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陸軍和海軍的矛盾到了什麽樣的地步？
海軍與陸軍的糾葛
日本海軍與陸軍的不和由來已久。明治維新時期，維新的主力軍是薩摩藩和長州藩兩大藩閥，日本新式軍隊也是以這兩大藩閥的軍隊為基礎建立的，薩摩成為海軍，長州成為陸軍。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沒有議會，也沒有憲法，完全是藩閥政治，因此薩摩和長州擁兵自重，左右日本政局，形成了兩大派係。
由於海軍和陸軍都要消耗資源，兩派為爭奪鋼鐵、石油等戰略資源矛盾激烈，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 由於日本海軍學習英國，而陸軍則效法德國和法國，發展的路線迥然不同，反映在政治外交的戰略層麵，就是陸軍親德意、海軍親英美。陸軍要加入軸心國，海軍則主張同英美妥協。後來陸軍占了上風，打壓海軍，並在中國挑起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整個東北。 但陸軍與海軍的衝突仍在繼續，陸軍主張“北進”，與蘇聯作戰；而海軍主張“南進”，與英美抗衡。雖然後來上台的東條英機代表陸軍利益，且名義上有權掌控海陸兩軍，但控製財政部門的卻是海軍派，國家財政資源的分配明顯地向海軍傾斜，基本處於海軍吃肉、陸軍啃骨頭的狀態。
例如日本陸軍的配給夥食隻有飯團和泡菜、鹹菜，糖和鹽都很少，奶糖和罐頭肉更是難得一見，作戰部隊往往口糧不足，斷糧是家常便飯，所以養成了喜歡搶劫的“優良”傳統；而海軍的日常配給有日式的白飯、米酒、海苔、蒸蛋、味噌湯、生魚片和新鮮蔬菜，還有按照湯、魚、肉次序上菜的西式全餐，艦上的菜色隨軍艦的大小各異，軍艦越大菜色越好。 陸軍和海軍的這種糾葛，導致了日本貫穿二戰始終的搖擺政策，戰略重心在陸軍和海軍之間來回轉移，一會要北進，一會又要南下，分散了有限的資源和戰力，最終既沒能征服中國，也沒能戰勝美國和蘇聯。陸軍的鋼鐵都被海軍搶去了 客觀地講，當時日本陸軍的武器裝備充其量隻是三流水平，也就能欺負亞洲落後的農業國家。
二戰中，日本陸軍的標配是三八大蓋，其最大缺點是射速慢，但消耗的子彈少。為了省鋼，日軍的迫擊炮很少，坦克隻用輕型的，實戰中最重的不到蘇聯T-34的一半；飛機皮薄得很，一旦被擊中，頃刻就爆炸，飛行員連跳傘的機會都沒有，到最後有經驗的飛行員死光了，隻能讓高中生去充數。 那麽錢和鋼都去哪裏了呢？答案就是被海軍拿走了。抗戰爆發時，日本海軍艦隻的總噸位就達到了150多萬噸，後來的大和級戰列艦一艘就有7萬多噸，而動輒兩三萬噸的航母也造了20多艘。相比之下，日本陸軍就顯得有些慘不忍睹了，整個戰爭期間日本坦克總數隻有5000多輛，所用鋼材總共隻有有5萬多噸。 最後陸軍被逼急了，到處收集廢銅爛鐵造軍火，在日本國內，老百姓的鐵柵欄和銅質馬桶都被搜刮走了；在中國占領區也是一樣，相信看過《四世同堂》的人都記得北平城裏那些被偷走的銅和鐵的門環。但即便如此，陸軍的彈藥還是不夠用。一個日本步兵在侵華戰爭初期隻攜帶100顆子彈，而到了後期往往隻有20顆子彈，以至於中國軍隊經常繳獲了日本的槍支，卻沒有彈藥可用。
鋼鐵的奇缺限製了日軍卡車、火炮、坦克和追擊炮等武器裝備的數量和質量，再加上彈藥的嚴重不足，使得日本陸軍的重火力受到很大限製，這就給裝備落後的中國軍隊創造了組織會戰的機會。例如在台兒莊戰役中，日軍就是因為缺少重火力特別是坦克，才會進攻受阻以致被包圍，並在對峙20餘天後，被中國守軍憑借手榴彈和漢陽造把日軍趕出了台兒莊。
在攻陷南京和徐州會戰之後，日本軍部也是因為補給吃力，而擬定休整1年再進攻武漢；在1938年的武漢會戰之後，日軍之所以一直同中國軍隊對峙，直到1944年才發動豫湘桂戰役，武器彈藥的不足是重要原因。 陸軍計劃被海軍打亂 1937年以前，日本侵華的戰略計劃是從北往南征服中國，並沒有打算立刻進攻上海和南京。
但急於爭功的海軍卻提出了“速勝論”，也就是通過占領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來擊垮中國人的抵抗意誌。這實質上是要打破從北往南的既定計劃。如果成功了，那麽海軍及其陸戰隊便可以此邀功。於是日本海軍便在上海製造摩擦，挑起了淞滬會戰。 實際上，當時蔣介石並未作好對日本全麵開戰的準備，對於遠在東北和華北的戰事並不上心，而是寄希望於西方大國介入調停，賠些銀子了事。但海軍尋釁上海的舉動卻觸動了蔣介石的敏感神經，因為那裏是他的經濟命脈所在，而且與首都近在咫尺。於是他調集了70萬兵力，跟日本人動了真格的。 這顯然出乎了日本海軍的意料，僅憑其陸戰隊已經解決不了上海的事端，於是捅了馬蜂窩的海軍又把球踢給了陸軍，迫使後者從本土、華北甚至台灣調兵到上海進行會戰。這就改變了日軍“由北往南打”的計劃，侵華的主攻線路變成了“由東向西打”。上海和南京的淪陷雖迫使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同時也堅定了其抗戰決心。從戰略上這也正好使得國軍可以“邊打邊撤”，實現“以空間換時間”。
日本陸軍攻陷南京之後，中國的海軍和空軍基本覆滅。這時，如果擁有大量炮艦、航母和飛機的日本海軍密切配合陸軍，隻需炸掉長江江陰段的沉船障礙和江邊要塞，便可長驅直入地運載陸軍在武漢登，趁中國完成工業大遷徙和武漢布防之前，東西夾擊華東的60多萬國軍，那麽，抗戰的形勢必然劇變。但海軍感覺自己的功勞被陸軍搶了去，心存怨恨，並沒有進一步配合陸軍的行動。 1941年，失去對手的海軍又輕舉妄動，偷襲珍珠港。美國的參戰使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壓力驟然增大，迫使陸軍不斷地將在中國的精銳部隊和戰爭物資調往東南亞。到戰爭後期，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區隻有不到15%的兵力，而且大多是三四流部隊升級編成，或者是新組建而成的部隊，戰鬥力極弱。這也就是自珍珠港事件後至1944年豫湘桂戰役期間，日軍遲遲無力在中國發動過去那種大規模進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海軍搶奪了陸軍的大量資源，也打亂了其戰略安排，不但沒有配合日本在華的陸軍，還做了很多拆台的事。在二戰中的中國戰場上，日本陸軍同海軍的這種相互掣肘直接導致了一個雙輸的結果。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說》2010年第6期）
以上全係段子，“嘩眾取寵”
1936 年 2 月 26 日，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 1400 餘名駐京部隊，於東京發動武裝政變。這些軍官發動政變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天皇親政”，他們認為天皇身邊的重臣中有違背天皇意誌的“君側之奸”，要通過暗殺將其清除。皇道派的青年軍官分路襲擊了警視廳、首相官邸和報社等地，相繼殺害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也在兵變中身負重傷，由於夫人的掩護而逃過一劫。叛軍占領了東京政治中心所在的永田町一帶，並向陸軍大臣川島義之提出實行“昭和維新”，即任命荒木貞夫為關東軍司令官、罷免和逮捕反對派的軍官、提高本派閥的政治地位等八條要求，並企圖通過兵變建立軍事政權。
政變爆發後，天皇在得知自己身邊的重臣遭受殺害，感到極大的憤怒和恐懼，即刻下達了鎮壓的命令，要求陸相和參謀次長通過軍事參議官會議組織軍隊迅速平叛，但命令並沒有得到立即執行。因為這場軍事參議官會議早已被支持叛軍的皇道派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所操縱。並且，部分陸軍首腦們出於對“皇道派”軍官的同情，導致鎮壓叛變的態度一直猶豫不決，甚至還有兵變前為叛軍提供活動經費的行為。最後，陸軍大臣川島義之根據參議官會議的決定，先是發出《陸軍大臣告示》，並通知給叛亂軍隊，敦促兵變部隊自行返營，並稱“關於起事意圖，已上奏陛下，承認諸軍的行動，是出於謀求顯示國體之誠意。”
好像給叛軍造成天皇默許這場兵變事件的誤解。隨後叛軍表示，在新內閣產生之前絕不撤兵。當天皇得知其陸軍的無動於衷時，於是他又下令調動了海軍。
而海軍對叛軍持否定態度，第一時間就決定對兵變的進行鎮壓。這與陸軍上層猶豫不決的觀望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海軍得知叛軍襲擊了齋藤實、岡田啟介、鈴木貫太郎三位海軍出身的元老時，迫切要求參加平叛。再有一點是海軍恐叛軍挾持天皇，建立起陸軍獨裁的軍事政權，對海軍不利，所以必須對叛軍進行鎮壓。因此，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高橋三吉向正在進行軍事演習的艦隊發布命令，要求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分別駛入東京灣和大阪灣，隨時待命準備鎮壓叛亂。同時海軍省也立即加強海軍省和軍令部防衛，並調集海軍陸戰隊登陸，加強對包括海軍領導機關辦公樓和退役高級將領私宅等海軍各岸上設施的警備。
27 日，昭和天皇對等待叛軍與前去鎮壓的軍隊進行對峙的結果感到焦躁不安，直到下午 4 時在得知第一艦隊已經在旗艦“長門”號戰列艦的帶領駛入東京灣後，天皇的心緒才得到平複。隨後，第一艦隊各艦都將炮口對準了陸上的叛軍陣地，擺出準備戰鬥的態勢。第二艦隊也在旗艦“愛宕”號重巡洋艦的帶領下於27 日上午 9 時許抵達大阪灣，開始實施警戒。
最後在天皇的嚴厲督促下，29 日陸軍才決定實行鎮壓叛軍。從 29 日早晨起，戒嚴部隊包圍了叛亂軍隊，從飛機和坦克裏散發勸告歸順的傳單，要求叛亂的士兵投降。本來就沒有戰意的叛亂部隊，到這一天午後，已全部投降，叛軍頭目被逮捕。盡管事件最後平息了下來，但陸海軍因在“二二六事變”上的產生巨大矛盾永遠不會消除了。
陸海軍信息瞞報
海軍在第二階段作戰中，把中途島定為重點攻擊的目標。日本海軍希望借此一戰，既可以達到對美國轟炸東京的複仇，又可以一舉殲滅美國太平洋艦隊。盡管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投入大量優勢軍力，但其與美國軍事工業巨大的差異，在這場戰鬥中暴露無疑，最終日本以損失 4 艘航母的代價而告終。此戰之後，海軍上下開始對此事遮遮掩掩，覺得中途島的慘敗讓海軍顏麵盡失，並將失敗的原因推給陸軍，埋怨其派出協同作戰的兵力太少。這種陸海軍之間相互瞞報的事件，作為首相的東條英機也無能為力。後來在東條反思戰爭過程中談到陸海軍難以合作的問題時表示“根本原因在於不能一致行動。肩負一國命運的首相，在沒有統帥軍隊權限的國情下，是不能取得戰爭勝利的。這樣的統帥，以及陸海軍的明顯分歧，分別成為難以合作的原因。自己被告知中途島戰敗，是在事件一個月以後的事，置於詳細的情況則不得而知。這樣，作戰上的完全統一，直至最後也未能實現”
不僅在中途島海戰後，在太平洋戰場其他的作戰過程中，瞞報、謊報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在台灣海空戰中，海軍發覺存在謊報戰果的情況，但海軍對此隱瞞了下來，並沒有及時通報給陸軍。而這次謊報的惡果在不久之後的菲律賓戰役中暴露無疑
同樣，日本海軍在陸軍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瓜達爾卡納爾島上秘密建設機場。直到 1942 年 8 月美軍在占領瓜島機場之後，束手無策的海軍無力抵抗美軍，所以被迫向陸軍尋求增援。但得到求援消息的陸軍此時對瓜島的形勢以及美軍的狀態一無所知。海軍也並沒有及時告知陸軍瓜島具體細節。盲目的陸軍在作戰開始就陷入了錯誤的判斷之中，也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此外，在太平洋戰場上原本由海軍承擔太平洋方麵的防禦任務，但隨著戰局變化，海軍逐漸感到力不從心，放棄了之前確保萬無一失的豪言壯語，轉而向陸軍尋求增援。於是，陸軍在 1943 年底之前，派遣了約 2 個師團左右的兵力向特魯克群島以東的數十個島嶼上進發。在 1944 年 2 月以後，陸軍又派遣了大約 15個大隊的兵力進攻上述諸島以西的 5 島。被派遣到上述島嶼的陸軍部隊，在登陸後不久，就擊敗了對手。麵對那些島嶼上的防禦設施如此不堪一擊，精通陸戰的陸軍頓時產生對海軍鄙視的態度。
在二戰末期，日本高層意識到原子彈可能會改變其戰事中現有的不利地位，陸軍和海軍在認識到這個問題重要性與迫切性後，均做出相應部署，製定出戰略目標，並鋪設研發體製。日本原子彈開發計劃可以按照陸軍和海軍兩個方麵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其中陸軍方麵的第一階段為軍部組織的預備調查期。1939 年，日本物理學家仁科芳雄就提出核裂變現象極有可能會被運用於到未來的軍事作戰中，但其觀點當時並未受到重視。1940 年，日本陸軍航空技術研究所所長安田武雄中將命令部下鈴木辰三郎中佐開始研究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在東京帝國大學物理學教授嵯峨根遼吉的指導下，鈴木提交了以“原子彈製造的可能”的研究報告。到了 1941 年 5 月，時任理化學研究所所長的大河內正敏提交了“鈾炸彈製造的可能性”的報告。一個月後，仁科芳雄也開始著手進行原子彈製造的可行性分析
1941 年 5 月，在看到仁科芳雄關於核物理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後，東條英機便指示陸軍將資金、材料、人力都優先發放到負責原子彈研製的東京物化所。並指派仁科芳雄作為帶頭人開始進行原子彈的研究。陸軍的原子彈研製計劃正式啟動
第二階段為 1942 年底至 1945 年 4 月，在陸軍的主導下，東京帝大實施“に計劃”研究。1943 年，陸軍將獲勝的希望寄托在原子彈上，希望以此挽救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的現實。同年，仁科芳雄及其研究團隊研究認為理論上研製原子彈可行。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在得知該消息後，命令其團隊加緊製造原子彈，並用仁科芳雄名字羅馬字母第一個音節“Ni”來命名這個陸軍高度機密的原子彈研製計劃，稱為“に計劃”。
而在陸軍開展原子彈研究的同時，日本海軍也展開了核物理的研究工作。
海軍的第一階段研究從 1942 年 7 月至 1943 年 3 月，這一階段由海軍主導的專家委員會開始進行“B 研究”計劃，該計劃用來論證製造原子彈的現實可行性。
日本帝國海軍技術研究所為討論原子彈研製問題，於 1942 年 7 月 8 日首次而 召開核物理應用研究委員會成員會議。 從 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3 月這半年期間，委員會又先後召開了 10 次有關核物理的討論會。委員會預計製造一顆原子彈需要消耗日本全年發電量的 1/10 和全國銅產量的 1/2，用以從數百噸鈾礦石中分離出足夠的鈾 235。最後，委員會給出製造原子彈在理論上可行，但在日本當時的國力下，需要大概 10 年的時間才能製造出來的結論。最終，核物理應用究委員會成員考慮到工業強大的美國和德國都尚未有多餘能力可以及時生產出原子彈用於戰爭，而受限於日本現實的工業能力與資源，認為日本在短期內的原子彈研製方麵可能不會取得重大的進展。於是，在 1943 年 3 月日本海軍宣布解散該委員會。但日本海軍絲毫沒有放棄對原子彈的研製計劃。
海軍第二階段原子彈開發始於 1943 年中京都帝大的“F 研究”。核物理委員會解散之後，海軍艦隊司令部又開始物色夠帶領核物理團隊參與到研究原子彈的計劃的新人選。最後，在海軍寄希望於京都帝國大學的荒勝文策教授，希望他能參與到海軍原子彈研製計劃。海軍以英文詞“fission”（原子裂變）的首字母“F”命名,稱為“F 計劃”。海軍首期為“F 計劃”提供 60萬日元的科研經費，由此可以看出海軍對原子彈的開發也是極為重視的。
1945 年春，美國以反攻的態勢加緊轟炸日本本土，而此時日本陸軍與海軍的原子彈研製計劃仍停滯不前。但大洋彼岸的美國曼哈頓工程原子彈研製計劃卻………………
雖然說日本在原子彈研究上起步較晚，經費投入不足等原因導致了原子彈計劃的失敗，但陸海軍之間缺乏統籌規劃，沒有協調合作，也嚴重削弱日本原子彈研製計劃的實施。日本陸軍有自己的“に計劃”，海軍有自己的“F 計劃”。就連最後能夠抓住戰局的機會，也因日本陸軍與海軍各自為戰，相互競爭而錯過。
在日本戰局逐漸惡化和國內矛盾日益激化的雙重壓力下，東條內閣倒台。不久之後，成立了以處理終戰工作為主要任務的新內閣。由小磯國昭擔任首相，米內光政出任副首相並就任海軍大臣。然而，原本對首相小磯國昭抱有希望的海軍，此時卻並不滿意。因為小磯國昭同陸軍部首腦持有同樣的觀點，都認為應當把戰爭持續到底。但海軍內部卻堅決主張提前結束戰爭，認為日本的國力與美國相去甚遠，長此以往必定走向失敗，而且海軍的實力早已大不如前。海軍次官井上成美提出:“進行本土決戰實在是輕率，隻會繼續增加不必要的傷亡。”
在米內海相和井上次官的授意下，海軍人事局長高木惣吉開始專心致力於結束戰爭工作（暗殺陸軍主戰派首腦人物………………）
迫於現實的壓力，小磯內閣在苦苦支撐了 9 個月後，最終於 1945 年 4 月宣告倒台。隨即成立了以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為首相的內閣。此時，陸軍仍執著於“本土決戰”的力量更為強大。所以鈴木為了不引起陸軍主戰派的激憤和反叛，沒有過早表明結束戰爭的態度。而是表麵上在對國民演講時宣稱要力戰到底，拒不屈服，私底下安排外相東鄉茂德策劃和談的工作。當陸軍主戰派在得知這種表麵上主戰暗地裏和談的做法後，對鈴木感到十分氣憤 ，決定發動“天豬”
8月14日最後的禦前會議，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由於軍部內意見仍然無法統一，不得不將雙方意見提請天皇裁決。最終，天皇依照外務大臣的意見，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軍投降。
在二戰過程中，陸海軍的內鬥也延伸到各個領域，包括軍事裝備上的不合作，在當時就有“陸軍造潛艇，海軍造坦克”一說，可謂軍事史上的奇葩。在一切可以合作的領域不合作，在一切可以通用的領域不通用，日本陸海軍的內鬥嚴重消耗了國力。就連在原子彈問題上，陸軍與海軍也各自的研發計劃。這樣的齟齬不合，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近代日本的陸海軍就是在“長州閥”和“薩摩藩”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日後也逐漸形成了“長之陸軍，薩之海軍”的狀態。兩藩之間的固有矛盾，延伸到軍事領域，就成為了陸海軍之間的矛盾。
引自
《1936—1945 年日本陸海軍對立問題研究 》
作者姓名：段佳欣
培養單位: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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