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一輩子總有幾個特殊的日子是刻骨銘心,永遠不會忘記的。1968年9月26日和1971年9月20日對我來說就是兩個這樣的日子。前一個是我下鄉的日子,後一個是我回城的日子。就是說我在農村當了差六天整三年的農民。
1968年初,武鬥的硝煙已經慢慢熄滅,大戰之後到處彌漫著疲憊和迷茫的氣氛。我們學校地處郊區,回校的學生又少,顯得異常的靜謐,沒有了從前的喧囂和熱鬧。我們是學生,可是我們既無學可上,也無書可讀,大家整天無所事事,遊逛於宿舍,食堂和教室之間,盡量找些事情去打發時間。我就是這個時候學會打麻將的。一個同學會玩這種現在幾乎人人都會玩的遊戲,可是當時打麻將就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代名詞,打麻將的提議對我們充滿了神秘和 刺激。其實人都是這樣,越不讓做的事越是想去做。到八十年代末全民普及麻將的時候,有個同事不知道我會這玩意,老在我麵前擺老資格,我就問他,你知道我是什麽時候開始打麻將的嗎?然後我告訴他正確答案。論資曆我是當然的老大。
到了七八月份,工宣隊進駐學校,接著開始清理階級隊伍,要求所有的學生都返校,這時也有了清理完階級隊伍我們就要下鄉的傳說。學生返校後,先把班級建製改成部隊建製,學校是營,年級 為連,班級就是排了。有了建製還得封官,這就有了點麻煩,因為這個官得具備幾個條件,首先家庭出身要好,第二在文革中沒有占錯隊,三是還得有一點工作能力。要求不算高,但是三條同時具備的還真不多,這樣我就成為一個重要人選。可我本來就是個散淡的人,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我就更不願意當出頭鳥了。工宣隊找我談幾次,最後達成口頭協議,我隻幹這一段,下鄉後我就什麽也不管了。
我被正式任命為3連6排排長,無槍無餉。
清理階級隊伍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跳出來的階級敵人清理出去,其實就是對失敗的那一派的一次清算。我們學校有一個特點,雖然學生也分成兩大派,但也隻是在校外搞革命是對頭,在學校裏還是同學,盡管觀點不同,兩派之間從來也沒有大的過激行動,所以仇結得並不深,大家還是稱兄道弟,這樣的背景使得清理階級隊伍就像是走過場。學校開了一次全校的批鬥大會,批鬥了以老佛爺為首三名對立派的頭頭。
接著各排開批鬥會,3連6排要批鬥三個人。其中一個八年前就是我的朋友,初中,高中我們都是同班同學,非常要好。初中一年級我當四個班的聯合團支部書記,他接我的班當班長。後來我記不得是什麽原因,他和班主任弄得很僵,就破罐子破摔,記得有一次班主任的課,大家起立時他把一枚壓炮放在前麵同學的凳子腿下,那後果毫無疑問是轟動全校的。他愛好文學,字也寫得好,後來他拜一個當過風水先生的人為師,學書法,很得真傳,寫一手極漂亮的顏體大字。他成為批鬥對象是倒黴在他愛好文學,愛好文學的標誌是喜歡舞文弄墨,他寫了很多日記,日記裏又寫了不少頹廢的,發牢騷的話。日記被別人看到了,白紙黑字,證據鑿鑿,一個反動學生。
批鬥會在教室裏召開,工宣隊參加,我主持。我的任務很重,一麵聽大家的批判發言,一麵起草群眾的處理意見。當我宣布對反動學生的處理意見時,他噗通就跪在我的麵前。這個始料不及的舉動讓我措手不及,教室裏靜極了,我聽他在小聲說:我認罪。後來我想,一個再堅強,再彪悍的人,在巨大的壓力麵前,在無助而又絕望的時刻,都是極其脆弱的。
清理階級隊伍勝利結束了,接著就該打發我們了。
後來很多人以為我們是懷著十二月黨人被流放的心態離開城市的,其實不是。當然也談不到多麽興奮。一是我們被別人安排習慣了,從來也沒有自己說了算的時候,黨讓去哪就去哪,任人驅使,毫無怨言;二是我們實在厭倦了當時的日子,我們都22歲了,日子不能沒有頭,總得有點變化,不管怎麽變都接受。
開始準備下鄉。思想準備是學習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當然也要做物資上的準備,那個時候物資十分匱乏,每個下鄉青年都領到了購物票券。我買了一個大號的柳條包,又輕又能裝,很實用。這個柳條包一直跟隨著我,直到我娶妻生子。後來我有了新房子,它有點顯得太格格不入了才扔掉。我還買了一雙翻毛高腰皮鞋,鞋底都是上好的牛皮,鞋底印有陸軍用三個黑字。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盡管是翻毛的。這鞋非常結實,走在剛割完莊稼的地裏,不用擔心被紮傷。
1968年9月26日10點我們在撫順北站登上了列車。
站台上有許多來送行的父母和親屬,他們在對即將遠去的孩子千叮嚀萬囑咐。 有的女同學開始哭了。
汽笛長鳴,列車緩緩地啟動了。
爹,媽,我走了。
知青專列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運行又緩緩地停了下來,這是沈山線上的青堆子車站。我們在這下車。以後的三年裏我們經常到青堆子來,這是我們公社的所在地。
公社的領導和各大隊的代表在這裏迎接我們,簡單的歡迎儀式後,我們又坐上馬車直奔八華裏外的磚台村。
磚台村號稱關外第一村,人口五千多。分成兩個生產大隊,我們在東磚台生產大隊,一年級的一個班分到西磚。
馬車直接趕進了大隊部的院子。這裏已經很熱鬧了,有生產隊來接我們的人,也有看熱鬧的,大家嘻嘻哈哈,熱熱鬧鬧,氣氛很好,這讓我們忐忑的心舒展不少。接著開歡迎知青大會,書記講話,我代表知青作紮根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表態。然後開飯,高粱米飯,大碗菜,熱氣騰騰,第一頓飯大家吃得很高興。
可是吃飯的人當中沒有我。這時我和大隊書記副書記工宣隊何師傅在開會。內容就一個,把人分到七個生產隊去,生產大隊事先隻知道來的人數,沒有名單,即使有名單他們不認識也沒法分。工宣隊何師傅也不大了解情況,所以隻有我來分。
書記簡單介紹了七個生產隊的情況,七個隊不平衡,有的好有的差,好的隊收入也高,一天勞動下來,收入比差的隊能高出一倍。我開始寫名單,第一個名字是我自己,寫在最差的四隊裏,何師傅馬上提出把“反動學生”也放到四隊,讓我監督他勞動。我沒說什麽就把他的名字寫上了,不知為什麽,從他在批鬥會上那一跪,我的心裏總是酸酸的,總覺得對不起這個這麽些年的同學和朋友,我願意和他在一起,或許將來能幫他一點忙。
我把自己分到最差的四隊,並不是我的境界多麽高尚,實在是“勢”也,我雖然想去好隊,但我絕不能把自己分到好隊。當然我也有私心,我把我暗戀的女生,也就是我現在的老伴分到了條件較好的二隊。最好的五隊分的都是平時和我關係較遠,來往較少的幾個同學。
宣布完名單,各生產隊把人領走,安排到老鄉家裏住下。四隊男生住在大車老板老劉的東屋,一鋪炕四個人。老劉其實不是貧下中農,他是中農,按理他家不能住知青。不過,他家人口少,條件好,幹淨整潔,生產隊就把我們安排到他家。老劉家的確條件不錯,滿院子的各種蔬菜鬱鬱蔥蔥,屋裏屋外井井有條。
我躺在炕上,旁邊就是“反動學生”。農村的夜很靜,偶爾從遠處傳來低沉的狗叫聲。我知道明天起我就是個農民了,我將實踐“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日子,我不知道我要在這裏度過多長時間,幾年?抑或是一輩子?
這篇回憶要寫完了,查了一下萬年曆,1968年9月26日這一天是農曆八月初五,上麵寫著:諸事不宜。
以後我可能還要回憶到我的“反動學生”同學,這裏先交待一下,他沒有能回城,1975年他死了,死於肝癌。
一個年輕的生命在這廣闊天地裏終於找到了他的最後歸宿。願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