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美國女性勞動力zt

戰爭期間的婦女群體從來就是一個不得不被提及的重要話題，而二戰時期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的前一周，美國國內仍有將近一半的女性成員沒有固定工作，也就是說，她們僅僅隻是一些再普通不過的家庭主婦。然而隨著美國宣布加入二戰，成千上萬的青壯年穿上軍裝奔赴前線之後，大後方的很多生產任務似乎就隻能交由這些婦女來完成。同時，為了填補軍隊中大量空缺的一些特殊職位，二戰中有超過40 萬名女性加入了軍隊，占到整個軍隊人數的11% 左右。當然在大後方，人們也幾乎可以在各個角落看見這些為戰爭默默奉獻的女性群體：護士、電報員、勤務員、打字員、裝配工人等等。雖然她們的職業或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她們對於勝利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法被抹殺的。

戰爭的爆發不僅讓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大幅下降，同時也伴隨著女性用工數量的陡然攀升。在美國幾個主要的工業地區，底特律的女性工人數量從1940 年的4.7 萬人一下子提高到了1942年的7.5 萬人；而在巴爾的摩，女性用工人數截至1942 年已達到7.9 萬人，足足是1940 年的3 倍之多。僅從1942 年1 月至7 月間，各大工廠雇主所能提供的適合女性從事勞動的崗位數量從戰前的29% 一下子躥升到85%，而這些崗位最後有超過三分之二均被女性所占據；這些工種包括氣割、焊接、鉚接、車銑、裝配、放樣、質檢……除去一些重體力工種之外，當時在美國國內的任何一家工廠內幾乎都可以看到女工的身影。

帕斯卡古拉船廠女工的合影

很快，美國民眾開始將這些勞動婦女的形象加以濃縮和塑造，並最終虛構出一個叫作“鉚工露絲”（Rosie The Riveter）的女性——她勤勞能幹又肯吃苦，兼具一個好工人和好母親的所有美好品質。很多人都認為，美國人為女性塑造形象的動機多少受到了當時鄰國的影響：根據女工維羅尼卡·福斯特（Veronica Foster） 的真實情況， 加拿大宣傳機構曾在1941 年就以她為原型，創作出了一位“布倫槍女工羅尼”（Ronnie, The Bren Gun Girl）的宣傳形象。而美國人的這位“鉚工露絲”其原型雖然已無法準確考證，但比較確信的一種說法是，該形象取材自康維爾飛機公司（Convair Corporation）位於聖迭戈分廠的一位名叫羅西娜·博娜薇塔（RosinaBonavita）的鉚釘女工，而“露絲”正是車間工友對這位女工的昵稱。不管如何，這一形象很快就深入人心並成了當時褒揚女工的一個慣語，後來又隨著雷德·埃文斯（Redd Evans）和約翰·勞埃布（John Loeb）創作的同名歌曲迅速成了美國國內的一個流行詞匯。

美國媒體同時也開始加大女工的宣傳力度，以至於在後來，一個類似於“鉚工露絲”的新形象——“焊工溫蒂”（Wendy The Welder） 也逐漸流傳開來， 其原型是加州裏士滿自由輪船廠（Richmond Liberty Shipyards） 的一名女焊工珍妮特· 多伊爾（JanetDoyle），不過“鉚工露絲”的形象顯然更受美國民眾的歡迎和肯定。戰時廣告業委員會不久後就發起了名為“戰爭中的女性”的宣傳活動，鼓勵畫家多多創作女性題材的海報作品。不過，在這一批海報問世之前，美國民眾就已經認識了來自肯塔基州的一位名叫羅絲·門羅（Rose Monroe）的女工，當時她在位於密歇根州的威洛魯恩飛機製造廠（WillowRun Factory）負責B-24 轟炸機的組裝工作。憑借著出色的工作成績，羅絲很快被拍攝成了宣傳電影並讓當時的很多人都誤認為她就是“鉚工露絲”的原型。

但是， 更加完美地詮釋了“ 鉚工露絲” 形象的卻是當時受雇於西屋電氣公司的畫家霍華德·米勒（Howard Miller）。根據當時公司負責宣傳工作的協調委員會的要求，米勒完成了一幅為後世帶來巨大影響力的海報《我們可以做到》。今天我們已經無須再為這幅海報進行更多的介紹，堅毅的神情、有力的手臂以及鮮明的口號，這所有的一切不僅讓這幅海報成了戰時美國女性工人的象征，更是為日後的女權運動賦予了某種精神。

我們可以做到！（霍華德·米勒，1943）

不過在這裏我們倒是可以介紹一下米勒創作海報中的這位女性形象的原型——傑拉丹·多伊爾（Geraldine Doyle）。這位外表秀美的安納堡姑娘在高中畢業後就進入了當地“美國鉸鑽設備公司”（American Broach & Machine Co.） 屬下的一家工廠，成了金屬衝壓工。在一位美聯社國際部記者（姓名已無法考證）的車間拍攝工作中，他無意中抓拍下一張傑拉丹踮著腳尖查看設備運轉情況的照片。這張照片後來引起了米勒的注意，通過另外幾張傑拉丹的照片，米勒決定以她為與原型，塑造一個積極工作的女性形象，以此來鼓勵西屋公司內部的女性員工。不過直到1982 年被重新翻找出來之前，這幅海報的影響力都十分有限，由於屬於公司內部作品，這幅海報的印量在當時不足1800 張。

傑拉丹·多伊爾

倒是另外一幅出自洛克維爾的海報作品成了二戰期間刻畫“鉚工露絲”的絕佳代表。在1943傑拉丹·多伊爾 年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前一天，洛克維爾通過《星期六晚郵報》刊登了一幅反映女工形象的海報，主題是一名正在享用簡單工作午餐的女性鉚工。從海報中女工神情輕鬆的麵容中，我們似乎重新看到了洛克維爾戰前海報作品中那種幽默輕鬆的主題表現元素，隻是沒有人會將這位女工的表情誤解為她對工作的馬虎敷衍，相反卻認為是女工對於踩在腳下的那本《我的奮鬥》的一種蔑視。當然，洛克維爾的這幅海報仍然經過了精巧的加工，盡管畫家的原型模特是他位於阿靈頓小鎮上的一位名叫瑪麗·多伊爾（Mary Doyle）的19 歲電話接線員，但洛克維爾顯然“過分”塑造了這位嬌小女性的身材，兩隻粗壯結實的手臂也無不暗示著戰時女性的力量和態度。這一形象一經雜誌發售就很快變得家喻戶曉起來，財政部也二度采納洛克維爾的作品並將其作為債券宣傳海報進行了重印。有趣的是，當瑪麗看到自己成為這幅知名海報中的主角時竟無絲毫愉悅之色，為此洛克維爾還對這位姑娘進行一番道歉，並解釋緣何將其刻畫得如此“醜陋”。

洛克維爾筆下的“鉚工露絲”形象

但是海報中的輕鬆表情實際上並不能代表女工們的真實想法，因為現實世界的種種問題讓這群最美麗的人常常蹙眉緊皺，更別提綻放她們的笑容了。相比工資，兼顧家庭和工作所帶來的雙重壓力卻是這些女性最為頭痛的事。很多婦女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往往選擇加夜班以完成工廠的任務。多裏斯·維瑟福（Doris Weatherford）在他的《二戰與美國婦女》一書中就用阿爾瑪這樣一位普通女工作為例子向我們道出了她們的艱辛：

“晚班之後，阿爾瑪必須急匆匆地趕回家將她的孩子送到學校，簡單地吃些早餐後她就開始整理家務；在孩子回家吃午飯之前，她最多隻能小憩一個半小時。然後就是和上午如出一轍的模式：送走孩子，休息至下午三點。孩子回家後，她必須馬上起來打掃衛生，清洗衣物並開始準備晚飯。等到一家人晚餐用罷，阿爾瑪還得整理廚房。片刻的休息以後，她又要麵對慢慢長夜開始夜班……如此周而複始。”

至1943年底，美國國內有三分之一的女工已育有子女。盡管麥克努特針對這一現象極力呼籲“如果女工們覺得沒有時間來照看孩子，那麽我們應該製定一個相應的對策”。

當然，美國女性絕對有資格談論自己為二戰勝利所做出的貢獻。當年在參觀了道格拉斯飛機公司設在長灘的飛機機鼻裝配廠之後，戰時新聞處的著名攝影師阿爾弗雷德·帕爾默（Alfred Palmer）曾不無調侃地說：“柏林和東京上空的繁星或許很快就會被機鼻上映照出的燈光所取代，因為婦女們日夜都在為這些A-20 進行裝配。”

位於長灘的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機鼻裝配分廠內一景

帕爾默看到的景象無非是大背景下的一個縮影，要知道僅在1944 年，年齡在20 至34 歲之間的未婚男性工人約有170 萬人，而女性工人卻多達410萬人。到了1945 年6 月，美國工廠內共有2000多萬名女性工人，這一數字是戰前女工人數的一倍還多。戰爭結束之後，很多男性從前線返回，回到工廠車間繼續工作；至此，婦女們終於可以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照看孩子、打理家務。經曆這場戰爭以後，美國國內對於婦女的態度逐漸發生了改變：相比戰前受到的歧視與奚落，由於戰時經濟的恒定發展，美國女性獲得了比之前更多的自由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