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高等學校搬遷
文革中，全國絕大多數高等學校不但經曆了造反、奪權、武鬥、清隊等種種磨難，還經曆了搬遷、改製、合並、撤銷等折騰過程，損失極大。
一．
搬遷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一是備戰。文革前，對戰爭危險作了相當嚴重的估計，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
1964年，越戰逐步升級，蘇聯也在中蘇邊境陳兵，戰爭危險迫近我國。在毛澤東堅持下，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從解決“吃穿用”更變為“吃穿用”和三線建設並重。8月，美國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三五”的指導思想再次改變，確立了三線建設為主的決策。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了《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其中提到：“在一線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凡能遷移的，應有計劃地遷移到三線、二線去，不能遷移的，應一分為二。”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就是在此時決定在三線建設分校，準備在戰時全校搬遷，如同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1964年10月，高教部通知北大清華這一決定（劉冰,《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當時北京大學已經開始建設位於北京十三陵地區的新校址，但是在中央決策後，立即到三線選址，決定在陝西漢中建立分校。1965年3月，教育部批準了北大漢中分校的建築計劃任務書，工程代號653，於文革中的1969年10月搬遷，將與國防工程有關的技術物理係、數學力學係力學專業、無線電電子學係搬至漢中分校，在此滯留十年之久，文革後遷回北京。
清華大學則於四川綿陽建立分校，稱651工程，原計劃遷5個係，後隻將無線電電子學係遷去。1966年11月，頭一批700多師生和家屬遷往綿陽工地，實際上是參加建校勞動。1971年12月，分校大體建成，無線電電子學係其餘部分搬去。
清華北大兩分校是1965年教育部“四大工程”之二。其餘兩項還有上海的華東化工學院決定在四川自貢創建四川分院，稱652工程。1979年，該校改為四川化工學院，大部分教師撤回。
此外，1965年5月，南京大學決定在湖南桃源縣創建中南分校，稱654工程，預計1967年招生。工程完成了一部分而中綴。
除以上四大工程外，位於河北省唐山市的唐山鐵道學院在文革前已在四川峨嵋開始建校。文革開始時，部分學生和老師在峨嵋參加建校勞動。文革中，大部分學生返回唐山，部分留在峨嵋，在兩處搞文化大革命。1971年全校搬遷峨嵋，稱西南交通大學。現在這一學校搬到成都郊區。在搬遷過程中，學校教職工都是攜家帶口和全部家當連同蜂窩煤爐及蜂窩煤木柴一起搬去的，有人還特地購了水缸。千裏運輸途中，從汽車到火車再到汽車都是自己裝卸的。搬去不久，蜂窩煤就用光了，於是開始自製蜂窩煤。
建於1947年的大連醫學院於1965年整體搬遷貴州遵義，改稱遵義醫學院。
文革前就已決策並開始建設三線校址的這些學校的搬遷，在文革初期實際處於停滯狀態，直到1969年中蘇關係全麵惡化，發生邊界武裝衝突，戰爭危險迫在眉睫之時，才開始緊急搬遷。
二．
1969年3月2日，中蘇間在珍寶島發生激烈武裝衝突。此後，邊界形勢嚴重惡化。３月４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各地軍民舉行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9月11日，周恩來和蘇聯總理柯西金舉行“機場會談”，隨後於10月20日中蘇開始進行邊界問題談判。中共中央認為此時是蘇聯以談判未掩護，可能發動進攻的最危險時機，所以從10月中旬，全軍進入一級戰備，一些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專院校開始從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撤離，中央領導疏散外地。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通知》說：為了“認真搞好鬥、批、改，加強對中央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領導”，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進入1970年以後，情況稍為緩和，但學校撤離仍在繼續進行。1969-1970年是高等學校集中搬遷的時期。
雖然這一時期學校的搬遷是在戰爭陰影下進行的，但搬遷的原因仍是多種多樣的。首先，許多學校的搬遷是作為文革“鬥批改”的一部分而進行的。
1968年9月7日，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誌）在慶祝全國（除台灣）省市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的社論中指出：“全國山河一片紅……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改的階段。”此後毛澤東又多次強調了鬥批改問題。當然，所謂鬥批改，重點在“改”上。而“教育革命”是“改”的重要內容。
在“教育革命”中，除下放大學畢業生去解放軍農場進行“再教育”以外，就是“大學應該怎麽辦”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一些學校就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設計未來大學的藍圖。
在這一道路上走得最早的可能是同濟大學。他們在探索“辦學方向”中於1967年和設計、施工單位一起辦了一個“五七公社”，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同濟大學教育改革的初步設想》予以肯定。1969年9月，“五七公社”遷往皖南山區，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育，並於次年招收一批工農兵學員。1971年“五七公社”遷回上海。
北京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為藍本，提出建設“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設想。基地首選河南南陽，其次是江西，計劃1971年做到糧食自給，並完成教學、科研、校辦廠的重要基建任務，在二、三年中完成整個基地籌建工作，並把學校逐步遷到基地。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進行了這樣的基地建設。1969年，清華大學在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建立清華大學試驗農場，2000多教職工來此勞動。10月，北京大學在此建立江西分校。兩校共6000餘人在此地度過了兩年多的流放生活。它們之所以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裏就結束了這場噩夢，據說是因為有人寫信向周恩來反映意見，說不要再派人來此輪訓了，以免更多人感染上血吸蟲病。
這種下放基地類似於黨政機關辦的“五七幹校”，但包含更多的內涵，即期望承擔更豐富的功能，而不僅是輪訓鍛煉幹部，實際上除了參加農業勞動外還收了一屆工農兵學員。它和搬遷這個概念的區別，是不明確原來的校址是否保留，但是至少北大清華是保留了，所以在兩三年以後得以遷回北京。
在安徽省，“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於1968年秋醞釀一個縮小‘三大差別’、改造上層建築的‘宏偉’計劃，即大規模的‘下遷’計劃。先是大專院校廣大師生，在工宣隊、軍宣隊帶領下，浩浩蕩蕩離開城市，步行幾百裏到工礦農村搞‘鬥、批、改’。學校食堂的炊具、實驗室的儀器、圖書資料等，一卡車一卡車地拉到農村駐地，打算長期安家落戶。教職工多數是舉家搬遷。到1969年初，全省大專院校1.3萬師生全部搬遷到工礦、農村，與貧下中農或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攜手批判資產階級。”（侯永主編，《當代安徽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1969年12月,原有14所院校保留6所，撤並8所。
在江西省，“複課鬧革命”以後，將全省13所大專院校關掉8所，其餘5所合並搬遷至邊遠山區：江西師範學院、江西大學、江西教育學院合並成江西井岡山大學，遷至井岡山區拿山公社。江西醫學院、江西中醫學院合並成江西醫科大學，遷至吉安縣青原山公社。原校舍均被工廠部隊占用。（危仁晸主編，《當代江西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此處，“下放”或“下遷”和“搬遷”概念已經沒什麽區別了。除此兩概念以外，還有一個“戰備疏散”的概念。在1969年10月的戰雲密布的情況下，許多地方和學校領導領會的是這一意思，即臨時找一個地方躲避一下。例如遼寧省革委會此時做出《關於大專院校辦在農村的決定》，並安排遼寧大學到北鎮縣高山子勞改農場辦學。全校師生員工於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分兩批搬遷到高山子勞改農場，在此勞動。1970年8月遷回沈陽。
當時並沒有任何正式文件要求所有大學戰備疏散，在1970年的《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中，並沒有相應明確規定。但是在當時戰爭恐怖的環境下，許多學校從戰備疏散變成了正式搬遷。由於過程的倉促和混亂，其演變過程至今不明，成為曆史懸案。在這其中，“以革命的名義”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中國科技大學先是選定安徽安慶，匆忙中搬去900人，發現根本沒有居住條件，於是四位革委會常委急忙返回學校告知下一批暫別去了。這一行動被安徽省駐校宣傳隊定為“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在這種高壓環境下，誰敢對這一搬遷置喙？
北京電力學院在1969年10月“戰略搬遷”時，領導意識到以後還要搬回北京，所以把搬遷地點盡量選擇接近北京，先在邯鄲地區安家，1879年又遷至更接近北京的保定，稱華北電力學院。但是學校本校始終未能遷回北京，隻在北京開辦了分校。
三．
高等學校在文革中的搬遷、合並、撤銷的另一原因是對高等教育的取消主義和實用主義。1970年4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估計”指出，建國17年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和17年培養的學生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學校成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這“兩個估計”對建國十七年來的教育工作成績作了全麵否定。
1971年9月四川省革委召開省教育工作會議，決定將西南農學院、四川農學院、四川林學院、西南民族學院予以撤銷。在沒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況下，廣州著名的暨南大學於1970年2月宣布撤銷，全校9個係被分配至其它4個高校，學生被送往農場勞動等待分配。
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批轉的《山東省高等學校布局和專業調整方案》提出，山東大學理科改建為山東科學技術大學，校址設濟南市，在平陰縣建立農業生產和戰備疏散基地。山東農學院將山東大學生物係並入，校址設在泰安。山東大學文科和曲阜師範學院合並，組建山東大學，校址設在曲阜。山東師範學院遷往聊城。山東醫學院與山東中醫學院合並，組建新的山東醫學院，校址遷往泰安地區的樓德鎮。青島醫學院遷往惠民地區北鎮，下放惠民地區辦學。昌濰醫學院下放昌濰地區辦學。山東煤礦學院遷往肥城礦區，礦校結合辦學。撤銷山東財經學院。
在這場撤並行動中，首當其衝的是文史類學校。像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政法學院、外交學院都被撤銷了。而理工科學校和專業則被賦予實用性的功能，特別在國防方麵。例如北京郵電學院被通信兵收編，稱北京電信工程學院。而中國科技大學，在1971年也曾一度被安徽省和三機部雙重領導。而從山東大學理科組建的山東科技大學，則被要求以任務帶學科，負責培養國防工業的科技人員，開展國防科技和基本理論的研究工作，由國防工辦管理，
四．
在準備打仗的氛圍中，國防院校也遭受很大損失。當時整個部隊向戰時體製轉變，精簡機構，縮編人員。但另一指導原則是，解放軍本身就是個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在這大學校了還開辦那麽多學校，學校套學校幹什麽？
1969年2月19日，軍委辦事組發出關於軍隊院校調整方案的通知。通知所附《軍隊院校調整方案》稱：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軍隊就是一個大學校，現在的學校應當減少。現將軍隊院校調整方案報告如下：
一、軍隊現有學校125所。按學校的性質區分計：指揮、政治學校45所，技術學校65所，飛行學校15所。
二、調整學校的原則：1，指揮、政治、體育、藝術學校一律撤銷；2，技術學校：凡是在部隊能學到技術，一律在部隊培養，高級技術學校基本上保留；3，撤銷各軍區的步兵學校，陸、海、空軍的軍、師建立小型教導隊，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輪訓部隊幹部。
三、根據調整學校的原則，全軍擬保留學校43所，減少83所。保留的學校計：軍政大學1所，工程技術學校20所，醫務學校6所，獸醫學校1所，飛行學校15所。（餘汝信，《1969：對蘇戰備中的軍委辦事組、林彪和毛澤東》，《強國軍事縱橫》，2006）
筆者當時正在解放軍農場，知道在批判1964年“大比武”以後，部隊的主導思想就是極端輕視業務訓練，認為打仗主要憑勇敢。
這次裁並影響深遠，例如在海軍：“在這一場浩劫中，20年來苦心建立起的14所海軍院校被砍掉了9所。教師人員流散，校舍、營具、教學場地和教學設備遭到很大破壞和損失。幸免於難的5所院校，其中4所來個大搬家。學製縮短，教學製度廢弛，教學質量直線下降，幾乎處於停辦的狀態。海軍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而海軍學院校成了這個重災區的重點戶。”（劉道生，《劉道生回憶錄》，海潮出版社，1992）
文革前，位於哈爾濱的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是和北大清華齊名的重點學校。1969年被要求內遷，1970年正式分遷。學校主體和院機關劃歸七機部遷往長沙，成立長沙工學院，即現在的國防科學技術大學。把空軍工程係劃歸三機部，遷往西安，並入西北工業大學。原子工程係劃歸二機部，遷往重慶，與哈爾濱工業大學有關專業合並，組建重慶工業大學。海軍工程係劃歸六機部，留原址組建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至此哈軍工正式解體。1973年，重慶工業大學內哈工大部份仍回哈爾濱，哈軍工部份合並至長沙。一所名校從此解體。
1970年從哈爾濱遷往長沙時，要求合並專業、精簡人員，但是搬遷量仍很大。從7月1日至11月12日，共有10列火車共550個車皮從哈爾濱發往長沙，共運輸物資2.5萬噸，人員1447戶。
像解放軍藝術學院這樣的學校被撤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該校在文革初期是造反策源地。其群眾組織《星火燎原》在全國各地和北京三司、清華井岡山並駕齊驅。該校被解散後，學生們都被發配至“新西蘭”（新疆、西藏、蘭州軍區）。
當時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將三所軍醫大學“調防”：上海的二軍醫大調西安，西安的四軍醫大調重慶，重慶的七軍醫大調上海，時人稱為“推磨”。原因據說是二軍醫大的《紅縱》造反太厲害，所以調他們到比較艱苦的地方去，給點顏色看看。
五．
在地方學校裏，遭受最大折騰的是農林類，以及部分工礦類專業院校。因為從極左思潮角度，認為它們應該辦在農村或接近工礦的地方。毛澤東又有“農學院辦在城市裏是碰鬼”的說法。它們在文革中大都經曆了不止一次的遷徙.
這一過程實際上開始於文革之前。例如早在1965年，石油部就在研究北京石油學院遷址廠礦的問題。1966年3-5月，該校2000餘名師生分赴大慶和勝利油田建校。1969年10月21日，石油部軍管會下達了北京石油學院遷校山東東營的命令。隨即全校師生家屬在兩星期內乘三專列遷往東營。該處現稱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校區。
北京礦業學院則於1970年遷往四川（現重慶）合川，改名四川礦業學院，文革後的1978年又遷江蘇徐州，稱中國礦業大學。
北京地質學院本擬遷湖南石門縣，後於1970年改遷湖北江陵，稱湖北地質學院。1972年，該校在武漢設立武漢分院。
1969年10月，林業部軍管會決定撤銷北京林學院。11月25日，工宣隊、軍宣隊代行革委會職權，開會宣布戰備疏散，動員搬遷，但隱瞞撤銷決定，實際上是將職工騙出北京。11月28日開始全院師生員工及其家屬分批遷往雲南，下放到滇南、滇東南、滇西、滇西北各林業局和林場地參加勞動。在下放過程中，得知撤銷學校的決定，紛紛向國務院反映，最終國務院於1970年下達不能撤銷的決定。於是在1970年4-5月，分散在雲南各地的學校人員集中在麗江，在此辦學，改名麗江林學院。但由於此處缺乏辦學條件，又於1972年3月，全校遷往下關，稱雲南林業學院。此處選址問題難於解決，職工家屬均臨時住在白族農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全校職工家屬於1973年遷往昆明市安寧縣建校，並開展教學活動。在這幾年裏，一連串的錯誤決定使這個學校瀕於絕境。但是各種複校的意見都被批判為“複辟”活動。直至1978年底，才決定搬回北京，恢複原校名，現稱北京林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校史，1952-2002》，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
北京農業大學在文革中的搬遷過程更為曲折。1969年戰備疏散，絕大部分教職工和家屬疏散到學校所屬河北省涿縣農場，還有大批師生下放到河北省武邑縣農村勞動。1969年12月，農業部軍代表宣布北京農大撤銷。1970年，北京校舍大部分被軍隊占用，涿縣農場的大部分也交給38軍。1970年5月，國務院決定農大還要辦，但此時大部分校舍已被占用，學校進退維穀，國務院指示農大搬往陝西。1970年8月12日，召開搬遷動員大會。次日，先遣隊即赴陝西延安地區甘泉縣。之後職工及家屬開始搬遷。農業部軍代表表示，搬遷先遷家屬，搬家屬先遷戶口，以絕後顧之憂。到1970年底，基本安頓下來，並開始教育實踐和科研。1971年，根據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一度和延安大學合並。1972年底，通過來陝西視察的王震向國務院反映意見，1973年國務院決定將學校搬到河北，改名華北農業大學，學校隨即搬到河北涿縣建校，收回大部分原有的農場，在此地辦學，但受到地方勢力的騷擾，直至1979年遷回北京，結束了十年的顛沛流離生活（《北京農業大學校史，1949-1987》，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1995）。
類似於北京林學院的騙局但居然成功了的例子是北京對外貿易學院。1969年10月，根據上級指示，該校遷至河南固始縣，然而剛到新址，對外貿易部就宣布該校“就地撤銷”，直至1973年複校。
六．
其它一些原因也造成文革中的高校搬遷。例如1967年初，天津劃為直轄市。1969年10月，河北省和天津市決定位於天津的河北大學隸屬河北省管理。12月河北大學開始遷出天津，理科遷保定（當時將保定定為河北省會），文科遷冀縣。1970年6月陳伯達到天津視察，得知河北大學已經開始外遷，他說：“河北大學留在天津不是很好嗎，不要搬走了吧？”於是，已先行遷出的師生連同圖書資料、儀器設備陸續返回天津。8月底，陳伯達的問題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被揭發，9月，省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下令河北大學仍執行遷出天津的決定。理科照遷保定，文科改遷隆堯縣唐莊。11月文科師生也遷至保定。至此，河北大學最終定址於保定。由於文化大革命和學校的幾次搬遷，使河北大學實驗室及儀器設備遭到嚴重破壞。到1970年學校最終搬遷到保定後，各類完好無損的儀器設備僅剩5000餘台（件），總價值200萬元左右，損失達60%以上。（《河北大學史》，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從上述北京農業大學的搬遷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學校在短時間內搬遷得如此迅速和徹底，除了政治壓力和受到“明天原子彈就扔到頭上”的恐嚇外，還可能有個利益追求因素。我們注意到，很多學校搬遷或撤銷後校址被部隊占據。例如農大的校址分別被國防科委、二炮、38軍占據。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址被鐵道兵占據。天津的66軍占據了天津師範大學的全部校園作為軍部。對外經貿大學的校址變成了軍樂團，以至於該校複校時隻能另尋新址。1970年2月，廣州暨南大學被宣布撤銷，全校師生在三天內遷出，留下“營房和營具”被東北遷來的軍醫學院占用。至於被撤銷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址被二炮占用，文革後多次交涉，以至激起學潮，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由於當時各學校及主管機構都是軍代表主事，他們可能代表這些軍事單位的利益。一些學校的校史記述中，實際上暗示了這一點。
這些在文革中經曆了搬遷的學校在文革後最終有三種命運。一種是徹底搬去未能返回，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唐山鐵道學院（西南交通大學）、河北大學、大連醫學院（遵義醫學院）。一種是返回原址，如北京農業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林業大學）、北京機械學院。還有一種是未能完全搬回，但在原址建立分校，如北京石油學院（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電力學院（華北電力大學）。
跟帖：
１．沈陽農業大學（原沈陽農學院）搬遷到遼寧最貧困的朝陽，白卷先生張鐵生就在那就讀。
２．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現在武漢 也是折騰來折騰去的鬧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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