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初期在軍內的部署與葉劍英的崛起
丁 抒
美國諾曼岱爾學院教授
一、清除羅瑞卿：毛澤東的“文革”準備
二、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代之
三、1966-1967：葉劍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注釋】
1966年5月，當“文革”的序幕拉開時，中國人的神經早就被政治運動繃緊了。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變”開始，以中南海“宮廷政變”告終，葉劍英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在黨內“路線鬥爭”頻發的中共高層，葉劍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風波且最後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葉劍英不在中共核心權力圈內，他資曆雖老，但長期擔任參謀職務，從未實際主掌過一支軍隊，沒有自己的“山頭”。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中僅葉劍英一人未擔任過方麵軍或戰略區的主要領導。然而，他的這種邊緣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衝擊。1959年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整肅，林彪、羅瑞卿接掌軍隊。1962年林彪告病，賀龍、羅瑞卿逐漸掌握軍隊的實權。由於賀、羅在“文革”前夕先後被毛澤東清洗，葉劍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漸成為軍隊的實際領導人。
毛澤東的名言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軍隊於權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1]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造反。幾個省可以聯合起來，搞獨立。”[2] 12月間毛又對幾個大軍區的司令員說：“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就得學蔡鍔，要造反哪！”[3] 中共中央本來就在毛澤東的嚴密掌控之中，毛這麽說，當然是隱指中央別的人可能會搞“政變”。1965年初，毛澤東曾當麵譏諷劉少奇：“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4] 毛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這麽說，是因為他牢牢掌控著軍隊。而一旦他對軍隊高層的忠誠產生懷疑，走馬換將立刻接踵而至。為了把軍隊掌握在絕對可靠的人手中，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換主持軍隊工作的領導人羅瑞卿、賀龍，將軍隊日常事務的管理權移交葉劍英。
本文側重分析葉劍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時辨析目前國內關於“文革”初期清洗羅瑞卿、賀龍等若幹重要事件的流行說法之可靠性。
一、清除羅瑞卿：毛澤東的“文革”準備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羅瑞卿和賀龍因忠誠度遭到毛澤東的懷疑而被清洗。當時羅瑞卿不僅是總參謀長，還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在眾多職務中最重要的是總參謀長和軍委秘書長。1962年毛澤東決定，林彪生病期間由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則由羅瑞卿負責，所以後來周恩來曾這樣說：“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5]
羅瑞卿主持軍隊工作，作風強悍，與賀龍以外的其他軍委領導人關係不甚融洽。連他的朋友陳丕顯都說：羅很有能力，但“他作風生硬等缺點也十分突出，這引起一些同誌有意見”。當時軍隊的重大事務往往由賀龍和羅瑞卿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毛決定後再通報林彪，而林彪則很少主動過問，仿佛置身度外。例如，1964年賀龍、羅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賀、毛兩人談話中三言兩語就決定取消軍銜。在軍隊事務中如此重大的事情，決定過程中並未征求林彪這個名義上的國防部長的意見，而是由羅瑞卿回到北京後打電話向林彪通告該決定。1965年4月底，賀龍、羅瑞卿和楊成武到武昌向毛澤東請示有關5月初召開軍委會議的有關重要事項，包括取消軍銜以後的新軍服、帽徽、領章的樣式等。毛批準之後，羅瑞卿才向林彪匯報。[6]
在林彪與賀龍之間，羅瑞卿與賀龍的接觸多，而與林彪接觸較少。毛澤東曾多次對羅瑞卿說，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7] 由於羅、林之間關係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閡，以致於有一次林彪與羅談話時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8] 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曾提醒羅：“林總是不是覺得你和賀老總接觸太多，同旁的元帥接近的太少啊？”[9] 然而，說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羅瑞卿，是沒有根據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實際上完全是毛澤東一人當家。而且林的一個特點就是平素做事決不出頭，哪怕決定取消軍銜這樣的大事時被擱置一邊，他也沒有發表什麽意見。如果沒有毛的意見或暗示，林彪不會出頭打羅瑞卿。
1965年5月初葉劍英的班子為一次軍委會議準備了會議總結。因與會者要求由羅瑞卿做總結，羅便輕率地決定，撇開葉劍英的總結，改由自己來作，並在會議簡報上做了預告。有人撰文寫道，葉劍英等人對羅瑞卿的做法不滿，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權’，林彪招此批評，十分惱怒，隨即下達指示……”，與此同時，毛開始秘密安排葉劍英收集羅瑞卿的材料。[10] 此說尚無旁證，但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為何林彪突然對羅瑞卿發出淩厲的批評。5月25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書立即告訴羅瑞卿：“不準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會議上不能散布個人作結論的空氣。如果散布了，要當眾宣布收回。在什麽範圍散布的，就在什麽範圍收回。”“關於羅總長做總結發言的提法不對……”[11] 就事論事地看，針對羅瑞卿取代葉劍英做總結這件小事，林彪的這個態度似乎與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聯係到毛指責林彪“不抓大事”“放權”，其中是否有毛準備從羅瑞卿手中收回軍權的意味？事隔不久，1965年11月初，軍委機關奉命開會批判羅瑞卿的副手蕭向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軍委辦公廳主任兼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軍委直屬機關黨委書記、軍委辦公廳黨委書記），蕭隨即被“監護審查”，由楊成武兼其職務。當時羅瑞卿尚未被撤職，但基本上被架空了。這樣重要的會議，是誰下的指令，誰主持，葉劍英、楊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現在官方所有的文獻均對此諱莫如深。與此同時，官方強調這樣一種說法：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葉群向毛澤東遞交親筆信，大肆誣陷羅瑞卿，毛偏聽偏信，結果冤枉了羅瑞卿。
林彪派葉群遞交的那封所謂“誣陷羅瑞卿”的信是這樣寫的：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係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麵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林彪 11月30日[12]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議揭發羅瑞卿的“重要的負責同誌”是誰？不會是劉少奇、鄧小平，也不會是周恩來、賀龍，隻可能是葉劍英或其他人。由於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說明。但是，葉劍英一生謹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羅瑞卿的狀，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羅瑞卿是毛澤東的部署還是林彪利用毛整肅羅瑞卿？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羅瑞卿傳承認：“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弄清。第一個問題是林彪夫婦何以敢於告羅瑞卿。林彪那麽注意韜晦，難道不怕告不準反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嗎？”[13] 該書提供了一種猜測：“如果（毛）對林彪的告狀不準，那林彪就要承擔誣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權衡利弊，隻有保林舍羅，也就認可了林彪的誣告。[14] 羅瑞卿的女兒亦持此見：“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掉爸爸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澤東……為了除掉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們，他需要林彪作為盟友。所以，羅瑞卿成了革命棋盤上一個需要犧牲的棋子。”[15] 林彪死後，毛澤東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頭上：“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讚成他。（我）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16] 毛澤東說的是實話嗎？他在事關重大的軍權問題上是個可以輕易被騙的人嗎？
林彪11月30號寫的這封信會不會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羅瑞卿的意圖寫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後，其他各大報均未轉載，毛澤東相當憤怒。11月26日，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會見柬埔寨副首相朗諾時告訴毛，他還沒有讀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當晚，江青與羅瑞卿見麵時問羅：“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沒有轉載，《解放軍報》為什麽也沒有轉載？”[17] 她還說，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因為“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於是羅瑞卿親自給彭打電話，建議《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18] 當時彭真是毛澤東已決定要清除的目標。很可能毛澤東從其情報來源獲知電話內容，所以後來羅瑞卿此舉被指控為“給彭真通風報信”。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蘇州，毛澤東在杭州。如今幾乎所有的文章都說：11月30日林彪寫了那封“誣陷信”後，讓葉群從蘇州飛到杭州向毛告羅的狀。但當時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張耀祠的回憶是：“葉群是1965年11月下旬來杭州的。”[19] 至於是哪一天，他沒有說。有人指出，11月29日毛澤東辦公室曾通知葉群到杭州向毛匯報，當時毛就5月軍委會議總結發言一事大罵羅瑞卿：“羅長子不是軍委主席嘛！也不是軍委副主席嘛！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嘛！怎麽由他做總結發言？有的老帥組織了一個班子，準備了一二個月的總結發言稿，怎麽不讓這位老帥做總結？”[20] “這位老帥”指的就是葉劍英。若此事確鑿，那就是說，11月29日葉群在杭州毛澤東住處即已得知毛的意圖，她匯報完之後當然會馬上趕回蘇州向林彪報告。
據張耀祠回憶，11月30日楊成武打電話給他，要他到楊的住處去一次。該日下午張到楊的會客室，隨後葉群就來了。張寫道：“葉群開門見山地對我講：‘我這次來，是林彪叫我帶來一封麵交主席的信，請你帶去交給主席吧！’”[21] 但葉群很快改變了主意，決定自己麵交。這個細節非常重要。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羅瑞卿是毛澤東極為信賴的親信。倘若不知道毛對羅瑞卿的真實態度，長於韜晦的林彪要密告羅瑞卿，一定會做得非常機密，絕不可能讓葉群到楊成武的會客室裏張揚此事。葉群之所以不避諱楊、張二人，很可能是因為她不僅知道毛對羅的態度，而且知道楊成武等也知情。張耀祠就說過，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除羅瑞卿時，除周恩來、林彪外，葉劍英、楊成武等人也知情。[22] 楊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個依據是：11月18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附上蘭州軍區黨委的一份關於第55師“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羅瑞卿傳記說，這是林彪“為告羅瑞卿的狀作好鋪墊”。[23] 向林彪遞送這份報告的人就是楊成武。[24] 事實上，就在葉群向毛麵呈遞林彪信件的11月30日當天，北京的中央軍委機關會議就已經認定“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第55師“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做了批示，不點名地批判了羅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26] “（他）不願意突出政治……（但）形勢逼人，於是就改頭換麵，來個折衷主義。”“折衷主義……不分敵我、不分階級、不分是非……實際上就是修正主義。”[27]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還點名批判羅瑞卿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誌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得什麽是軍事？什麽是政治？……。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崗）、饒（漱石）問題上實際是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28]”
林彪向毛告羅瑞卿的狀，既未涉及彭德懷，也沒把羅瑞卿與高崗、饒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崗抹黑政敵向來是毛澤東的慣用招數。1959年他清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時就用過這樣的手法。當時毛說：“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張聞天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他們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29]
毛澤東作出批判羅瑞卿的批示後不到一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了羅瑞卿的全部軍隊職務。這次會議結束當晚，在錦江飯店舉行了文藝晚會，在演出的中間還安排了舞會。舞會當中，周恩來忽然提議葉劍英給大家唱評彈，身為廣東人的葉劍英欣然從命，用蘇州腔唱了一曲。[30] 羅瑞卿剛倒台，許多幹部都非常緊張，周恩來為什麽有如此好的興致讓葉劍英唱評彈？或許是因為他看到葉劍英緊跟、配合毛澤東，立了功？這可算是周的一種表態。
1966年1月初，毛澤東任命葉劍英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擔任原來羅瑞卿擔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能在“文革”期間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員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員、常委乃至副主席，這是最關鍵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各總部、公安部、軍兵種、各大軍區會議，對羅瑞卿麵對麵地批判鬥爭。為此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由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是彭真和葉劍英。鄧小平不能經常到會，會議實際上由葉劍英主持。他在批鬥會上作了題為“徹底粉碎羅瑞卿同誌篡軍反黨的陰謀，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的主要發言。
3月18日，羅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問題。羅給周恩來打電話請求見毛澤東。周回答：“瑞卿，這個通知是經主席批準的嘛。”隨即掛斷電話。羅瑞卿在絕望之下，當天從自家的三樓平台跳樓，雙側多根肋骨骨折並雙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 羅瑞卿跳樓後，葉劍英在一次會議上念了宋朝辛棄疾的一首“賀新郎”詞，葉把原詞中“將軍百戰身名裂”一句改了兩個字，成為“將軍一跳身名裂”，以譏笑羅瑞卿。[32]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認為，葉如此行事表現了“從迫害別人中得到的愉悅”[33]，羅點點此話或許言重了，但楊成武說葉劍英的詩是對羅跳樓“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顧事實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35]是葉劍英主持寫的。批羅會議結束時，葉劍英看到毛澤東又決定清除彭真，便馬上緊跟，與蕭華、楊成武、劉誌堅聯名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遞交了一封信，揭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36]，對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代之
以軍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也是毛澤東“文革”初期在軍內打擊的目標。
在高級領導人當中賀龍以不拘小節、說話放任著稱。抗戰時賀龍在山西，經常稱毛為“毛大帥”，每當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會說，“嘿，毛大帥又來了一條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軍區司令，鄧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軍區時，他很不滿意，說道：“為什麽要取消大軍區啊？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怕我們造反。”“杯酒釋兵權。”賀龍家裏，不管是客廳還是辦公室，從沒掛過一張毛澤東的像。全國掀起“學毛選”的熱潮時，他卻對自己的女兒說，“應該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他擔任國家體委主任期間，1962年毛澤東接見國家乒乓球隊並觀看球員表演，賀龍站在門口看了10分鍾就走了。1964年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沒露麵。1964年毛澤東過生日舉辦家宴，席開3桌，羅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請並與毛同桌，賀龍卻稱身體不好推脫未去，而是與廖漢生（北京軍區政委、國防部副部長，賀龍的外甥女婿[37]）在賀家邊談邊打撲克。在1966年國際乒乓球邀請賽閉幕式上，當樂隊奏《東方紅》時，全場起立，賀龍卻一個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裏從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禁不住喊出聲：“糟了。”[38]
賀龍與羅瑞卿的關係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軍委機關會議認定“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當時賀龍還叫會議主持人不要胡亂猜疑。12月2號，也就是毛澤東說羅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軍委機關會議主持人告訴賀龍，會議簡報將要寫上“蕭向榮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堅持說：“我可以擔保羅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絕不會反黨。”[39]
4天後賀龍接到去上海開會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會議竟然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會議第一天的晚上，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造訪賀龍住處。劉少奇問賀龍：“事情真有些突然。賀老總，你是管軍委日常工作的，這件事你事先知道嗎？”賀龍說：“我也是剛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說事先不知道。劉少奇沉默了一會，說：“這麽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嘍！”[40]
賀龍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突然被打倒，賀龍卻被蒙在鼓裏。直到此時賀龍才感覺到，羅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牽連到他，危險正在向他逼近。上海會議結束後不久，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委會。會後，毛澤東不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41]，賀龍被葉劍英取代了。隨後賀龍與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廣州休息，毛澤東忽然交給他一個奇怪的任務，讓賀龍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鋼鐵廠和正在施工的鐵路隧道等地視察。就這樣，毛澤東以“下去視察”為名把賀龍趕開，為葉劍英在北京主持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打開方便之門。賀龍視察完畢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羅瑞卿則早在20天前就於絕望中跳樓了。[42]
此時賀龍被排除在軍委領導層之外，卻未向毛澤東靠攏、表忠心。“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及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連續開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調子越來越高，可是賀龍一直保持沉默。毛澤東問他：“你發言了沒有？”他回答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麽不講一講？”賀龍把身體一挺，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43] 賀龍“靠邊”以後，毛曾說過，要對賀龍“一批二保”。[44] 但毛的態度很快就改變了，於是賀龍的厄運降臨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軍委常委會，但未通知賀龍。林彪在會上宣布，受毛澤東委托就賀龍問題正式“打招呼”：賀龍有野心，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某些大軍區有人想亂中奪權，他們的總後台是賀龍。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講話。[45] 後來，周恩來在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軍委會上的“打招呼”，表示“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46] 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了一點玄機：“（1927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誌、林彪同誌、陳毅同誌，我是主要負責人。”[47] 周恩來的這種講法，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在那個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年代裏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台的暗示。
盡管大難在即，賀龍仍然拒絕低頭。一位被指為“叛徒”、“走資派”的幹部寫了一份檢查，把稿子給賀龍看。賀龍看到檢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時問他：“你為什麽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認同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絕指稱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8]
不久毛澤東就公開在外賓麵前點名批判賀龍。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49] 當時汪東興奉毛的指令負責主持中央專案組，專案組在關於賀龍的審查報告中寫道，賀龍、羅瑞卿辦的國防體育俱樂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軍，一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50] 中央為了給賀龍羅織罪名，還采用了逼供栽贓等種種手段。例如，1965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原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張經武，因長期在賀龍手下任職，結果和夫人楊崗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楊崗被鬥得神經失常，專案組逼迫她寫材料“揭發”張經武參與了賀龍的“二月兵變”，稱“兵變”成功後，賀龍要當主席，張經武將當總理。張經武絕食抗議7天而死。[51]
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取而代之，由葉主持軍委工作，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賀龍的過程中，葉不僅緊跟毛的步調，而且對賀龍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葉劍英曾對國防工業一次會議的代表這樣說過：“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他們是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賀（龍）、羅（瑞卿）都是有個人野心的。他們都是搞秘密活動的。”“他們是有個人野心的，賀（龍）、羅（瑞卿）經常排擠、打擊聶（榮臻）副主席。賀（龍）、羅（瑞卿）專門打擊聶老總，當然他們更打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於我這方麵，就不要講了。”[52]
三、1966-1967：葉劍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養病”為名遠離政治漩渦，躲在外地，所以毛澤東最為倚重的軍隊領導人實際上是葉劍英。因此葉劍英從“文革”前幾乎投閑置散的角色變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1. 從負責“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到進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澤東決定撤銷公安部隊，因為羅瑞卿曾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毛對公安部隊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南方召見葉劍英、楊成武，指示撤銷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解放軍。如此重要之事，毛並未通報林彪。幾天後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撤銷公安軍這個軍種。……撤銷後，分別劃給各軍區管轄。”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隻有葉劍英、楊成武、蕭華3人，林彪並未參與。應當說明的是，楊成武與蕭華都參與倒羅活動，告過羅瑞卿的狀。196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各總部、公安部、軍兵種、各大軍區會議批判羅瑞卿時，負責組織會議的就是這3位，葉劍英為會務組組長，蕭華、楊成武為組員。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開了，毛澤東在回到北京發動對劉少奇的進攻之前，要確保對首都局勢的控製。於是，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據此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實際上就是直接對毛澤東本人負責，楊成武負責協調工作。當時葉劍英對新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53] “首都工作組”指示北京軍區調了兩個師到北京，歸北京衛戍區建製；同時，北京公安總隊改編為警衛師。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建製便由1個師擴充成4個師。[54] 調進北京的這兩個師正是楊成武的老部隊。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召開了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4日，毛又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擴大會議”是毛澤東的常用手段，需要誰為他出陣，他就將誰“擴大”進參會名單當中。在這次會上，葉劍英被“擴大”進來為毛助陣。毛在會上正式對劉少奇發難：“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55]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沒出席這次全會。8月4日晚，他打電話給中央說，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投讚成票，卻不打算到會。[56] 後來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林彪於8月6日趕到北京參加了延長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由於葉劍英在“文革”發起階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將葉劍英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
2. 在“揪軍內一小撮”以及“楊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化名肖力）在《解放軍報》社奪權。次日，《解放軍報》發布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社論提出：“在我們軍隊裏，確實有那麽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並公開打出了“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葉劍英緊跟毛澤東的部署，主持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57] 由於平時林彪不出席軍委會議，所以通常由葉劍英主持軍委常委會議。
現在的官史提到葉劍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時，說他當時“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 葉劍英拍桌子拍斷了手掌骨是事實，但那並不是籠統“反對江青一夥搞亂軍隊”、更不是因為反對“揪軍內一小撮”。葉劍英發怒一事發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與“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就批判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一事發生爭執。這場爭執其實是個誤會，因毛澤東對蕭華的態度一變再變而造成了江青和葉劍英的分歧。
當時，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劉誌堅已先後被打倒，葉劍英並未出麵保護這兩位軍隊的老幹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點名批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林彪拒絕。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澤東卻批準了在軍委會議上批判蕭華。林彪知道毛的意見後采取消極態度，拒絕出席軍委會議，隻讓夫人葉群去會場表個態。葉劍英心裏或許對批判蕭華有所不滿，但他並未打算保護蕭華，他參加了這次軍委會議，會上預定當晚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蕭華。然而，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定批判蕭華的想法。軍委會議開到一半，毛把周恩來和葉劍英召去，結果軍委會議隻得暫時中斷。周、葉見過毛之後回到軍委會議的會場宣布，毛澤東指示說，對蕭華還要保。
可是，就在軍委會議中斷期間，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離開了會場、回到了軍區。由於楊勇不知道毛澤東突然改變主意，所以在北京軍區內部透露了剛才軍委會議決定批判蕭華的情況。恰巧當日軍委會議後，有人偷看了參會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會議記錄本，於是會議曾經預定批評蕭華一事外泄。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隻聽說毛同意批判蕭華，卻不知道毛後來又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他們“立功”心切，所以當天半夜抄了蕭華的家。[59] 倉皇中蕭華從後門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暫避，但徐家門口有兩卡車群眾組織的人；於是蕭華又跑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坐傅鍾的車到了北京西山的葉劍英住處。葉劍英白天應召麵見毛澤東時，已知毛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便收留了蕭華。徐向前很快知道楊勇透露消息一事，於是便打電話給楊勇，楊勇立即認了錯。
第二天軍委繼續開會。楊勇到會場時蕭華還未來，江青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麽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來後講了昨夜被抄家之事，於是徐向前拍了桌子，葉劍英也接著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遠端骨折。葉當時說：“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60] 此事發生後毛澤東反誣楊勇，聲稱是楊要“打倒蕭華”。2月3日毛會見外賓時說：“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提出來的，不幾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 袁子欽也因被誣要“打倒蕭華”而遭打擊。葉劍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為楊勇和袁子欽解釋辯誣，而是與聶榮臻、徐向前一起，以“幹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軍區副司令鄭維山逮捕了北京軍區司令楊勇。[62] 又過了3個多月，毛澤東出爾反爾，又要打倒蕭華了。[63]，這一次葉劍英一聲不吭，他不保蕭華，但仍然把楊勇關在牢裏。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過，逮捕楊勇是葉劍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意在一次座談會上問道：“楊勇是怎麽一回事？”葉劍英裝糊塗說：“當時我也不清楚。”毛便順手把責任推到死者身上：“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 1967年的“2月鎮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65] 林彪將毛的批示轉給葉劍英，葉劍英將毛的指示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許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發了封公開信[66]，要求他們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解放軍。葉劍英修改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起草的鎮壓群眾的傳單，並用飛機大量散發。據周恩來說，“抓了10萬人，還說少。……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67]
緊接著青海省發生了軍隊屠殺群眾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宣布對《青海日報》社軍管。由於“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動員其支持者守衛報社，趙永夫謊稱“八一八”開槍，遂派軍隊進攻並占領了《青海日報》社。在此過程中軍隊打死平民169人、打傷178人。[68] 趙永夫當時還調去了一個噴火器班，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進攻報社的軍隊未使用噴火器，否則報社以及大樓內的1千餘人都難幸免。事後趙永夫通過電話向葉劍英報告：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69] 有葉劍英的撐腰，趙的膽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動軍隊，武裝鎮壓青海民族學院的師生，打死打傷12人。[70] 在趙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亂”期間，青海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71] 由於毛澤東本人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態度”[72]，葉劍英便把趙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軍級幹部會議”上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吹噓其“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73] 葉劍英讓趙永夫介紹“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經驗，在全國範圍造成了極大後果。這一波“鎮壓反革命”全國共逮捕數十萬人，葉劍英應負首要責任。對此事周恩來後來是這樣說的：“趙永夫……鎮壓群眾……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2月開軍以上幹部會，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74]
4. 老幹部“大鬧懷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謂的“二月逆流”，導因是毛澤東在陶鑄問題上的出爾反爾。
1966年12月初，毛澤東認為，取代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並負責文教宣傳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執行了“劉鄧路線”，指示要開會批評陶鑄。12月下旬，毛澤東又指示召開名為“生活會”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批評陶鑄。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陶鑄，指陶鑄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批評江青隨便批判一個政治局常委，違反了組織原則。散會時，他又招呼陶鑄留下，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著，毛又要陶鑄到外地去考察，毛擬定了一張20多個各省市領導人的名單，要陶鑄去“把他們保下來”。[75] 陶鑄將毛的話告訴周恩來，周誇獎陶救了幾十條人命。但林彪卻看透了毛，知道陶鑄是毛打擊的下一個目標。當天他將陶鑄召到家裏，給他潑了一盆涼水：“你呀，現在就被動。”見陶鑄不解，林又強調了一遍：“要被動、被動、再被動。”[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幾天後毛澤東就決定打倒陶鑄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7] 當晚陶鑄夫人曾誌看到了散發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到副總理陳毅家去詢問。陳毅很納悶地說：“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確實，1966年12月29日毛澤東對陶鑄講的話並不算數。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78] “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得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79] 於是社會上呼喊的“打倒劉、鄧”的口號就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然而，一個月後毛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再次出爾反爾。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被“擴大”的與會者又有葉劍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你眼裏隻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80] 毛澤東在會上還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以後增加葉劍英、徐向前。
葉劍英以為毛要以打倒陶鑄一事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訓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81] 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專門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在會上特別傳達了毛的意見：“主席的批評，對陳伯達是品質和路線的大問題；對江青隻是作風問題，小節問題。”[82] 這時連陳伯達也以為毛真的轉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將結束。陳覺得自己很冤，因為打倒陶鑄的會議是江青組織的，是江青派人叫陳去發表打倒陶鑄的講話的。於是陳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殺了。[83] 在這種氣候下發生了所謂的老幹部“大鬧懷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本來的議題是生產、經濟，江青沒有參加。陳伯達參加了會議，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來的位置上，一個人躲到了後邊桌子角上，還是周恩來叫他坐回到他原來的位置上的。[84] 徐向前的回憶是：“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狽不堪。”[85] 會議開始時，形勢似乎對老幹部們很有利。譚震林首先發難說：“老幹部一個個被整……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他甚至點名說：“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 葉劍英接著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87]
當時陳毅的發言把“文化革命”與1942年的“延安整風”聯係起來。陳毅說：“延安整風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麽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麽樣了？”[88]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89] 陳毅提到的這6個人都是“延安整風”時因堅決擁護毛澤東得到提升的，特別是劉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來之上成為黨內的2號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這6個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來一聽，就知道陳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斷他說：“（延安整風時）我應該檢討，當時是整得對的嘛。”[90] 但是陳毅的話已經說出來了，毛澤東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實，幾天前毛澤東斥罵陳伯達、江青本來就是假意責備，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幾次出爾反爾的責任。懷仁堂會議上陳毅、譚震林的發言觸到了毛的痛處，毛便“龍顏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緊急會議，這一次既非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政治局常委會，他隻通知了幾個人參加，軍隊領導人中隻有葉劍英一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按中共的製度來說，其實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會議，隻是毛澤東對幾個“廷臣”訓話而已。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是忠實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錯誤隻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91] “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93] “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94] “你們把王明找回來，把張國燾找回來，把劉少奇找回來，讓你們去搞。”[95] “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96]
毛澤東講完話即揚長而去，留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批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毛澤東發怒時，葉劍英自然不會給譚、陳、徐辯解，更談不上與毛“抗爭”了。其實，譚、陳、徐等幾個老幹部本來也沒有膽量挑戰毛澤東，他們不過是錯會了“聖意”，以為毛澤東是真心斥罵陳伯達、江青，大概陳伯達快倒台了，這才放膽“大鬧懷仁堂”的。應當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麽“二月逆流”或者所謂的“二月抗爭”。由於葉劍英在這一事件期間並沒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過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葉劍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員的地位，而陳毅則被趕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的副主席，至此葉劍英在“文革”期間的崛起達到了頂峰。毛澤東在自己最後的時日裏又想貶黜葉劍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毛甚至不讓葉劍英參加政治局會議。但當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製局麵，即便有心貶黜葉劍英，也已無力處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幫”時，葉劍英的位置與作用已別無他人可以替代。
【注釋】
[1] 《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31頁。
[2] 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478頁。
[3]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6年第1、2期，第40頁。
[4] “文革”結束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對劉少奇之子劉源的談話，引自高曉岩“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曆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華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 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頁。
[7] 出處同上，第209頁。
[8] 1927年中共在南昌組織武裝暴動時，林彪任連長，賀龍則是軍長、總指揮。
[9] 出處同注[6]，第209-210頁。
[10] 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 出處同注[6]，第254頁。
[12] 1965年11月30日林彪“關於羅瑞卿問題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亦可參見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
[13] 出處同注[6]，第283頁。
[14] 出處同注[6]，第284-285頁。
[15] 《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頁。
[16]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節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記錄稿，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17] 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第353頁。
[18] 出處同注[6]，第278-279頁。
[19] 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轉引自《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3頁。
[20] 出處同注[10]。
[21] 出處同注[19]，第182頁。
[22]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第29-30頁，轉引自單世聯的“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 出處同注[6]，第281頁。
[24] 出處同注[10]。
[25] 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北京），公益圖書館掃校（www.npo.org.tw）。
[26] 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引自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第283頁。
[27] 《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96-198頁。
[28] 出處同上，第201頁。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431頁。
[30] 張佐良，“公安部長羅瑞卿被逼跳樓致殘 被人放入籮筐遊鬥”。張佐良是鄧小平的保健醫生。羅瑞卿跳樓後，張是第一個趕往羅瑞卿家中為其診斷的醫生。
[31] 出處同上。
[32] 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頁。據陳虹的文章，楊成武透露葉劍英寫的是“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長絕。”。《炎黃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頁刊登了任可的讀者來信，指出陳虹的文章引用有誤。任可寫道：“當年我是坐在前排聽了葉的傳達。他說明是套用辛詞，並非自己所填。辛棄疾的《賀新郎》原句是：‘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葉引用時隻將‘百戰’改為‘一跳’。”
[33] 羅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雜誌，1998年第5期，第39頁。
[34] 出處同注
[32]陳虹的文章。
[35] 中共中發[66]268號文件，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36] “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8號附件，1966年5月16日發出，轉引自餘汝信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華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37] 廖的前妻是賀龍姐姐的女兒。出處同注[1]，第284頁。
[38] 《打倒三反分子賀龍（第1集）》（北京：“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整理，“紅代會國家體委運動係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翻印），第2-3頁。
[39] 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www.npo.org.tw）。
[40] 出處同上。
[41] 出處同注[39]。
[42] 出處同注[39]。
[43] 出處同注[39]。
[44]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頁。
[45] 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華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 1968年10月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47] 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見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等單位聯合匯編的《無產階級“文革”參考資料（2）》。
[48] 出處同注[39]。
[49]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轉引自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文章，出處同注[45]。
[50] 1967年底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給康生的報告，《曆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第91頁。
[51] 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任誌伊，“駐藏代表張經武輝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 1967年7月8日葉劍英接見國防工業某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原載第10研究所《東方紅》（39期），1967年7月20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01期轉載。
[53] 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5頁。
[54] 《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47頁。
[55] 賀源、張沱生，“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評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頁。
[56] 出處同上，第59頁。
[57]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頁，轉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
[5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頁。
[59] 出處同注[44]，第65-68頁；亦見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載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
[60] 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9頁。
[61]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90頁。
[62] 出處同注[46]。
[63] 後來毛澤東在“九大”期間（1969年4月13日）說：“蕭華是有問題的，楊成武是有問題的。楊、餘、付主要是楊、餘的錯誤大些，不過傅崇碧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這三個都不講真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4]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中發[1971]148號文件。
[65] 出處同注[44]，第87頁。
[66] 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42頁。
[67] 出處同注[46]。
[68] 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435頁。
[69] 出處同上；參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頁。
[70] 1967年4月10日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21頁。
[71] 出處同上。
[72] 出處同注[44]，第96頁。
[73] 1967年4月20日安紹傑（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夫人）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44頁。
[74] 出處同注[46]。
[75]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6] 曾誌，“陶鑄在最後的日子裏”，《文匯》月刊1986年9月號；權延赤，《陶鑄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頁。
[77]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見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第47頁。
[78] 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1967）》（1968），第243頁。
[79] 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頁。
[80] 王力，《現場曆史：“文革”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29-30頁。
[8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頁。
[82]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3]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4] 出處同注[80]，第31頁。
[85] 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15頁。
[86] 出處同上，第14頁。
[87] 《曆史在這裏沉思》（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頁。
[88]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9] 出處同注[81]，第210頁。
[90] 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頁。
[91] 項南，“‘該我開炮了’──譚震林與‘2月抗爭’”，《人物》雙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頁。
[92] 當天林彪稱病，讓葉群代表他出席了這個會議。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5頁。
[9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頁，此段文字引自趙峻防、紀希晨的《“2月逆流”》。
[94] 出處同上。
[95] 出處同注[46]。
[96] 出處同注[90]，第1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