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末年兩次針對滿人的血腥複仇：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屠滿史
滿清是第二個由異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統政權，當年滿清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漢人進行血腥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屠空四川等，滿清軍隊基本上是每過一境必屠一境，以至於到天下一統後，滿清到底殺了多少人已經無法計算了，有人認為至少有幾千萬，可以說，滿清政權踩在漢人屍骨上建立起來。有因必有果，遵循博弈論的一報還一報最優策略，滿清末期，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兩次運動，驅除韃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報複，達不到滿清當年屠殺漢人的程度，但也頗為血腥，後人部分償還了當年滿人祖先欠下的血債。
“反滿”是中國現代革命敘事的開始
“反滿”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思想潮流中最激越人心，也是最具批判性的一個口號。
梁啟超1899年發表的《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之後在1903年《新民叢報》上引用的“和事人”來函一則，更能揭示清末反滿主義隱微的政治涵義。這位署名“和事人”的叢報讀者說，“排滿”一義實由救國而來，“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滿於是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複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這句話，對“排滿”發端與內在的揭示可謂一針見血。“排滿”成為主義，成為革命學說，這在晚清不單構成思潮，而且成為動員各階層投入社會運動的一種有效手段。楊度在1907年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徑直將“排滿革命”稱為“操術”。排滿的理由各異其言，有講“報仇”的，有講“爭政權”的，有針對“滿人不能立憲”的，也有以“立憲不利於漢”為由的。這些理由單獨看皆似無理，但匯成“排滿”，則勝在辦法簡單，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這樣的口號，應用於社會，“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
排滿主義在晚清中國沸沸揚揚，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這種簡單卻絕決的態度。
“黃種國民應有恨”、“今之革命，複仇其首”、“張九世複仇主義，作十年血戰之期”、“對於以外種族的人，一定是相殘殺”、“念華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曆史，誓為種族流血”……諸如此類的言辭，在辛亥期間的報章雜誌中俯拾皆是。一百年過去了，但至今讀到，還是不免震撼。廣東人謝公惠在其《辛亥雜憶錄》中不無感慨地說，士子們的演講和文章例有驅逐韃虜之類的詞句。
在這種輿論影響下，反滿仇滿的口號在海內海外四處鼓噪；恩銘、孚琦被刺，鳳山被炸，連載灃本人也遭謀刺。
當然，滿清統治者也預期到了危機，但為時已晚：
滿清末年，麵對“革命排滿”的呼聲和日漸壯大的革命勢力以及越來越加重的民族危機，統治者開始意識到民族隔離政策的危險。為了使人口占少數的旗人在以後的排滿革命中不被清算和遭種族滅絕，清政府開始考慮放棄旗人血統，主動把旗人血統融入到漢族中來。
1901年12月，掌握清廷政權的慈禧太後發布懿旨下令廢除“滿漢不通婚”的祖製，實行滿漢通婚，其目的是使旗人盡快融入進漢族，以避免未來漢族革命成功後被清算的命運。 1902年2月清政府選派旗人子弟出洋遊學，再次宣布準許了滿漢通婚的政策。這一時期一直到以後，滿漢融合的現象極為普遍，這也是滿族血統中漢族血統超過半數的原因。
序曲：太平天國起義中對滿人的報複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國起義，天王洪秀全“嚴種族之辯”，命令凡是太平軍占領的地方，所有旗人一律格殺勿論。為此，太平天國攻占過的地方，旗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僅有記載的八旗軍籍的旗兵，就有超過20多萬被殺。
南方是滿清建政之初屠殺漢人最烈地區，由此導致南方漢民族更具有民族意識，後來的反清起義也都是從南方發起。
1853年3月，太平軍包圍南京，僅7日，就攻下了南京城。城內自江寧將軍祥厚以下的旗人男女老幼大約有4萬多人，統統被殺，一個不剩。
1860年5月，李秀成自統數萬太平軍東征蘇常地區，僅僅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除上海之外，蘇南所有地區盡為太平軍攻克，而這些地區的旗人，則全部被屠殺。
1861年12月29日，李秀成率領太平軍，攻克杭州，直下滿城，衝進滿城的將士將旗兵全部砍光，共殺死旗人駐杭州的萬餘名滿人旗兵等等。
可以說，天平天國大起義是滿人數量銳減的直接原因之一。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廷重新調集旗人進駐南方各傳統據點駐軍。這些駐防的旗人在後來的辛亥革命中，大部分也沒逃出被屠殺的噩運！
辛亥革命：今之革命，複仇其首
1911年，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為綱領的辛亥革命爆發，旋即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針對滿人的第二次報複開始了。
由於《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紀略》、《猛回頭》、《警世鍾》等引發民族仇恨和民族色彩強烈的讀物是革命黨人必看的書，所以辛亥革命中革命軍報複滿人的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辛亥革命由民族主義激發，各地革命軍和不堪被壓迫的窮苦百姓們，在“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這個口號的引導下，每光複一個地區，必先屠光當地滿人。這場全國性的排滿屠殺，一直持續到袁世凱奪權，在北京宣布就任大總統後，北洋政府才命令各地革命軍停止屠殺。
武昌排滿報複性屠殺
當年辛亥首義的武昌城是排滿屠殺最先開始的地方。
武昌起義後，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發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當的指明：“須知今日滿賊，並非我漢家兒”；“藏匿滿奴者斬”；“能搜獻滿人及接濟軍械、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者，均有賞”。
武昌起義參與起事的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說，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在起事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旗人者斬”兩條。起義爆發後，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鬆景，後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於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誌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後麵，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旗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裏，四大滿姓家族（紮、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隻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後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傑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麵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餘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起義後，省谘議局遭不明射擊，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寶瑛公館（寶瑛為荊州駐防旗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做過湖北新軍的標統，後調任陸軍小學總辦），當時公館中隻有寶瑛妹妹一人，後被殺死並拖到閱馬場陳屍示眾，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黨人蔡寄鷗的回憶中記載甚詳。
諮議局的被襲引發了對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軍在大街上攔下行人並盤查他們是否滿人，據革命黨人李廉方的記載，“那些頭後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讀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們讀niu而不是讀liu，那麽他們就會被殺頭。”但據革命士兵萬業才所說，“在當時，革命黨人捉到旗兵大多處死。有的旗兵被捉後不講話，有的學‘湖北腔’應付盤查。革命黨人想出一個辦法，出入城門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後方能出進。‘六百六十六’湖北語音為“loubelousilou”,不是武漢土生土長的人，是不容易學的一模一樣的”。
萬業才親身參與了起義當晚搜索旗兵的行動，“午夜過後，我們聽見有一處蘆葦沙沙作響。我們大聲喝叫：‘哪一個？快出來！’毫無反應。我們又喊：‘再不出來開槍了！’接著對準草動處開了一槍。果然草叢裏爬出兩個人來，遍體汙泥、渾身顫抖。我們問他：‘做什麽的？為麽事黑夜躲在這裏？’一個不開腔，另一個嚇得結結巴巴，好一會兒說不成一句話來。從語音上判別，顯然是個旗兵。原來三十標的旗兵多半是從東北三省中的滿族內征調而來，語音很容易辨別。天亮之後，將此二人送到軍政府處決了”。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於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屍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後估計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義後的前三天被殺，由於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屍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曆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旗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在這場風暴中，旗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發、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了危險的來源。
荊州報複性屠滿
湖北荊州一直以來都是規模較大的旗兵駐防兵營，是滿清控製中國的重兵所在地之一。1911年10月18日晚，唐犧支宣布起義並光複宜昌。為減輕清軍對武昌的壓力，鞏固長江上遊地區，唐於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荊州，戰至25日，革命軍先後奪取八嶺山、萬城堤、秘師橋、梅槐橋等外圍陣地，進逼荊州城，對清軍形成包圍之勢，並切斷清匪軍物資彈藥供應。
革命軍對荊州百姓的布告中說：“尚望我父老釋此疑團，處以鎮定，坐看我部指日破城。破城之日，誓當掃盡腥穢，與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飲一觴，以泄我黃帝子孫二百餘年之積憤，我父老其拭目俟之。”
7日，湖南西路安撫王正雅、安襄鄖荊招討使季雨霖來援，革命軍軍威更盛。一舉發動總攻將滿城攻破，10日，清軍八旗左副都統恒齡自盡，13日，清八旗將軍連魁被迫投降，因為其曾殺害革命黨人和無辜漢民，革命軍立即將其斬首，棄屍於馬河，1911年12月16日，革命軍唐犧支所部占領荊州城，將駐防荊州滿城2萬5千名旗人殺得隻剩三四千人。
西安排滿報複性屠殺
辛亥革命中，屠殺旗人規模最大的要數發生在西安的排滿流血事件，當時清廷駐防在西安的兩萬多名旗人及其家眷全部被攻擊。
陝西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張鈁在《辛亥西安東征舉義日記》中說：“西安革命黨人起義後，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槍數百響，到處宣言此舉排滿，與我漢人商民無關，爾等勿驚。識者門口備茶水，貼興漢滅旗字樣。”
當時清廷駐防在西安的旗人大概有2萬多人，城牆很高，防禦堅固。1910年，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到陝西遊曆訪問時，他對當時的滿城和旗人頗不以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區城牆東倒西歪，空氣沉悶，到處是雜亂和腐爛的景象。在一個軍事演習的大場地，清朝高級軍事官員正在一旁檢閱邊奔跑邊打靶的騎兵。那些懶洋洋的享有特權的八旗子弟雖然曾在軍隊裏受過所謂的訓練，但畢竟缺乏堅強的意誌和戰鬥力，行軍二十英裏他們就會垮下來”。
在革命軍攻打了一天一夜後，西安滿城終於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從南麵和西麵湧入，並將城內的所有居民視為敵人加以攻擊，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事後的調查，“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牆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
殺戮極其殘酷而且徹底。據凱特的記錄：“當滿人發現抵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他們一條生路。當他們跪下時，他們就被射死了。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這樣被無情的殺死了。”三天後，革命軍下令停止屠殺，據凱特的估計，旗人死亡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了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麽被殺死，要麽自殺”，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殺。整個滿城也被搶劫一空，而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曆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在事後的回憶中，陝西革命士兵黨自新也不無隱晦的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後，各戰鬥隊伍分成若幹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的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了一些旗兵和家屬。
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引用英國外交文件稱，西安為革命黨所占據，男女老少約有一二萬人的駐防旗營（滿蒙八旗）實際上被全部消滅，8名外國僑民也在混亂中被殺（這些文件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根據當地傳教士的報告後發給外相格雷爵士的電報）。李約翰是傳教士李佳白之子。
革命中的報複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事的江湖會黨進行。據陝西革命黨人張奚若的回憶，革命後的西安完全被哥老會所控製，就算是革命黨出城也須經會黨首領同意。領導陝西革命的分別為會首張雲山及同盟會張風翽，張雲山混跡兵營多年，後在陝西新軍中開香堂，吸收上千名新軍士兵，勢力很大。
與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陝西革命因為會黨色彩濃厚，他們不但攻擊旗人，而且攻擊洋人。23日晚，當地哥老會攻擊並燒毀了位於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會學校，2名外國傳教士和6名外國學生被殺，史稱“南關教案”。受此影響，其他教會也遭到攻擊，一些傳教士被打傷，教會學堂被燒毀。
正因為如此，各國公使加強了對西安事件的關注，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收集了一些傳教士的報告並轉發給了外長格雷爵士，其中包括這樣幾封電報：“傳教士肖樂克先生11月11日的來信，該信說，……西安府的滿洲人幾乎已被殲滅淨盡”；“至於西安府的情況，曼勒斯先生證實了我們已經收到的關於在頭兩三天內屠殺滿洲人的報道。他估計普通的滿洲居民有兩萬人，並確證了肖樂克先生所說的大約一萬人被殺一事”；“蓋士利主教來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說：西安的……滿城遭到攻擊，所有的滿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陸軍部隊服役者外，幾乎統統被屠殺。”
廣州排滿報複性屠殺
廣州旗人迫於革命軍武力，主動向革命軍投降。但這些旗人依舊沒有逃脫被屠殺的命運，由於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實施的民族壓迫政策在民間積怨太深，辛亥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裏，雖然政府一再製止屠殺無辜旗人，但這部分投降的旗人仍有大部分被殺害。所剩的紛紛逃離營地，到廣東的鄉下隱名埋姓、改稱漢族。一些人因逃亡廣東順德，自稱關姓漢族，順德籍貫人，直到80年代才恢複自己的滿族族籍。
由於喪失了朝廷供給的生存來源，這部分旗人最後又不得不淪為乞丐或娼妓以度日，當時廣州近郊的城鎮，盛行的“旗人妓女”即源自於此。當時被國人稱為滿洲第一才子的端午橋也在四川資洲被革命軍處死。
清光緒年間廣州八旗有 3萬多人，到辛亥革命時期已經隻剩1500人了...... 這就是如今這些過去曾駐過兩百多年八旗兵的地方已經見不到幾個旗人的原因！
其它地區的報複性屠滿行動
一周以後，與陝西毗鄰的山西太原也發生了報複性屠滿，不過太原滿城的規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裏隻有644名旗兵及數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滿城遭到了革命軍的大炮轟擊，當地“滿城被屠甚為慘烈”，“當亂起之時，該滿城地居城之東北隅，並未得有消息。迨聞炮聲，始知事變，遂始逃奔。迨奔至營門，已被圍住。是時炮彈如雨，營內房舍盡毀，全城無一逃生者”。“無一逃生”的說法當然略顯誇張，但滿人傷亡嚴重、滿城被焚毀卻是事實。
接著在福州、杭州、南京、蘇州、江陰、廣州、寧波、成都、洛陽還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大規模報複行動，逾十萬旗人被殺。當時杭州、河南等地，革命人士把砍下的旗人人頭扔進井筒子裏，一個一個的井筒子，填得滿滿的。
辛亥革命時期，由於革命勢力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政令和指揮，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和政令統一前的這段權力真空階段，各地革命軍和民間反清組織在“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革命浪潮中，全國性的排滿屠殺一直在持續，後來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強力製止下停止
辛亥革命震懾滿人
辛亥革命期間滿人死亡具體數目不可考，單就駐防兵丁而言，西安駐防兩千兩百四十八人，江寧駐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駐防九十八人，荊州駐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駐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樣的辛亥記錄中（亦包括革命派陣營的回憶、旅華外國人的敘述），殺滿人的情狀可謂慘烈。辛亥革命對作為族群的滿人所造成的震懾與恐怖，其實要比直接的屠殺深重得多。
關紀新在《老舍與滿族文化》一書中記一則往事。1983年關先生在蘇州參加全國清詩討論會，聽聞詞學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駐防旗人之後。唐先生在辛亥年間還是幼童，革命軍與八旗駐防慘烈交戰，待革命軍殺入旗營，駐防將士及其家眷悉數服毒自盡，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藥較少得以幸存，後被一家市民收養。此後，關先生因為編寫《滿族現代文學家藝術家傳略》一書，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懇請同意將其傳略編入該書，隨即收到唐先生複信，對欲收錄其傳略深表謝意，卻又婉辭：“至於所述唐某係滿族雲雲，就不要再提了罷……”
民國以後滿人不敢在公開場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現象。滿族人唐日新在一首憶昔的詩中寫道：“自從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傷殘如草菅，誰敢自言滿族人。”
整個辛亥期間，中國的滿人、漢軍和蒙古旗人都處在一種極度的被屠殺恐懼之中。
荊州、杭州滿營不斷有“被屠”的消息傳開，在成都也是謠言四起，說漢人馬上要打進少城，見人就殺一個不留；又傳說要把滿人砍成肉醬，再不就殺來祭天。旗兵旗民皆以為大禍臨頭，許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殺掉吃了，隻待風勢一變，自殺或殉義，每個人都覺得沒有了生存的希望。
廣州滿城在光複前也是人心彷徨，鳳山被炸後，滿族官員個個膽戰心驚，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聲下氣，不敢抬頭。殷實紳商和旗人眷屬紛紛遷逃，情狀狼狽。
南京旗城是同樣的慘淡，傳說革命軍一到，就要把滿人殺盡，以報清兵入關時屠殺漢人之仇。滿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婦女，因為既沒有纏足，服裝又和漢人不同，更加發愁，紛紛向估衣鋪購買漢人婦女衣服，打扮成漢人，還硬給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足；男子也都改名換姓，充作漢人。
在北京，滿族婦女放棄了原來引以為豪的發式，以免招惹危險，到使館區要求庇護或就近尋找房子的人數也每天都在增加。
杭州則甚至在光複以後，民軍有安置旗人辦法，每人可領一筆生活費用；但由於恐慌，旗人此時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漢人報複，因此幾乎沒什麽人敢去領這筆款子。
“排滿”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達到極點，也在一個族群的內心積聚起了恐怖記憶。
不過，隨著1980年以後的優待少數民族政策，滿人又開始逐漸高調起來，擠破腦袋改為滿族身份，甚至大肆頌揚當年屠殺漢人的滿人劊子手，弄出一大批清宮劇，顛倒黑白，完全忘記了辛亥革命遭遇的反擊。這樣看來，滿人從曆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滿人沒有從曆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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