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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13日，大年初八，一個滴水成冰的日子。
午夜時分，安徽固鎮衛生科科長張月升帶領縣公檢法軍管組一位負責人和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趕到自己家中。
西屋裏煙霧繚繞。牆上的毛澤東畫像、毛澤東詩詞手跡等，都被他的妻子、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副主任方忠謀取下燒掉了。地上隻餘灰燼。
軍代表對準方忠謀的腿彎猛踹一腳，方忠謀頓時跌跪在地上。他順勢把她的雙手擰到背後，用帶來的麻繩捆綁起來。
“就像捆粽子那樣。”當年16歲的張紅兵，聽到了母親的肩膀和胳膊被捆緊時關節發出的“哢哢”響聲。“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心髒頓時緊縮起來。”
軍管組帶走了方忠謀的五六本日記和工作筆記，並要求在場的每個家庭成員連夜寫出檢舉揭發材料。
交了檢舉材料後，張月升拿出一個工作筆記本，讓每個人把檢舉材料憑記憶再寫一遍，以留底備查。
在張紅兵位於安徽蚌埠五河縣城的家中，記者見到了他保存至今的這個筆記本。筆記本呈暗紅色，像褪色的血跡，封皮、紙張都開始散落。
張月升寫了10頁，張紅兵則寫了21頁。在檢舉材料的最後，他們都寫下了相同的建議：槍斃方忠謀。
離婚風波
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時，張月升是安徽宿縣地區懷遠縣衛生科科長，方忠謀任縣人民醫院醫療股副股長，負責門診部的工作。
縣裏召開幹部會議，動員住在機關宿舍的“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家屬回鄉參加勞動，接受改造。
當時，方忠謀的地主成分的母親方吳氏帶著小女兒方佩蘭、兒子方梅開，跟著大女兒一起生活。加上自家的三個孩子，夫妻倆的工資，要供8口人吃飯、5個孩子讀書，經濟負擔沉重。因此，張月升向妻子提出，讓方吳氏帶方佩蘭和方梅開一起回老家。
方忠謀堅決不肯，不惜離婚，還提出要把三個孩子都帶走，張月升表示同意。
兩人是1951年下半年結婚的。當年，24歲、已有11年軍齡的正營職轉業幹部張月升，認識了與他同齡、1949年2月參軍的模範護士方忠謀，經組織批準結婚。婚後約半年，方忠謀才告訴張月升，自己的父親在鎮反中被槍決，但她早已跟父親劃清界限。
離婚之事越鬧越大。縣醫院領導和分管副縣長先後做張月升的工作，張月升終於同意讓姐弟倆留下，但堅持方吳氏必須回老家去，為此兩個月都不肯回家吃住。最後，方忠謀退讓，將自己的母親送回了農村老家。
此後，方忠謀每年都給老家寄錢，請隊幹部按照當地生活標準，幫母親購買稻米。
1965年，宿縣地區設立固鎮縣。5月，張月升夫婦調到固鎮衛生係統工作。
在張月升的同事、鄰居淩盛植的印象裏，張月升夫妻倆感情很不錯。“這些年做鄰居，從來沒見他們紅過臉，家裏的事情也一直有商有量。”他告訴記者。
批鬥父親
1966年 12月，張紅兵的姐姐、14歲的張芳作為縣革命師生代表，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澤東的檢閱。回家後第4天，她忽因流行性腦膜炎去世。
對大女兒之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方忠謀都沒有緩過來。“她像祥林嫂一樣，逢人就說起自己的女兒大胖(張芳乳名)，說她多麽懂事、優秀。”張紅兵回憶。
方梅開記得，大姐方忠謀私下曾和他說：“為什麽要搞文革，要讓學生串聯?如果學生們都在學校裏好好地上學，大胖也不會得這個病死了。”
1967年1月16日，衛生係統造反派在大院內貼出了《緊急呼籲》大字報，號召打倒“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張月升和縣醫院院長孫毅。
隨後在更多的大字報中，張紅兵第一次看到了關於外公的事：“張月升的老婆方忠謀，其父親方雪吾係惡霸地主、國民黨中統特務中心組長，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革命人民的鮮血，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我人民政府鎮壓。”
頓時，張紅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痛苦中。一直自認為“革命幹部子弟”的他，一夜之間，發現自己成了黑五類的後代。
張紅兵曾經從串聯紅衛兵撒下的傳單上看到，幾個少先隊員給自己的父親貼大字報，毛澤東表揚“大字報寫得很好!”;劉少奇的子女也貼過揭發父親的大字報。經過長時間的內心鬥爭，他終於在1月底的一天，趁著父母上班，上街買了白紙，調好漿糊，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了大院裏，揭發張月升給女兒做花衣裳、買雪花膏等，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在作怪。
張月升的同事淩盛植告訴記者，大院裏的人都沒有見過孩子檢舉父親，不少人用異樣的眼神看張紅兵。
2月3日晚上，張紅兵和母親一起參加了對父親的批鬥會。批鬥會就在院內的會議室召開，三四十人參加。父親戴著高帽子，一直低著頭，跪在水泥地上。
母親上台揭發：“鐵夫(張紅兵原名張鐵夫，文革開始後自己改成現名)寫大字報，張月升說：‘什麽紅衛兵不紅衛兵的，就是想把老子搞下台。’這是有思想基礎的。”造反派認為這是“避重就輕”，不讓她繼續發言。
隨後張紅兵站起來發言，揭發父親對他參加學習毛著小隊不支持、叫姐姐寫大字報要留底稿等。
在另一次批鬥會上，方忠謀被叫上台陪鬥。有人對張月升拳打腳踢，方忠謀一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一邊用雙臂遮擋著來自周圍的拳頭、巴掌，護著自己的丈夫。
批鬥會結束後，方忠謀手挽著張月升，結伴而行。以前，張紅兵從未見過自己的父母在公共場合如此親密。母親還連夜用舊布包著棉花為父親縫製了一付厚厚的護膝。
此後的近兩年中，張月升共參加了大小批鬥會21場。1968年9月，由支左部隊的軍代表出麵做工作，他才終於獲得“解放”。
母親被隔離審查
父親剛解脫，母親又出事了。
1968年，文革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10月，方忠謀作為“地主分子”“特務嫌疑”，在縣醫院受到隔離審查。
在一年多時間裏，她每天戴著白袖章，早晚站在醫院門前的大路邊“請罪”，白天則一絲不苟地挑水、打掃廁所、刷瓶子等。直到1969年末，她才被允許回家吃住。
1970年2月，已被下放到崗寺公社的方梅開回大姐家過年。2月9日上午，方忠謀讓弟弟陪自己去一趟固鎮火車站。
車站裏刷著大字標語：“你的問題交代了沒有?你不要裝洋蒜了!大家說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行李房裏貼著“深挖階級敵人線索30條”，其中一條是：“肢體上刺有奇怪的花紋、字樣(如一條龍、外國文字母等)或炎熱夏天依舊長衣長褲或慣以手表、手帕等掩遮不敢裸露者。”
在張紅兵的記憶中，這天中午回來後，母親的行為就開始變得怪異。她不停地嘮叨解釋自己手臂上的黑痣、夏天用手帕裹著戴手表的習慣，還說外公是共產黨的特派員，民國18年入的黨……
張月升也在檢舉材料中回憶，自這年春節以來，妻子“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緒上不正常”，比如，經常睡不著覺、經常哭哭啼啼地提起死去的女兒、總是拿東忘西、說話有些顛三倒四，等等。
恐怖之夜
2月13日清晨，方忠謀沒有吃飯。張月升擔心她的身體，讓她請假休息，但她執意要去上班。他先後讓兩個兒子去醫院找母親回家吃午飯，但她一直工作到傍晚才下班。
張月升的三個同事來家裏下棋，張月升夫婦留他們吃晚飯。送走客人後，方忠謀說：“剛才吃飯的那姓梁的我認識。他曾到我家吃過飯，是我的介紹人。”張月升說她“胡扯”：“姓梁的還不是黨員，怎麽介紹你入黨?”方忠謀說：“張月升，你20年來壓製我，不讓我說，以前我是奴隸主義，今天可不行了!你叫我上東我上西，你叫我打狗我攆雞!”
在廚房裏洗碗的張紅兵也大聲斥責母親“裝糊塗”“攪混水”。他告訴記者，當時，在電光石火間，他突然意識到：這些天來，母親說的那些神神秘秘的話，原來目的都是為她的反革命父親翻案。
無法確定是什麽話引出的，或是母親當時的精神確實受了刺激，總之，她突然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西屋自己的臥室，坐在藤椅上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多年後，張紅兵跟父親一起回憶，才發現母親“不合時宜”的思想由來已久。
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一天，懷遠縣直機關幹部去馬頭城公社參觀水稻豐產田，晚上，方忠謀對丈夫說：“把10畝成熟的稻子都移到一塊田裏栽，還說是‘高產放衛星’，明擺著是搞浮誇的!彭德懷在黨的廬山會議上提了意見，怎麽不對呢?”
1966年10月，突然傳來通知，要各家把掛的劉少奇像取下。午飯時，方忠謀在家裏說：“劉主席為了建設新中國立下很大功勞，他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講得多好啊!劉主席怎麽突然變成了壞人?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但那一刻，在這個16歲少年眼裏，母親突然變成了青麵獠牙、魔鬼般的階級敵人。
他立即回擊道：“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已被關在大牢裏，被槍斃了(注：實際上劉少奇是病逝於開封)，你還在為他翻案!”
母親說：“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是毛澤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毛澤東搞的。毛澤東偷梁換柱，嫁禍於人!”
母親回到堂屋坐下，繼續洗孩子們洗澡換下來的衣服，嘴裏則不停地說著：“中國共產黨變顏色了!”“為什麽蘇聯從前和我們友好，現在除了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共產黨外，其他國家那麽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都是修正主義的?修正主義不是別人，恰恰是你自己!”“為什麽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
其間，張紅兵一直端著一盆洗碗水比劃著，不斷地斥責她：“住口!”“你反對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砸爛你的狗頭!”
母親說：“孩子，你不懂得階級鬥爭。”張紅兵則說：“誰是你的孩子!我們是毛主席忠實的紅衛兵!”
母親被激怒了：“你再說，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動，把家裏的(毛澤東)像全部撕掉、砸碎!”
在將近1個小時之內，其他人都沒有說話，父親隻斥責了母親一句：“誰要你洗衣服!馬上我統統把它摔到門外!”屋裏隻聽到母子倆在高一句、低一句地批判或反駁。
這時，張月升終於開口了：“方忠謀告訴你!從現在起，我們就堅決和你這個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你就是敵人!我們鬥爭你!”
方忠謀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臥室中，在藤椅上坐下，仰靠著，點燃了一根香煙。在這之前，張紅兵從未見過母親吸煙。在他看來，母親當時的樣子像極了“紙老虎”。
張紅兵和弟弟都表示，堅決和方忠謀劃清界限。張月升說：“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寫出來!”
方忠謀答：“那還不好寫嘛!我5分鍾就寫好了。我敢想、敢說、敢幹!”
張月升把監視方忠謀的任務交給張紅兵和方梅開，離家去向縣革委會匯報。
激憤中的張紅兵擔心父親沒有真的去報案，又寫了一封簡短的檢舉信，包上自己的“固鎮中學紅衛兵”胸章，出去找住在大院裏的軍代表。
門外冰天雪地，他一步一滑。軍代表不在，他隻好將檢舉信從門縫裏塞了進去。
張月升和張紅兵都出去後，方梅開跑進臥室，哭著勸大姐：“你這樣做，我們將來怎麽辦?”方忠謀叫他不要怕。
方梅開帶著小外甥，摸黑去大院南麵的西圩生產隊，找相熟的隊長齊洪川，想請他來家說和一下，但沒找到人。“當時很天真，覺得這就是家裏人吵架，勸一勸也許就沒事了。”方梅開告訴記者。
張月升報案回來時，方忠謀已寫完材料。他問：“這是你自己寫的吧?沒有人逼你寫吧?”方忠謀平靜地說：“沒有。”張月升說：“你要埋葬在固鎮了!”方忠謀看著他：“埋葬的不是我。頭可斷，血可流，革命意誌不可拋!”張月升把家門鎖上，拿著她寫好的材料走了。
張紅兵和舅舅、弟弟坐在東屋的床上。由於寒冷，且情緒極度緊張，張紅兵渾身顫抖，上下牙“得得得”地打顫。他隔著虛掩的門，繼續和母親鬥嘴。
突然，方忠謀操起扁擔，劃拉下東屋門頭上的毛澤東畫像。接著，她把自己反鎖進西屋，開始撕扯和焚燒這些“聖物”。
張紅兵和弟弟瘋狂拍打房門。父親回來了，也邊踢門邊喊“開門!”
母親把門打開了。父親命令：“打反革命分子!”張紅兵咬咬牙，用手裏的擀麵杖對著母親的背部輕輕打了兩下。
張月升命令長子：“找繩子，把反革命分子捆起來!”他自己則第三次出了門。
隨後，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二度將母親送回牢裏
2月14日一早，縣醫院就如同炸了鍋一般。
“方忠謀一直為人很好，也從來沒有表現出政治上的異常來。”方忠謀當年的同事劉英(化名)告訴記者。對於家人的檢舉行為，她隻是略感不平：“有人說他們是上進，我後來覺得像是自保。”
同日，張月升交了檢舉揭發材料後，征得兩個兒子的同意，寫了離婚申請和兩個孩子與方忠謀脫離母子關係的申請。他還請求組織，不要以現行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看待兩個孩子，“以免孩子心靈受影響”。
“脫離母子關係，我一點都沒有不舍得，非常決絕，我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解脫。政治包袱終於甩掉了。”張紅兵告訴記者。
方忠謀被捕後，張月升帶著兩個兒子清理了她的物品，燒掉了她的全部照片。張月升還讓他們用毛筆蘸著黑墨水，抹去了方忠謀在書籍上的所有簽名。
24日清晨6點，方忠謀趁人不備，從固鎮縣看守所偷跑回家。
張月升立刻讓兩個兒子看住她，自己出去報告。方忠謀讓兒子打開西屋的門，她要進去洗頭，被嚴詞拒絕。十幾分鍾後，她被趕來的解放軍帶走了。
方梅開得知此事後，心中充滿了怨憤：“為什麽大姐不來找我們而要回家?!我一定會幫她逃出去的，她就能活下來了!”
方忠謀出事後，方梅開向張家討要了他之前交給大姐保管的下放人員生活費，便與張家斷絕了來往。而張紅兵也不再對他們以小姨和舅舅相稱，而是直呼其名。
64歲的方梅開坐在蚌埠市火車站站前廣場的椅子上，向記者回憶往事時，眼淚就如同打開的水龍頭，停不住。“真的，當時我和小姐姐都恨死他們了。他們父子倆就是劊子手!”
斷絕一切關係
3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縣醫院的大會議室內，召開了批判大會。五花大綁的方忠謀被帶了進來。
張紅兵走上台發言，講了一個小時。事前，他和父親商量過，認為這是一個公開說明情況和表明態度的機會。
母親就跪在前麵，背對著他。“我沒有當她是母親，她就是一個可恨的、連累了我的命運的階級敵人!”
在他發言期間，母親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因為跪的時間太久，到後來她支持不住了，幾乎要歪倒，有人走過去把她扶起來。
發言完後，張紅兵帶頭喊起了口號：“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全場人員跟著他一起呼喊。
散會後，張紅兵覺得心情放鬆下來。“我感覺到自己完成了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
看守所派人來家裏，替方忠謀要零用錢，取換洗衣服，張月升沒有給。他給方忠謀寫了一封信，宣布跟她脫離一切關係，不準她再來要錢物，並告訴她，全家人恨不得把她“一口一口咬死才解恨”。
4月5日，方忠謀在脫離母子關係的申請上寫了一個“準”字，在離婚申請上寫了“同意”二字。
因政治表現不錯，張紅兵被學校推薦到縣“三代會”(貧下中農、工人和紅衛兵代表會)的“革命大批判隊”。在那裏，他看到了對方忠謀反革命案的案情介紹和判刑意見征集表。反饋回來的意見，全都是“死刑”或“槍決”。
8日，固鎮縣公檢法軍管組做出了“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
當年任縣人保組審判組組長的魏聯保，對此事仍然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這個案子幾乎不需要審理。“太明顯不過了，攻擊毛主席，當年肯定是死刑。”
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運動期間，死刑布告經常出現在固鎮街頭。孔繁玉當年在縣人民武裝部工作，執行死刑時，開著摩托車在行刑隊前領路。他對記者回憶，方忠謀是該縣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政治犯。
一審判決下達後，方忠謀不服，上訴到宿縣專區公檢法軍管組。該組維持原判，報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批準。
執行
張紅兵永遠記得，執行死刑的那一天，灰雲低垂，冷風襲麵。
去，還是不去?他經曆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真想找一個地方躲起來，永遠不去想‘反革命母親’這5個字。但是做不到。”
最終，他去了公判大會現場，但堅決不去刑場。他無法直麵那血淋淋的一幕。
1970年4月11日上午11點多，在固鎮縣“五七閘”南側百米遠、固鎮至五河公路拐彎處，44歲的方忠謀被執行死刑。
當天傍晚，崗寺公社黨委書記安廣珠找到方梅開，通知他安葬姐姐的遺體。他答道，他們姐弟倆每人床上隻有一條席子，多一條也沒有，拿什麽東西去安葬呢?
最後，由縣看守所組織了幾個在押人員，把方忠謀的遺體埋在了刑場附近山芋地的窪溝裏。
幾天之後，方梅開經多方打聽，找到了行刑地點。草地上，還殘留著一攤幹涸的血跡。他又找到了大姐的墳。那是一個一人多長、與山芋壟齊平的土堆。
他在墳前跪下，磕了頭，一直站到天黑。“我在心裏一直和大姐說話。我責備自己，我沒有能力救她。”
從此，方梅開頻繁地做夢。他聽到姐姐的聲音，就好像從一個涵洞裏傳來，一直喊他的名字，但他怎麽也看不到她。
張家人從沒有打聽方忠謀的後事，也再未主動談起她。
1970年10月，張紅兵和弟弟作為知青和黑五類子女，下放到該縣連站公社勞動，之後招工回城。
1971年初，經同事介紹，張月升與固鎮區衛生院一位素不相識的清潔女工結婚。3月，他調到相鄰的五河縣商業局任副局長，在這任上幹到離休。
平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
一夜之間，張紅兵的政治信仰崩潰了。1976年底的一天，他走上剛竣工通車不久的五河縣淮河公路大橋，想往河中一跳了之。
1978年春節前，方佩蘭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她的一個同學寫來的。這個同學在宿縣地區檢察院當司機，他聽檢察長說，方忠謀這個案子沒有人申訴，複查沒法辦，遂自告奮勇通知家屬。
方梅開去五河找張家，討要寫申訴的材料，沒想到卻遭到了強烈反對。“張月升說，現在你去大街上喊‘打倒毛澤東’，如果沒有人管你，那你就可以寫。”
1979年秋的一天，張月升下班回家，帶回了一本名為《為真理而鬥爭——優秀共產黨員張誌新的英勇事跡》的書，對張紅兵說：“方忠謀與張誌新非常相似。”張紅兵迅速看完後，說了一句：“當年媽媽是對的，是我們錯了。”
10月20日，方梅開再次來五河找張家父子，這一次，他們的態度完全轉變了。
張紅兵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心情：“主要是我斷送了母親活生生的生命……每當我想到這些，我悔恨，我痛心，無地自容……我隻有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才能洗刷掉母親臉上的血汙;而我犯下的罪過，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
他開始為母親寫申訴材料，邊寫邊哭，徹夜不眠。11月17日寫完，分別郵寄給縣、地、省法院。
那一晚，他開始夢見母親。“這麽多年來，我第一次夢見媽媽。她不和我說話，一句話都不說，然後就消失了。”
1980年春天，孔繁玉接到上級通知，讓他去方忠謀專案組報到。他告訴記者，省裏曾希望把這個案子做成“安徽的張誌新 ”案，後因縣裏阻力太大，不了了之。
7月23日，宿縣地區中級法院對方忠謀案作出再審刑事判決，認定：“方忠謀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長期被揪鬥等，致使造成嚴重的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亂語。”原一、二審判決是“完全錯誤的，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在家屬的繼續申訴下，1987年10月，宿縣地區中級法院作出刑事裁定，剔除了平反判決中關於方忠謀“嚴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亂語”的部分。但親屬請求追認其為烈士、中共黨員的申請，沒有得到回應。
80年代裏，張紅兵開始在職學習法律，之後取得了律師資格，目前在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執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每說到一個情節，總會出示日記、檢舉揭發材料副本等，他對跟記者的交談甚至飯桌上的聊天，都進行錄像、錄音。
1993年到2003年，張紅兵作為舅舅的申訴代理人，兩次自費對外公的案件進行調查取證。
根據他查到的中共黨史資料，外公方雪吾曾在家鄉開辦農民夜校，並擔任桐城縣北三區農民協會負責人。1929年，經中共黨組織派遣，黨員方雪吾等進入國民黨縣黨部任職。
此外，土改時，方全家6口人，隻有兩間草房、5.3畝佃田，遠夠不上地主標準。
2003年，張月升去世。方家姐弟專程前來吊唁。“我們早已原諒他們了。但是一想起往事，心裏還是不能平靜。”方梅開告訴記者。
張月升生前沒有說過，對檢舉之事是否後悔。但1980年6月4日，他曾對兩個兒子說：“我們當年的做法也有點不講人道了。”“我們過去受極左路線影響，認為反對毛主席那還得了!現在看來上當了!”
張紅兵從不對媒體公布弟弟的名字。他告訴記者，弟弟對他申請將母親墓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努力很支持，對他公開懺悔持有保留的支持，但不希望在媒體上過多曝光，以免給兒孫造成負麵影響。
張紅兵用“狼孩”來形容自己，用“弑母”來定義自己的行為，把家裏的書房命名為“懺悔居”，寫了一部自傳體的《懺悔錄》，對外界的評頭論足甚至惡毒詛咒安之若素，仿佛捐了一條供千人踏、萬人踹的門檻……但是，在夢中，母親仍然沒有和他說話。★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37期 記者/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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