他高官一樣，淪為泯滅是非善惡的機會主義政客，即便保住權力，他也就可能不再是那位矢誌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開明趙紫陽了，而更大的可能僅僅是，他變成第二個江澤民而已——中共官場上最常見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鬥爭的失敗，卻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典範。換言之，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的表現之於中共官場而言，堪稱曆任黨魁中的最大異數，為中國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義尊嚴。
必須承認，在八九期間，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製局麵，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曆任黨魁中的極限了。而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應對民間訴求，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從此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事實上，八九時期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非常有利於進行“可控製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發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證明發生了“動亂”，反而證明了民意對腐敗的強烈不滿和對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體而言：１，由於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強的控製力和權威；２，在體製內部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已經提出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官民衝突的新模式；３，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４，在民眾方麵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持。５，八九運動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絕食以後，北京城裏仍然秩序井然，並沒有出現所謂“暴力動亂”。６，當時的國際環境極為友善，西方主流國家全力支持中國的改革。在戒嚴令發布之前，西方輿論不但支持學生們的和平訴求，也對中共高層開啟官民對話的方式給予正麵評價，稱之為“官權對民意的忍讓和寬容”。
這一切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曆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反而能夠保證：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官民良性互動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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