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位於堪薩斯城（Kansas City）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簡稱NAMA)，參觀的過程，雖然表麵淡定，但內心卻如同劉姥姥初進大觀園，對所見所聞止不住的心肝兒顫—好物件看花了眼，沒看夠，還要再來，是我最真實的想法和感受。感謝天賜良機，不久前我們又去了NAMA, 細細觀賞，仍覺時間過得太快。總是還要再來的，我安慰自己。
圖片來源：https://www.stevenholl.com/project/nelson-atkins-museum-of-art/
回家後查閱資料，讀到中央美院邵彥教授發表的一篇《納爾遜博物館觀賞記》（鏈接見https://www.cafamuseum.org/exhibit/newsdetail/2415 ）。原文出自《大學與美術館》第六期 （2015年10月）。雖然這九年間NAMA的外觀和內部展室結構各有變化，但邵彥教授的這篇遊記以她深厚的美術史研究功底為我們提供了關於NAMA的中國藝術品展區非常翔實而生動的信息，細細讀之受益匪淺。我不敢“彥”門弄斧，更不想畫蛇添足，不如就在邵彥教授這篇遊記的引領下，淺淺回味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中國藝術品展。
NAMA的中國藝術品展區分為墓葬和宗教藝術展廳（展品主要是漢畫像石、墓葬構件、唐三彩和金元工藝雕塑），雕塑和繪畫展廳以及中國裝飾藝術展廳。我們去的時候，在繪畫展廳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展名為“魅力女性：中國藝術中的性別與時尚”。邵彥教授在遊記中提到位於中國藝術品展區盡頭的“中國廟宇室”是全區的“高潮”—
“正中端坐的水月觀音是整木雕成並施彩繪，保存完好，造型精準，氣質高貴沉靜，其年代歸屬於遼或金（11-12世紀）。兩旁還有幾尊金代木雕施彩和明代銅鑄施彩的觀音像。中間觀音的背後是來自山西趙城廣勝寺後大殿山牆的元代壁畫《熾盛光佛佛會》，頭頂是來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龍藻井和清代平棋，麵前的雕花格扇門來自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員宅院。壁畫和格扇門分別是1932年盧芹齋出售和捐贈給博物館的，智化寺藻井和平棋都是1931年史克門在中國購買的，這個展廳也是出自史克門的設計，在1933年開館時就向觀眾開放，不過水月觀音則是1959年才入藏擺放此處的。”
水月觀音像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來自山西趙城廣勝寺後大殿山牆的元代壁畫《熾盛光佛佛會》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來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龍藻井和清代平棋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我們去參觀時，NAMA的中國廟宇室是在墓葬文化展區的盡頭。來自清朝官員府邸的琉璃綠色雕花隔扇門配著朱紅色的門柱將展區自然隔開，形成一間相對封閉的屋子。來自各個年代、各個出處的雕塑藝術品被巧妙地組合起來，突出廟宇的主線。這樣的設計稱為“Period Room”,翻譯為時代屋或時代房間，其靈感來自歐洲曆史建築和世界博覽會及其展品。時代屋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在博物館設計中開始流行，可以用來展示同一建築的不同時代或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對於 20 世紀早期的美國博物館來說，可用於建造時代屋的壁畫建築構件成為搶手的收藏品之一。
圖片來源：https://www.orientations.com.hk/highlights/creating-spaces-for-asian-art-c-t-loo-and-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
根據史料，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山西趙城（現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的4幅巨幅壁畫以“籌款修繕”為名經寺院僧侶和趙城縣長之手出價1600銀洋賣給古董商，幾經易手後輾轉至美，後被美國的三個博物館收藏。下寺前殿的兩幅被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和藝術博物館收購，後殿東壁的《藥師佛佛會》現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後殿西壁的《熾盛光佛佛會》由NAMA收藏。其中後殿東西側兩幅壁畫保存最為完整，畫工、構圖也最為龐大、精美。然而同樣的藝術瑰寶因著博物館陳設和布局的不同，給遊客的感覺也盡不相同。
前麵提到NAMA的中國廟宇室內《熾盛光佛佛會》壁畫組成時代屋的一部分。為保護700多年前質地脆弱、顏色不穩定的古壁畫，全室采用人工暗光，並限製參觀人數。有趣的是，那尊造型優雅又不失莊嚴的水月觀音像被安置在壁畫前，自然形成遊客與壁畫的隔斷。門柱內側靠牆有兩條長椅，供遊客安坐賞之。在黑暗中坐著，壁畫、塑像以及天花板複雜精美的拱型穹頂不能完全看清，反而契合了當年古寺的環境。來觀賞的遊客大多放輕腳步，猶如進入寺廟中保持靜默。我突發奇想，建議NAMA為這間時代屋配以古廟鍾聲，“萬籟此俱寂，惟餘鍾磬音”的意境就出來了。
圖片來源：https://www.orientations.com.hk/highlights/creating-spaces-for-asian-art-c-t-loo-and-the-nelson-atkins-museum-of-art
而由大都會博物館（MET）所珍藏的《藥師佛佛會》壁畫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現給遊客。初進MET的早期中國佛教藝術阿瑟.賽克勒展廳（亞洲藝術部最大的展廳），首先被吸引的就是位於西壁的高7.52米，長15.12米的《藥師佛佛會》壁畫。展廳采用自然光照明（注：屋頂是可過濾紫外線的特殊玻璃），並在壁畫前設置長椅兩條，供遊客細細觀賞。因為光線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間的主佛坐在蓮花之上，日光、月光菩薩分侍兩旁，另有若幹護法、護持圍繞。整幅壁畫構圖龐大，氣勢撼人，細看線條飛動，色澤精美。
《藥師佛佛會》，來自山西省洪洞縣廣勝下寺，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曆史 大都會博物館
除此之外，展廳其餘三麵環繞著龍門石窟浮雕《北魏孝文帝禮佛圖》（與之相對應的《皇後禮佛圖》現藏於NAMA，在中國雕塑展室的盡頭），響堂山石窟的佛、菩薩頭像、佛手，天龍山石窟菩薩頭像，以及形製巨大的《李道讚率邑義五百人造像碑》（被學界公認為北朝造像碑藝術之冠），件件皆是傑作、瑰寶、無可替代的文化遺產！然而初次參觀的我，除了被這濟濟一堂的文化精品所震撼，並沒有特別的感受—或許是在相對開闊和明亮的環境中人來人往，光線和氣息無法讓我真正安靜下來細細地品賞？
邵彥教授在遊記中有幾處比較NAMA與大都會博物館（MET）的亞洲藝術館，尤其是中國藝術藏品。
“2008年新館舍落成之際，納爾遜博物館的藏品已經超過3.5萬件（並仍在增長中）。這個數量遠少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等同行，但許多門類中的頂級精品毫不遜色，甚至整體品質更高。……亞洲藝術足以與歐美藝術分庭抗禮，一直是（納爾遜）博物館的重要特色。這一特色的形成得益於建館之初選擇的在華代理人史克門（Lauren Sick man，1906-1988）的個人才華、對亞洲藝術和博物館事業的熱愛，以及對曆史機遇的敏銳觸覺。納爾遜博物館至今先後有過5位館長，第一、第三、第五位是西方藝術史專家（第五位即現任朱麗安·朱戈紮高蒂耶Julian Zugazagoitia），第二、第四位則是中國和東方藝術史專家，而且任期都漫長：史克門曾任館長24年（1953-1977），他的助手與後繼者武麗生（Marc F.Wilson）擔任館長更是長達28年（1982-2010）。在一座綜合性博物館八十餘年曆史中有52年由亞洲藝術專家擔任館長，這在西方大概是絕無僅有的。……同時，作為觀眾，身在展廳也能感受到納爾遜博物館對中國藝術非同一般的偏愛是源自兩任老館長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在所有美國博物館中，隻有納爾遜與大都會兩家設置了如此多的中國展廳，展區麵積大致相當，而兩館的總麵積與館藏總數相差懸殊，換言之，以中國展區在全館的地位而言，納爾遜是全美之冠。”
圖片來源https://www.dpm.org.cn/Uploads/File/2019/12/04/u5de7b2d292477.pdf
讀到此，我好像恍然大悟，為何納爾遜博物館（NAMA）的中國藝術展廳能夠與我的文化背景相契合，有似曾相識之感 （déjà vu）以及他鄉遙望故土的複雜情感；而大都會博物館（MET）的亞洲藝術展館，雖擁有近6萬件藏品，給我的感覺反而是大而疏離，美而冷淡的。當初帶著猶如朝聖般的渴望去MET，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亞洲藝術館，反而是一步一驚喜的埃及館館藏及從埃及整個搬運過來的丹鐸神廟。凱文•湯姆金斯 （Calvin Tomkins）在他的曆史類書籍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 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已譯成中文，《商人與收藏：大都會博物館創建記》，譯林出版社 2014) 提到，1905年開始，MET的第四任董事長皮爾龐特•摩根組建埃及藝術部，訓練並資助埃及考古活動。他最好的投資就是“偷挖”到了時任波士頓美術館埃及藝術部主任及哈佛大學埃及學教授阿爾伯特•利思戈，並請他擔任MET埃及藝術部首位主任。利思戈作為埃及考古隊領隊，1907年1月親自帶隊去埃及發掘，在此後的35年裏不斷取得埃及文物考古的非凡成功。在發掘現場，利思戈的一位年輕門徒赫伯特•溫洛克因著對埃及文化的熱愛和對考古的極高熱情獲得眾人的欣賞，他後來成為知名的埃及古物學家和大都會博物館的第四任館長……
1925年 MET在埃及考古團隊合影。後排左一為赫伯特•溫洛克，左三為阿爾伯特•利思戈。圖片來源：https://kemet-upuaut.blogspot.com/2011/11/herbert-winlock.html
想到阿爾斯特大學遺產和博物館研究教授及主管伊麗莎白•克魯克（Elizabeth Crooke）曾說，“是人給物品和藏品帶來價值和影響。因此，如果博物館不能與人建立聯係，它將毫無意義。” “人”不僅指博物館的參觀者，還包括博物館的管理者及整個運營團隊；這個“聯係”不僅指人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更包括人與社會、自然、曆史、文化深入的溝通。博物館最初是存放戰利品的神廟，後來成為王公貴族的私人收藏室，再至作為一個“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收集、保存、研究、闡釋和展出物質和非物質遺產”，從這樣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文物藏品的價值和影響是隨著人和這樣的聯係在不斷地變化。從掠奪，到私藏，到展出；從存放，到保護，到研究；從排他，到接納，到欣賞—不同群體、不同文化建立聯係的需求和嚐試使博物館的成長有根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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