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泰族訓》“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新論琴道》“總會樞要，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朱長文《琴史》“君子之於琴也，非徒取其聲音而已，達則於以觀政焉，窮則於以守命焉”。範仲淹《聽真上人琴歌》“將治四海先治琴”。《誠一堂琴談集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鹹賴琴之正音是資焉”。《琴學正聲指法精義說》“琴之為器，貫眾樂之長，統大雅之尊，係政教之盛衰，關人心之邪正”。以上等等言論均認為古琴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和修身。既然強調古琴的禮樂思想和修身之用，儒家在古琴美學思想中就格外注重音樂與其外部關係的研究，而忽視對其自身藝術規律的探索，由此就必然導致重德輕藝、重道輕欲的結果。
“琴者，禁也”，是傳統古琴美學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題。古琴言禁始自漢《新論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後被《白虎通》加以發展，一直影響了其後近兩千年中國的古琴美學發展史。
“琴者，禁也”突出代表了儒家音樂思想，因為儒家在中國古琴文化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也是古琴美學的主流思想。儒家提倡古琴的“禁”，主要基於它對音樂基本功能的認識。儒家認為音樂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學思想的出發點是音樂服務於政治、禮法等。古琴作為我國傳統樂器的代表，被視為“八音之首”，當然被賦予治國、平天下的要義，所以強調古琴經世致用的功用成為儒家古琴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左傳》“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心也”、《新語無為》“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等率先對音樂和政治的關係追根溯源，並在古琴領域建立了禮樂思想。此後，音樂和政治、禮法的關係成為傳統琴論所強調的重點問題。《淮南子主術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誌，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
以“琴者，禁也”為宗旨，儒家在音樂審美方麵格外強調“平和”、“中和”。“平和”一詞最早見於《左傳昭公元年》：“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該文中提出了三個審美範疇：“中聲”、“淫聲”、“平和”。此外的“中聲”、“淫聲”為最早見於記載的一對古琴美學審美範疇(之後，“中聲”一詞也曾在《國語周語》中出現，即所謂“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製”，其“中聲”指人耳所能聽及的有節合度之音)， “中聲”指音高、速度適中的有節製的音樂，具體說來，就是規定五聲“大不逾宮，細不過羽”，要舍卻彈奏中的“煩手”(複雜多變);而“淫聲”指超出了“中聲”範圍，過度追求音響、速度變化的無節製音樂。《左傳》文中有鮮明的排斥“淫聲”、以“中聲”為美的思想，由此而及的“平和”也是音樂審美中重要的審美準則，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樂即“中聲”，否則即為“淫聲”。
音樂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會受到政治思潮和道德觀念的影響，所以它和政治、禮、社會也必然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強調它們之間的關係原也無可非議，但如果將這種關係視為音樂的創作之本，將音樂作為經世致用的手段，忽視其藝術審美價值，就會使音樂異化，淪為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儒家提出“琴者，禁也”命題，正是以突出古琴的非藝術功能為目的，在音樂的審美、風格等方麵劃出諸多禁區。
靜心齋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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