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9日，教授們走出院子，和其他北大教師集體步行到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在主席台上為高校教師作了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的長篇報告。
周總理一共講了四五個小時，談到知識分子崇洋問題時，他還舉自己為例，說自己也曾有過一個英文名字。
那場後來被稱為“洗澡”的改造知識分子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與中老胡同32號有關。
張企明回憶，1951年秋，北大12位教授自發組成“教師學習會”，並通過校長馬寅初致信“上麵”，自此開始了高校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他的父親、住在中老胡同32號的北大教務長張景鉞是12位教授之一。
運動開始後，朱光潛的女兒朱世嘉找到學校負責人，問自己可以做什麽。負責人告訴她，要和父親劃清界限，關心父親的情緒反應，幫助他好好改造。
“我們那時候都覺得父輩們不夠進步。”馮姚平說。
自此，在中老胡同32號院，經常會聽到孩子們一本正經地在開導自己的父母。
沈虎雛回憶說：“那時候，好像經常聽到周浩博大聲說周伯伯跟不上形勢。”
他的父親沈從文在課堂上提起周炳琳，常做出兩手叉腰的的姿勢，形容周敢於仗義執言。對試圖讓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運動，周炳琳明顯有抵觸，因此多次檢討均未通過，成為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點人物。
在北大俄語係讀書的周浩博曾想將斯大林頭像掛在牆上，周炳琳說，我不喜歡看見他的樣子。周浩博隻好作罷。這事後來傳到了毛澤東那裏，被演繹成了周浩博在家中掛毛主席頭像，被周炳琳撤除。此舉遭人非議。梁漱溟後來在文章中寫道，他1952年與毛主席談話時，毛曾提及周被非議之事，但說此可不必，應允許人有自由意誌。
在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給毛澤東呈送的一份《簡報》中，周炳琳被提及。毛在1952年4月21日寫了一段批語，其中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
畢竟，在1936年，周同幾位教授一起，在東安市場選購了一批金華火腿、懷表和布鞋，托地下黨用卡車運往陝北，送給剛結束長征的毛澤東。毛收到禮物後，回信表示“衷心感謝”，並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禮”。
16年後的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學千人大會上的第四次檢討，最終得到群眾的諒解而被通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益於校長馬寅初的幫助。他曾親自到中老胡同32號，幫助周“改造”，還從周家客廳和內室通道的台階上往下一跳說：“思想改造就要痛下決心，就像我這樣向下一跳，就改造過來了！”
之後不久，周炳琳撰寫《我的檢討》一文，院子裏迎來了另外一位客人——《人民日報》副總編林淡秋，他是奉毛主席之命來取文章的。在張友仁的陪同下，林從中老胡同取走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
“看到文章後，毛澤東認為標題不好，給改成了一個很長的題目。”張友仁回憶說。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炳琳的文章《人民民主政權給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以發揮的機會》，文中寫道：“新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國防上各方麵的成就，得力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
同一時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艾知生在動員報告中，要求教師勇於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樣脫光衣服，徹底洗去舊思想汙濁，還形象地鼓勵說：“就當在澡堂裏，彼此都脫光，也就沒什麽不好意思了。”
59年後，清華大學百周年校慶。孫承諤之子孫捷先應邀參加有關活動。有校領導問他，對清華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有什麽建議？孫捷先回答：回過頭去好好看看學校的曆史，把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吸取了，就能達到世界一流；如果不正視自己的曆史，永遠也“一流”不了。
“你要想找到答案的話，最好回過頭去搞清楚那些曆史。”在與夥伴們一起開的座談會上，孫捷先再次重複了這句話。
在他看來，這也是大家畫出中老胡同32號的布局圖和寫出回憶文字的意義所在，“起碼記述的那一段曆史，是真實的”。
未被理解的人和曆史，以及不複存在的院子
“我們一點都不了解我們的父輩，我甚至到今天也沒有理解我父親。可能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個‘書呆子’。”數學係教授莊圻泰的女兒莊建鑲，在座談會上這樣提醒夥伴們。
在他們的記憶裏，個子高高的莊伯伯解放前常常一身長布衫，解放後常常一身褪色中山裝，整天踱步沉思，總是仰頭向天，全神貫注，一副十足的“書呆子”形象。
但這個“書呆子”，是楊樂和張廣厚的導師。陳省身生前曾說，在當年清華大學算學係，“真正傳了熊慶來先生衣缽”的學生，當推莊圻泰。
隻是如今，莊圻泰已成鮮為人知的一個名字。相比之下，周炳琳這個名字則更顯孤寂。
甚至大多數北大師生也對這個當年大名鼎鼎的北大人聞所未聞，他們會一臉愕然地問，“誰是周炳琳？”
答案可以是這樣：周炳琳是那個在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與陳果夫、陳立夫大吵一場後立即退出的人；也是在1930年，接到時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長蔣夢麟電令後，堅決不就任清華代理校長的人；還是那個與胡適爭吵後，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時，胡適依然得特意請他代為提出社會科學界候選人名單的人。
長期擔任北大哲學係主任的鄭昕教授，上世紀50年代回憶，像胡適、傅斯年那樣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在關於學校大事做決定前，都要“問問枚蓀”（周炳琳字枚蓀），遇事讓三分。蔣夢麟在北大聲稱“我從來就姓蔣”，強勢專權，隻有周炳琳敢和他吵架。當周炳琳到國民政府做廳長、次長時，北大便把法學院院長這個位置空著。
但是在1951年後的中老胡同32號，麵對兒子的質問和開導，周炳琳大多沉默以對。
張友仁回憶，當過周炳琳秘書的任繼愈在談到周時曾說：“他的思想中民主思想很深。自五四以來，他的民主一直沒有丟、沒有放棄，可是他一直很不順當。他爭民主，觸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國民黨是不允許的。解放後，周先生還是爭這個民主，所以也不受歡迎。”
這些當時不被兒女理解的父輩們，有的甚至一生都不被理解。
回憶起父親馮至，馮姚平坦言：“他晚年的時候，我都忙著照顧他的身體了，很少跟他有精神上的交流。”
沈虎雛也是在後來，才慢慢理解到父親沈從文的苦悶。
1949年年初，陸續有人來轉告，北大民主廣場上貼了好多壁報、標語，是罵沈從文的。
“挺長的呐，題目叫《斥反動文藝》，說爸爸是粉紅還是什麽桃紅色作家。也罵了別人，不光是爸爸。”去看了個究竟後，哥哥沈龍朱回來告訴沈虎雛。隨後小虎雛便意識到，“爸爸病了”，“覺得受到監視，壓低聲音說話，擔心隔牆有耳”，“一天天被精神的紊亂纏縛更緊”。
即將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到中老胡同32號看望沈從文時，沈告訴他，自己願意到磁縣去燒瓷。這讓吳晗很為難。後來，沈從文被安排到午門樓上的曆史博物館工作，沈家搬出中老胡同32號。
1950年，賀麟在中老胡同32號翻譯完成的黑格爾《小邏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次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公開表示讚同唯物論。1952年，院係調整開始，北大從城內沙灘紅樓搬到西郊的燕園。一年後，賀麟一家住進燕東園，離開了中老胡同。
幾十年後，賀美英曾帶著懷舊之心，騎自行車故地重遊。結果發現，她所熟悉的32號院大門已經封死，成了一麵牆，門前的台階和一對可愛的小獅子已經蹤跡全無，院子裏的房屋也已經變成樓房，隻有她家屋後的那棵大槐樹還枝繁葉茂。
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健在的人們，開始為這個麵目全非的大院畫圖。記性極好的江澤涵夫人清晰地勾勒出這裏的布局、住戶，甚至樹木山石等。隨後，這張圖又經沈虎雛修正補充。
當時，內向的馮至整天很苦悶。女兒馮姚平勸他：“你這麽大年紀了，就別憂國憂民了。”馮至很生氣地反問女兒：“我是詩人，哪一個詩人是不憂國憂民的？不憂國憂民能做詩人嗎？”
但聽說大家在畫中老胡同32號的布局圖時，馮至很高興，嚷道：“快給我看看！”於是，這張圖被送到馮至手裏。迫不及待地打開圖後，馮至在上麵補充上了他記得的人名，馮姚平則在上麵補充上了她記得的一些樹木名稱。
這些在現實中早已不複存在。1961年，吳之椿一家作為最後的住戶搬出大院。他的女兒吳采采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院子裏開始有了變化。高高的假山被拆掉，一行行的果樹被砍掉，院子的後院牆被推倒一部分，開了一個能走汽車的後門，這個後門正對著景山東街，門口還掛起了‘醫療器械廠’的牌子。院子裏麵的四合院結構，很快被廠房車間的組合所取代。”
整個32號院，隻有那棵大槐樹因被定為“北京市二級古樹”而幸存。
經考證，1952年院係調整後，中老胡同32號成為北京政法學院宿舍。大躍進年代，這裏成為由許多私營小企業組成的公私合營科偉醫療器械廠。70年代初，該廠改為“北京醫療電子儀器廠”，院內逐步蓋起了樓房。如今使用此處的單位是“北京首都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2009年4月，江丕權三兄弟在紅樓參加完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重新開館儀式後，還能重回大槐樹下留影。然而到了2011年，當陳瑩在6月15日上午想再去大槐樹下時，被保安攔住。保安讓她找公司領導。老人在電話裏小心翼翼地哀求著該領導，依舊被告知“現在不能隨便進人”。
她隻能站在中老胡同裏，隔著高牆看看大槐樹的枝葉。稍微能減少老人失望情緒的是，下午回到家裏，她看到了張企明帶來的中老胡同32號的立麵圖。這是他在2006年根據大家畫的平麵布局圖製成的。
這張用鉛筆畫的圖已經掉色，折痕處的裂口上小心翼翼粘著的透明膠帶也已發黃，但這畢竟是如今所能看到的中老胡同32號“最直觀的形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