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早對趙紫陽講：你給共產黨拉套，不會有好結果
《伐林追問》第103期，2020年5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趙紫陽的父親是土改時被農民鬥死的，王震曾罵趙紫陽跟共產黨有“殺父之仇”。這個說法，可以說，事出有因，但是並不確切。
趙紫陽是河南滑縣人，父親趙廷賓是滑縣大地主。他1938年加入中共，不到19歲就擔任了滑縣工委書記，隨後轉為縣委書記。剛入黨怎麽就能當縣委書記？其實他的革命經曆要往前推6年，1932年他還是一個13歲的小學生，原名趙修業，就加入了共青團。那一年秋天，地下黨支部發動七百多農民對三個村地主的一千來畝莊稼搶收搶打搶分，就包括趙家的莊稼。共青團員趙修業支持農民的行動，指點農民哪些是自己家的田塊，氣得他爺爺大罵孫子是“敗家子”。
被軟禁近一年的趙紫陽。攝於1990年4月17日。
一個地主後代在家鄉農村當地方官，尤其是在農村的一係列直接領導農民向地主作鬥爭的運動，像減租減息、土改中當官，可以說就是高空走鋼絲，一不小心就會摔下來粉身碎骨。今天說起這個危險，人們會覺得很誇張。我有一次節目介紹說山西土改時在共產黨煽動之下，暴民殺害多少幹部，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也難以置信。這次我在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書中又看到血淋淋的介紹，他舉的例子就是滑縣的——
滑縣上官村有個毛德身，1934年入黨，上過延安抗大。土改時，他在共軍當營長，聽說家鄉土改亂打亂殺成風，請假回家探望。他母親被農民拉出來鬥，他說“願意替我母親去死”，群眾就打死了他，他母親也沒幸免，也被打死。這個村殺了地主和家屬幾十口。1935年擔任滑縣縣委書記的郭衛人，老家那個村土改中一次就殺了地主和家屬幾十人，包括他父親。中共建政後，他擔任桂林市委書記、哈爾濱市委第一副書記，東西南北任職，從來不回滑縣。在解放區土改中有個很流行的詞叫“搬石頭”，被掌權者認定是阻礙土改的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不好的各級幹部甚至是土改工作隊員——都被稱作“石頭”也就是絆腳石，就要把你搬開，甚至砸碎。也就是說：出身不好的幹部，若不“大義滅親”，就會“同歸於盡”！
盧躍剛著三卷本《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2019年出版。
趙紫陽從1938年到1947年年底，十個年頭在家門口幹革命，擔任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必須貫徹執行上級的指令和政策。中共在不同時期，因為處境和任務不同，對地主鬥爭的政策也不同。抗戰中是減租減息，抗戰結束一段時間後決定推翻國民黨統治，就決定土改了。他的轄區內，包括他爺爺、父親在內的許多地主，抗戰時是開明士紳、統戰對象，為抗戰做出過許多貢獻，趙家的宅院，是抗日救國會設立的造槍局，製造土槍土炮手榴彈，還當過中共抗日訓練班、部隊的後方醫院。但中共一翻臉，就成了革命對象，不僅要分他們的土地、家產，還要他們的命。各根據地、解放區政府都縱容農民、鼓動農民毆打、羞辱、虐殺地主。
趙紫陽百年冥壽，到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家來吊唁者絡繹不絕。
趙紫陽竟然能夠在階級鬥爭暴虐的家鄉生存、升官，盧躍剛分析，有三條原因：第一，他讓家庭保持與中共合作抗日的開明形象，資助中共，獻土地、獻財寶；第二，他自己每次探家都先找農會報到，不先回家；第三，減租減息和土改中，采取回避不幹預態度。
其實還有一條，我下麵會講到。
趙紫陽的祖父、父母都遭了罪。78歲祖父不識時務不低頭，被捆在長條凳上灌辣椒水；趙紫陽的母親被關在一間磨坊裏，土改工作隊忙亂中忘記了，關了幾天才想起來，差點把她餓死；趙紫陽的父親隻被鬥過一次，一是他有病，二是畢竟要看趙紫陽的麵子，三是趙廷賓總是幫助鄉裏，人緣不錯。趙紫陽在當地委書記，自己沒有出麵，但他的搭檔兼老鄉、行署專員楊銳，跟土改工作隊私下打過招呼。那次鬥爭會開得不順利，趙家唯一的長工趙滿囤，被工作隊動員上台揭發，他卻說1942年大饑荒，要不是東家慈悲救濟，自己一家就都餓死了。這哪裏是控訴地主階級罪惡？他沒講完，工作隊就把他攆下了台。
1987年11月，趙紫陽參觀井岡山紅色根據地，端詳青年毛澤東。
雖然沒怎麽批鬥，但是要挖浮財。趙廷賓的元寶銀元藏在哪兒？他因為有病，老躺在床上。經人舉報，工作隊和村幹部把他抬到院子裏，從他的床底下挖出來的。抄出兩個大元寶，一個就重官銀48兩。這些浮財，並沒有分給農民，全被政府拿走了。抄家還抄走了家裏幾乎所有生活用品。趙紫陽的母親給大孫子趙大軍做了一個小棉襖，也被搶走。趙紫陽的妻子梁伯琪，當時也是一個革命幹部，去要也沒有要回。給共產黨做事，被共產黨抄家，趙莊第二大地主趙廷賓一貧如洗，就在這年連病帶氣去世了。
趙廷賓去世前，想見兒子，叫侄子騎著馬去找，趙紫陽說正搞土改，忙得很回不去，隻交給堂弟帶回去一瓶急救藥。家裏人哪知道，就在趙廷賓去世前一個月，趙紫陽正主持召開部署暴力土改和擴軍的地委會議，在暴風驟雨鬥地主運動高潮中，地委書記到自己管轄的縣看望垂死的地主父親，會是怎樣的政治影響？
文革中被毛澤東破格提拔進了中央的紀登奎，與趙紫陽是多年共事的老戰友。他是山西人，在河南搞土改，沒有顧忌，1944年他說地主“都可殺”。
文革中的紀登奎。他早年在土改中說：地主“都可殺”！
但趙紫陽不同啊！在本鄉本土鬧革命，沒有脫離常識常情常理，心中有敬畏和忌憚。在他心目中，地主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是與生他養他的長輩家人掛鉤的，他也熟識周邊很多本分地主，別說其他富裕農民了。他說不出紀登奎那樣的話，也無法按照那個“都可殺”的邏輯來動員民眾。不幸的是，“都可殺”的思想，兩年之後，也就是冀魯豫邊區啟動土改之後，乃至更久遠時期，一直是中共政治運動的主流。
趙紫陽在擔任冀魯豫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長的1944年10月，發表了一篇文章《滑縣群眾是如何發動起來的》。美國華人學者丁一夫在去年（2019年）紐約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國際研討會上，提交了一篇題為《華北農村怎樣發動農民搞土改和鎮反》的論文，其中有相當篇幅就是以趙紫陽這篇文章為例。
丁一夫在紐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國際研討會上演講。
抗日戰爭中，趙紫陽在滑縣開展雇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其經驗受到鄧小平等高級領導人的讚賞，使得趙紫陽在抗戰結束時就成為中共黨內有一定名氣的中層領導人。中共在其革命綱領中有關於土地問題的理論，提出要發動農民展開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但是這些理論並不能直接用於發動農民。趙紫陽講述了更為實用的方式方法。他說，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剝削是多方麵的，“不僅有舊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壓迫剝削的製度和習慣，且有即舊法亦不允許的罪惡行為；不僅有對農民一般的共同的壓迫和剝削，且有對每個具體農民的特殊的壓迫和剝削。這就造成農民對製度的‘私仇’‘私恨’。這種‘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具體表現。”“農民首先體會到地主的壓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為這是非常具體，與自己的利害關係非常明顯的。過去的經驗是農民一旦有了機會，是一定要報複和清算的。我們要讓農民翻身，就必須允許農民來報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
趙紫陽所主持的滑縣，就是激發農民對地主的“私仇”“私恨”，“把每個農民對地主的仇恨組織起來，私仇結合起來，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農民對地主不同的具體仇恨匯合起來，成為公憤的。這公憤，大家的仇恨，是建築在每個農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礎上的。”
宋永毅主編《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冊，田園書屋）
趙紫陽透露，“民兵的成分多係流氓”。如果注重理論上的“公仇”、“公恨”，那麽，“既然是大家的仇恨，從來沒有發言權的貧苦農民，自然不能成為領導者；因之，民主鬥爭的領導權就多半落到中間力量手裏”。反之，發動農民報私仇泄私憤，必然依靠農村中的“貧苦農民”，也就是地位最低的邊緣人群。
趙紫陽還介紹了組織農民的經驗，那就是要“動”。幹部要堅決勇敢，要“興風作浪，敢作敢為，不能拿出書生習氣、閨女作風，畏前懼後，瑣碎複雜”。要讓群眾在一起，看到大家的力量，有了“群膽”。趙紫陽詳細介紹了怎樣召集鬥爭會、“訴苦會”，怎樣發動和組織群眾，怎樣對待發動過程中發生的“左”的行為，不能潑冷水。
丁一夫說，趙的這篇長文，很像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共同點都是以發動農民、組織農民為目標，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書本理論出發。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完全是實用主義，隻要是能夠達到目標的做法，就是正確的做法。以仇恨為發動群眾的杠杆，在農村展開打破原有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的改造工程，是這篇經驗之談的核心思想。
趙紫陽與鄧小平。他們的首次見麵是在1945年。
1945年，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的鄧小平在山東冠縣找趙紫陽等人座談土改問題。時任滑縣縣委書記張華回憶說：調我和趙紫陽去匯報，薄一波專門來聽，鄧小平看了趙紫陽寫的小冊子很欣賞，在大晉冀魯豫推廣滑縣經驗，鄧還送我們每人一條日本產的香煙。匯報會上，鄧小平、黃敬、薄一波、宋任窮參加。薄一波有事沒聽完，會後又專門對他匯報一次。鄧小平對趙紫陽提出的滑縣土改經驗十分賞識，決定將他的經驗推廣到全區。中共建政後的大規模土改運動中，通過“算剝削賬”、“訴苦”等方式來激發農民對地主的仇恨，成為發動群眾、“提高群眾階級覺悟”的重要手段。
滑縣經驗，核心是兩條，一，動員群眾必須以強大的武力做後盾；二，在實力具備、政權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階級鬥爭-暴力是最有效率的動員方式。盧躍剛寫道：趙紫陽比較早地醒悟到，共產革命是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少數人的革命——這句繞口令風格的話，大家聽明白了吧。否則，哪需要動用武力進行脅迫呢！
趙紫陽這篇文章總結的是減租減息階段發動群眾的經驗，嚴格地說，還不是土改階段。土改就加倍、十倍百倍血腥。給趙紫陽的心理壓力也就加倍、十倍百倍。前麵我們講的趙紫陽的父親之死，就是在土改鋪開後的事。
在對地主打砸搶殺關管的血腥運動中，趙紫陽最大的軟肋就是地主兒子，而且是他轄區內地主的兒子。1946年6月，冀魯豫區黨委把趙紫陽當書記的四地委和八地委領導找來匯報，冀魯豫區黨委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潘複生，做了非常嚴厲的發言，盧躍剛說，更像是提醒、警告、敲打。
文革中的潘複生（中）。
潘複生說，“農民積累了幾千年和地主的鬥爭經驗，對地主誰該留生活，誰該掃地出門，誰該殺，農民是有一定尺度的。”長篇大論，口氣強硬，明顯透露出對四、八地委的不滿，可以看作是冀魯豫邊區領導人要求把地主、富農和中農放手交給農民“私刑大屠殺”的訓話。
趙紫陽雖然還是中共的忠實幹部，但他在上麵幹部和下麵群眾都癲狂的歲月，還是保留了一定良知和理性。盧躍剛書裏完整地抄錄了1947年冀魯豫區黨委黨內刊物《工作通訊·土改會議專號》上一篇《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問題的討論》，幾位地委和縣委領導發言，一片殺殺殺，“殺人不能論數目”“地主就是罪人、犯人，一切罪惡均歸於他”，“為什麽不能肉刑？”其中八地委書記郭超，講述群眾把一個地主捉住零刀削了，還有一個地主烹了，煉了半碗油……講述時毫無心理障礙，這都是中共的中層幹部啊！今天讀來驚心動魄。
其中隻有四地委書記趙紫陽的發言，調子顯然與其他人不同，他介紹四地委在普遍施行酷刑的情況下，發布告禁止亂打亂殺；在如何發動群眾的問題上，他不認為肉刑是個好辦法，“打著騾子叫馬聽的辦法，是簡單化的，是危險的”。從這個記錄看，他是唯一與一片喊殺的會議氣氛唱反調的。以他的身份，發表這樣的溫和意見，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很可能被當成搬石頭的對象。
趙紫陽有個伯樂張璽，趙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的晉升，與張璽有關。張了解趙，信任趙，1942年張璽當地委書記時，提拔23歲的趙紫陽當地委宣傳部長。冀魯豫邊區在抗戰爆發以後的十來年中，主要是張霖之和張璽兩人輪流主政。張璽是一把手，張霖之來了，張璽降為二把手；張霖之調走，張璽升為一把手，如此三番。
文革前，煤炭部長張霖之（左一）與呂正操（左三）、餘秋裏（左五）、李銳（右二）等國務院部長合影。
張霖之身上噴射著血腥殺氣。他曾說過：“群眾對地主用刑（打，拉滑子等）是否對？如在大運動中，出於群眾的義憤是可以的”；“拉滑子”我們今天是聽不懂的，這是一種私刑：比較正規的名稱是“望蔣杆”。選很高的大樹，在離地麵六七米高處安一個滑輪，繩子穿過滑輪。召集男女老少包括兒童團和所有地主富農，把當天要殺掉的地主押來，兩隻手腕紮緊，青壯年拉滑輪繩子的另一端，把他麵朝南拉到最高點——麵朝南很要緊，朝著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方向，蔣介石被說成是地主的總後台嘛。然後逼問：你家財寶藏在哪裏？看見蔣介石了嗎？不管回答如何，青壯年都是手一鬆，讓地主自由落體摔下來。一次死不了，就再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摔死為止。其他陪殺場的地主嚇得魂飛魄散，屎尿失禁。張霖之說“出於群眾的義憤是可以的”，等於就是大開殺戒。
中共的土改運動極其血腥。
不管趙紫陽心裏有多少矛盾糾結，跟著共產黨革命，就要有鐵石心腸、要有霹靂手段。盧躍剛書中寫道：趙紫陽的四地委管轄下，衛南縣一區，一個鬥爭大會就殺了69人，四區一次大會殺了26人，殺人方式，就是上麵所說的“拉滑子”“望蔣杆”；三區一次殺了二十多人……有些地方的鬥爭對象，三分之二是中農，隻不過就是比其他人溫飽一點。許多學者查閱中共土改檔案或者聽當事人、見證人回憶，都感到心驚膽顫，難以置信。重慶的譚鬆副教授記錄了地主和地主家屬的血淚回憶，不少人罵他“造謠”。盧躍剛為了寫趙紫陽傳，為了真實還原曆史現場，梳理了許多文獻，乃知晉冀魯豫邊區抗戰和內戰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時期普遍施用酷刑和虐殺，手段集人類殘忍之大成，新老解放區幾乎成了人間地獄，活烹、油炸、淩遲、活埋、五牛分屍、扒腦、挖心、掏腸……這都太普遍、太沒有獨創性了。有一種“放天花”，挖一土坑，受害人筆直站進去，填土埋到脖子，用鋤頭或者大錘朝頭部砸下，受害人腦漿四濺，如同散花。對婦女的刑法就更是慘不忍睹，我不忍心說。這些罪行之所以發生，並且肆無忌憚地持久蔓延，與這些地方的領導人推波助瀾，製造法律和道德真空，最大限度地釋放人類的邪惡本能有關。我們也不難看到這些做法，上承半個世紀之前的義和團，下啟六十年後的文革紅衛兵。
中共土改中大批殺害地主。
張霖之與張璽兩人像走馬燈一樣輪流主政，張霖之更左，他當一把手，我相信趙紫陽肯定感到壓力更大。中共建政後，他擔任煤炭部部長，被毛澤東、江青公開點名，說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群眾組織毆打死亡的部長。
張璽主政時，趙紫陽會覺得更得到上級的理解。張璽不是等閑之輩，中共建政，他是第一任河南省委書記，當時才37歲，是中共最年輕的省委一把手。不久進京，在高崗主政的大計委擔任專任委員和副主任。趙紫陽是他提拔的，他當計委副主任的秘書朱鎔基是他發現的，張璽是中共兩位宰相的伯樂！
張璽。他發現和提拔了趙紫陽與朱鎔基兩位總理。
趙紫陽為什麽會在父親是地主的家鄉步步高升，前麵說了三條原因，上麵有張璽罩著，是第四條原因。
趙紫陽的母親是小腳，不識字，對中共、對毛澤東恨之入骨。她對趙講，“你給共產黨拉套，不會有好結果。”“共產黨不好，拿人家東西，這些東西都不是自己的。”孫子趙二軍說毛主席是大救星，她說毛主席是大壞蛋，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江山是靠殺人搶人得來的。家人害怕她講出去惹麻煩，勸她別說，誰勸都不聽。趙紫陽半真半假地嚇唬她，再說你兒子的官就當不成了，這才不說。文革期間，趙紫陽被打倒，四軍五軍年齡小，沒有地方住，就回到滑縣老家住。文革之後她堅決不讓拆老房子，說將來再有運動，孩子們回來還可以住。趙二軍跟她說，文革那樣的事不會再發生了。她說，朝廷裏還有壞人，你爸還有一難！
趙紫陽百歲誕辰，二兒子趙二軍書寫了屈原《橘頌》中四句詩。（趙紫陽家人提供）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之後，趙紫陽的母親才去世，享年88歲。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無暇分身，派趙二軍去料理後事，拿回來奶奶的照片，趙紫陽看了哭起來，說“我是盡忠不能盡孝”。趙二軍嚇一跳，這是他第一次看見父親掉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