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最大的區別是：市民吃商品糧，數量固定、國家保障；農民的口糧數則用一個簡單的公式，從產量折算而來，並由工分糧和人頭糧兩部分組成。收成好時，這兩個部分高些，若是趕上老天爺因故不爽，結果就可想而知了。其實，人頭糧是有上限的，好像是一年270斤，工分糧則不用設限，在那個科技落後、勞動熱情低落的年代，糧食產量就沒高過。這個糧食分配機製給農民帶來的唯有痛苦。
先說“人頭糧”。農民家普遍孩子較多。幽居象牙塔裏的學者，多把中國人口爆炸歸咎於農民兄弟思想陳舊，信奉“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其實不確。他們多生孩子的首先要目的是吃那份“人頭糧”。農民說：孩子小時“人頭糧”吃不完，大人可以沾光。所以，一個家庭若幹孩子，兄弟姐妹一年一個者，比比皆是。至於以後，男孩長大、娶媳婦要蓋房子、交彩禮,女孩子長大便宜了別人等等沉重的壓力、負擔與麻煩，都因大人們肚裏沒食心裏慌，而顧不得那許多了。此乃那些年中國人口膨脹的一大原由。
再看“工分糧”。顧名思義是工分與產量之比，計算出來的。看似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無可非議。不曾想，其公式中，與工分運算的不是糧食的重量，而是雙方的價值。他們先把產量按國家規定的某種標準折合成貨幣值，然後按獲得這個產量的成本，折算工分的貨幣值。播種、管理、收割、倉儲等等投入，一舉稀釋、衝淡了工分所值。生產隊年終“分紅”用這個“錢數”結算“工分糧”和“人頭糧”的幣值，多退少補。結果是，年成好的時候可以退到現金；收成稍差，就會出現分糧越多、欠隊裏的糧款就多的荒唐現象。當然，欠收太多，糧食實在不夠，國家會給返銷糧，我們有幸享受過，不止一年。那是“四等玉米”，就是平時喂牛喂馬的“飼料糧”。而“返銷”也者，欠賬是要還錢的哦。
我下鄉的地方離盧溝橋不遠，並非窮山惡水，而是一馬平川，貧困卻是一樣的。社員一看到隊長出去開會，就饞涎欲滴地說：又吃“火勺子”去了！指六分錢二兩糧票一個的白麵火燒，連芝麻都沒有、裏麵一點花椒鹽而已。隊長也抑製不住地得意洋洋。那一帶的農民最向往的美食，是炒雞蛋卷烙餅。家裏來了貴客，條件好一點的社員，才能到供銷社花八分（或一毛）錢買一兩糧票的“排叉”（一種浸透了油的麵點），用擀麵杖碾碎，和在菜裏包餃子饗客。
農民的副食狀態也不怎麽樣。我等插隊的地方沒有自留地、隻有宅基地，也稱莊戶田。大的約有一畝，可以種菜。但是我們也隻能吃菜，雖然家家喂雞、養豬。但是，雞屁股是農家的銀行。雞蛋要拿到供銷社去換火柴、油、鹽，炒著吃過把癮之舉，從未與聞。豬連人的殘湯剩飯都吃不到，隻能吃野草豬菜，上膘緩慢，曆經年餘、約至百斤時，也是賣給供銷社，換幾十塊錢，應付全家一年的開銷。貧下中農一年隻有“三節”吃肉：重陽、中秋和春節。所以，連個肥胖症患者都沒見過。我等知青，年紀小、村裏沒有根、不會過日子，生活水平遠在農民之下。此類血淚相和的故事已經汗牛充棟，這裏不贅。隻舉一例：我們是怎麽“改善生活”的。
農民沒有資格領糧票，其原理大概是農民自給自足，而且吃的是當年的“新糧”。人之常情：誰家沒有點事呢，也會有要用糧票的不時之需啊。於是，本來免費發放的糧票就成了有價證券，並出現了黑市。這種黑市既不像換像章、換零件那樣一群人、有固定的地方，而是按照傳說中的市價，在田間炕頭隨機進行。這是我等知青改善生活的唯一方式。我們從城裏帶來糧票，以兩毛錢一斤的價格賣給農民。這種機會其實不多。更多的時候是用糧票改善夥食、補充營養：村裏偶爾會有走村過鎮叫賣自製豆腐絲的小販。糧票也能兌換。當然，那是在糧票可以於年內跨月使用之後，才得以享有的江湖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