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屁孩向知青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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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anding67 的博客

現如今,俺住在加拿大安大略湖畔,過著標準的中產階層的生活:“一幢房子,兩輛車,兩個孩子”。如果將時光快速倒退四十年,俺可是生活在皖南山區的一個四麵環山小山村。雖說小山村風景秀麗,但生活極其貧苦;尤其是在那“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文革十年。每一戶農家隻能種有限的分到的菜地,不允許種任何額外的自留地,哪怕是開荒種地或者種在山邊田角都不容許;輕則被拔掉,重則被批鬥。記不清從多大起,就和姐姐哥哥一起上山采野菜。每頓不是喝稀飯就是吃野菜飯;稀飯並不能稱得上是飯,隻是米湯而已;野菜飯則是根本看不到白色的米粒。現在看來,野菜那可是絕對的無汙染的有機食物;但在當時,一天三頓能吃上白米飯,是所有人的夢想。

就是在這樣一貧如洗的小山村,上學自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好在聰明能幹的母親,平日受夠了沒有文化的苦,一直堅信知識能改變孩子的命運,就寧可自己忍辱負重,也要盡最大可能讓所有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讀書;直到實在沒有辦法維持或者孩子自己不讀為止。

可即使有父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讀書,本地小學也沒有能夠勝任的老師;或者說能夠勝任的老師也不願到這深山溝裏來任教。

知青的到來,恰到好處地填補了小學老師的空白。

可以說,沒有知青,俺就沒有任何可能走出那小山村,也自然沒有今天的我在加拿大享受中產的生活!所以,俺要向知青致以衷心的感激和敬禮!

童年時的記憶大多已經很模糊,但有幾件關於知青的事還是記得很清楚。到俺那山疙瘩來插隊的知青有從安徽銅陵縣城來的,也有從上海大城市來的。知青的到來,無論在言行上,還是在思想上,都衝擊著祖祖輩輩走不出小山村的村民。記憶中,淳樸的村民一直是善待城裏來的知青。知青們要麽在小學裏當老師,要麽是記工分或做一些輕活,記憶中沒有知青在幹重活;但觀念的差異,有時也帶來一些衝突,哪怕是和我們這些小屁孩在一起。

記得那時的小學都有自己的田、地和一小片山,俺小學的前幾年都是半工半讀,既半天上學半天勞動。田是種水稻;地是種紅薯;山上是種芝麻。有一天放學後,幾個小夥伴看到種的紅薯已經長大了,就決定烤幾個吃吃。我們就在地邊用石塊搭起了一個小窯,找來樹枝,用草引火,很快煙就冒出來了。紅薯的香味還沒有出來,我們就聽到女知青老師急衝衝地一邊大喊一邊跑過來,意思是生火太危險,趕緊滅了。我們一看老師來了,撒腿就跑;跑到不遠處的溝裏躲起來。這時知青老師最在意的還不是我們偷紅薯,而是擔心火。下意識地,她就用腳去踩那用石塊搭起的小窯。剛剛踩上,她就跳起來大叫,原來她穿的是塑料底的布鞋。那個年代,塑料底的布鞋不僅時髦,也是區分知青和村民的一個標誌。村民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塑料底布鞋的。年少的我們,看到知青老師出醜,情不自禁地笑出聲。可以看到,知青老師非常地生氣、無奈;最後手腳並用,用土塊砸,用腳踢,終於撲滅了火。估計她的塑料鞋底也毀了,我們一看禍闖大了,就趕緊跑回家了。事後,學校並沒有懲罰我們,或許知青老師有意沒有告訴學校。

記憶中,知青來來往往,並不穩定。俺小學五年半(最後的半年是從春季入學改到夏季入學)換了三所小學,近的一所就在家門口;遠的在十裏地以外。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知青回城,小學沒有老師隻好關掉。知青離開時,一般會把一些書留下。記得有一年夏天,附近隊的一位女知青離開時送了一本書給一個小夥伴。我們知道後,都跑過去堵在她住的村民家門口;最後她把書都送完了,還有小夥伴沒拿到;她急得都哭了。我們才被大人轟散。其實,當時的知青也就18歲左右,還是個大孩子,根本沒有能力處理那鬧轟轟的現場。

知青們剛下放到山村時,估計還保留有城市裏的習慣。一男知青每天清早沿著山腳的小路跑步,被我們恥笑為神經病;直到俺上了初中以後才知道那是鍛煉身體。知青們,青春熱血,荷爾蒙旺盛,又處在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山村;愛情自然會生根發芽。有本地成份好的帥小夥,被女知青看上,雖然被城裏趕來的母親拆散,但在小山村裏笑言,感謝毛主席,讓土掉渣的鄉巴佬嚐到“海鮮”,意為“上海的鮮味”。男女知青好上了,女知青的肚子大了,那可不僅是嚐鮮的問題了,男的被判“流氓”罪,打入大牢;女知青喝農藥自殺,被大夥發現,翹開小學的門而得救。

俺始終沒有搞清楚有多少位知青老師教過我,原因是他們呆在山村的時間都很短,一般是幾個月;最長的也不到一年。多少年之後我考上重點高中,有一次去縣城同學家吃飯,偶爾聽到同學家隔壁住的姓梅的知青就在我們村插隊過;趕緊過去見麵,俺直喊:“謝謝梅老師!”而俺口中的梅老師其實早已不是老師了,隻是有了一份工作留在了縣城。那時大部分知青都不願呆在小山村上,一有機會就跳到了縣城。

盡管如此,俺依然感激來來往往的知青們!是他們,讓俺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五年,得以繼續那至關重要的小學半年。在那半年裏,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小學老師,他教會了俺拚音和寫作文。從而以較好的成績考上了中學的重點班;邁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步;有希望離開那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山村。

中學重點班的班主任恰好又是一位留守下來的上海知青,他姓陸。陸老師告訴我要上重點高中,然後上大學。初中的我連大學是什麽都不知道,但相信陸老師的話沒有錯,就真的考上了省重點高中,邁開了俺人生中至關重要的第二步,開始離開那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山村。

考上了省重點高中,就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跨上了大學的門。這在小山村絕對是多少年來的一樁大喜事。自然要請客吃飯;俺特地買好禮物,走了兩個小時去陸老師在另一個鎮的家請他。非常遺憾,他回上海探親去了。以後假期回家時,和同學們也去看過陸老師,印像中隻碰到一次。隨後,陸老師工作跳動,聽說回上海了。

如果,小學裏沒有像梅老師那樣的知青坐在老師的位置,俺肯定已輟學;如果,中學裏沒有陸老師的教導和指點,俺中學畢業估計要麽當小學教師,要麽是去讀中專了。那麽,大學的門就對我永遠關上了。

知青,或許是時代的悲劇;但對俺來說,對知青,永遠胸懷感激!沒有知青,就沒有俺今天坐在自家的後院,藍天白雲下、綠樹成蔭處,敲下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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