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7）
西慶和普次
在西藏高級法院的司機中，除了羅布以外和我一起下鄉最多的就是西慶了，這也許是因為他年齡最小，沒有家庭的拖累，也可能因為他的資曆最淺而容易調遣罷了。
西慶屬於人們稱之為“團結族”的漢藏聯姻的後代，他的父親是漢族而母親是藏族。隻是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看不出漢族的痕跡，他的生活習慣已完全藏族化了，在節假日他甚至比純粹的藏族還喜歡穿著藏族的服飾，並且還流露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沾沾自喜。
西慶十幾歲時在中共的軍隊中服役，做過炊事兵，後來又成為駕駛兵，服役期滿後分配到法院。因為長著一副胖呼呼的模樣，再加上隨時的笑逐顏開，西慶看上去總是快樂的。不過由於他那楞頭楞腦的性格常弄得人涕笑皆非，所以他的那份快樂給人的印象總有那麽一點沒心沒肺。一次，西慶駕車從格爾木返回拉薩，在已然過了堆龍德慶看到布達拉宮之時，忽然路邊的田間小路斜刺裏衝出一輛拖拉機，西慶在猝不及防中緊急避讓，車子一頭衝進田裏的麥草堆中並傾翻，好在車上隻有一人輕傷而其他人都無恙。事發後子成院長聞訊大怒，來到法院大門口準備見到西慶後加以訓斥。但當他看到西慶一頭未及扯掉的亂草和臉上尷尬僵硬的笑容時，滿腔怒火早已不知如何發作，隻有無奈地搖頭，西慶也就因他和善的笑容而逃過了一頓臭罵。
不過西慶的表演不止於此，在我們下鄉時也時有發生。我們到林芝去的路上，前麵有一輛解放牌大貨車在緩慢行駛，不知是因為路窄彎多還是前麵的司機有意為之，西慶超車他卻總是不讓，跟在後麵則黃塵漫天難以忍受。幾次之後西慶失去耐心，拔槍對天開了一槍，隻見前麵的車子馬上靠路邊停下。西慶走上前去問道：你們聽到什麽響了嗎？對方答曰：不知道，大概是我們的車胎爆了。西慶揮動手中的槍道：什麽亂七八糟的車胎爆了，是這個響。接著把對方罵了一頓，對方車上隻有兩人，見勢不好急忙道歉。當我弄清這是與我們法院相鄰的西藏郵車總站的車子，就勸西慶不要小題大做。於是我們在西慶的罵罵咧咧中上車揚長而去，而那輛車似乎驚魂未定，停在路邊許久不敢開動。
西慶除了有這些莫名其妙的特權優越感外，還有就是喜歡炫耀自己的男子漢氣概，特別是有女孩在場的時候，不過這也是那個年代青年男孩們的天性，與現在大都市裏那些性別曖昧的男孩相比我倒覺得這是一件好事。西慶在女孩們麵前最多鼓吹的是他對狩獵的熱愛和精準的槍法，每當別人對他的吹噓表示些許懷疑時，他最常用的就是信誓旦旦地“向毛主席保證”。但在麵對獵物時我看他並不是一個冷靜狡黠的獵手，而更像是一個戰場上魯莽的士兵。一次在去日喀則的路上，西慶發現路邊山坡上跑出一隻黃羊，他為在同車的小王和小趙兩位女孩麵前表現一下，停車提起衝鋒槍不待仔細瞄準就一通掃射，直打得山坡上黃塵飛揚，而那黃羊早已一溜煙跑得不見了蹤影。西慶悻悻地對兩個女孩解釋並不是他的槍法不好而是這黃羊跑得太快了。一片哄堂大笑中他的臉漲得通紅，然後又是罵著那隻不知趣的黃羊上路。
當然這還不算是他最難堪的一次，記得我們在林芝時有一天在暮色蒼茫中趕路，他突然把車停下，然後神秘兮兮地對我們說他看到了前麵路邊有一隻狗熊在緩緩行走，讓我們不要出聲拿上槍跟他下車。林芝這地方時有狗熊出沒我們倒是早有耳聞，但是否這麽容易遇見大家還是將信將疑。在西慶“向毛主席保證”的發誓聲中，大家隻有提槍下車，子彈上膛後彎腰躡手躡腳地成戰鬥隊形順著路溝摸索包抄過去。快到近旁我發現有些不對，隻見那黑黑的一團發著哼哼聲搖頭晃腦的在慢慢移動。我直身仔細觀察，發現是一頭肥碩的黑豬在拱著路邊的草根，因為這一帶的人們養豬不是圈養，而是放到野外讓它自由覓食，看來這豬正在收工回家途中，卻被西慶子虛烏有的認作狗熊，差點冤枉挨了黑槍。虛驚一場後，西慶製造的這次鬧劇自然也就逃脫不了大家的猛烈嘲笑。
西慶還有一個特點是不太喝酒，也不太能喝，我想他獨自一人是不太可能喝酒的。不過既然喝酒是西藏男人們引為自豪的舉止，但凡在公眾場合他就會義無反顧豪氣萬丈地狂飲，隻是他並不能如羅布那樣在大醉之後還能把車子駕馭自如，所以每當這種時候你在他身邊的話總不免要提心吊膽。有年寒冬在那曲，幾位朋友宴請我們，到深夜時西慶已喝了兩瓶沱牌大曲，在回賓館的路上隻見他的車子也如他一般在空寂無人的街道上東歪西扭，一次轉彎時車子直向一根電線杆子撞了過去，在車上小王和小趙兩個女孩的尖叫聲中我把他的方向盤猛拉一把才未釀成大禍。回到賓館院裏停好車，西慶踉蹌著爬到車底的雪地裏去放水箱的水，我們都慶幸他還能記得這件重要的事情。然而睡到半夜，他突然從床上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嘴裏大叫著問我車子水箱的水放了沒有，我驚醒後告訴他水已放了，他便直挺挺倒在床上，頓時鼾聲四起。
不過法院裏凡是年輕人都喜歡和西慶一起下鄉，除了因為他的年青能和大家極和諧地相處外，他還在各地有著他那些軍隊的戰友和各種各樣的朋友，因此到很多地方都會有歡樂的聚會。當然我們最喜歡他的還是他那誠實開朗的性格和隨時隨地給大家帶來的那種誇張而又沒頭沒腦的快樂。
普次全名叫普布次仁，也是我們院裏的司機。由於他大多是為院裏的副院長們開車，所以下鄉的機會很少，但他住在院裏又是單身漢，年青人又常在一起玩耍，因此大家也就成為朋友。與西慶、羅布相比，普次顯得不善言談，另外在外表上看去整潔文靜，雖沉默寡言但很幽默，即使是碰到不公平或不愉快的事也從不發火。這樣的脾氣使他和各種性格的人都能相處得很好。
我和他唯一的一次下鄉是到杜佳裏，因他很少下鄉，所以對藏北戈壁的路不太熟悉，好在有羅布的車同行，也就無太大礙。一路上他總是冷靜從容，吃的豐盛不喜笑顏開，吃的很差也不愁眉苦臉。在戈壁灘上打獵，他不像有的人彎腰抬頭，時而小跑時而臥倒，他是挺直腰板悠閑漫步，看到目標再小心翼翼地仔細一槍槍打去，那架勢不像在打獵倒像是在寬闊的大街上散步。那天打獵我開著他的車陷進沼澤地裏，他既不抱怨也不急躁，而是悠然自得地躺在河邊的草地上曬著太陽等待救援。深夜在暴風雪中獲救回到宿營地後大家仍心有餘懼，議論紛紛，隻有他仍然不吭不哈，倒頭就睡，就像這事從來未發生過似的。第三天雪停後出發，普次的眼睛得了雪盲，原來是他出來時未帶上墨鏡。這也顯出他對於藏北戈壁多變的氣候沒有經驗，他的車隻能由我來開，到了那曲後他的眼睛才慢慢恢複。
我離開西藏的時候，大約有十幾天的時間都是普次開車拉我去出席各種朋友們舉辦的各種歡送聚會。不過當我再次回到西藏時，又見到了西慶，十幾年過去他還沒有多大變化，仍是那麽地開朗快樂，隻是比原來胖了許多。他開車陪我到那木措去了兩天，我驚訝地發現他現在酒量大增並且朋友比原來更多。但遺憾的是沒有再見到普次。
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上，也許有人會認為西慶和普次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我們早已習慣了仰望精英和模仿商業創造之偶像的生存模式中，我們的話語講述的“偉大人物”太多。而我認為正是這些平凡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才使得大地在我們的眼裏顯得充滿了陽光，與此相比那些學院化和商業化的曆史就已然是黯然無色了。
朋友索平
初次見到索平的人大多都不會相信他是藏族，因為他的個子並不高大，而是長得十分清瘦。他喜歡穿著很西化的服裝，能說一口流利的不帶本地口音的漢語標準普通話，加上架在尖尖的鼻子上的近視眼鏡，給人以儒雅的形象。在大多數中國內地人們的印象中，藏族總是有著一種彪悍的氣質，但實際上生活於衛藏一帶的藏族卻不盡如此。藏諺所稱衛藏為法域，除指衛藏是全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外，還有衛藏人多從事政治、文化和商業服務等行業之意，因此衛藏的藏族大多都顯得溫文爾雅。
其實索平的全名為索朗平措。當時他還不到30歲，他大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中國新華通訊社西藏分社作記者，主要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後來不知他怎麽想的要調到高級法院，來到法院他是分到技術室，也是負責攝影。但那時的法院技術室沒有什麽業務，人員也隻有他和一名法醫，再加上他在學校學的不是法律專業，於是院長就決定讓他到業務庭臨時幫忙，也算是一個熟悉法律業務的過程。來到我們庭裏後，索平很快和大家成為好朋友，但業餘時間我們很少在一起，因為他沒有住在院裏。他的夫人工作較忙，兩個年幼但頑皮得令他頭大的兒子使他每天一下班就得趕回去照應。
說起來索平的兒子們的確是少見的調皮，兩個小子就像有著永遠不會疲倦的精力，索平麵對他們則永遠是一種筋疲力盡和無可奈何的神情。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看電影，開演不一會索平的小兒子就不見了，當時他和我們都不在意，不久在黑暗中我發現那小子身穿一身華麗的藏袍在座位之間的過道上從前到後地操著正步，“咚咚”的腳步聲在鴉雀無聲的大廳裏回響。索平見狀大急，彎腰在後麵一邊追趕一邊小聲喝斥，但他的兒子顯然是置之不理。也許是這樣的運動既有趣又耗費體力，那小子滿頭大汗並開始一邊走一邊脫身上的衣服，幾個來回下來，已經是光著膀子赤膊上陣，索平見勢不妙，隻有采取武力強行把大喊大叫的兒子抱出影院，周圍的人們隨之發出一片壓低的笑聲。當然這樣的胡鬧不僅隻是在公共場所，在家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兩個兒子最喜歡的惡作劇就是趁索平不在家時，把他收藏的好酒拿出來到衛生間裏倒掉，然後再裝上一些味道調得稀奇古怪的水，看到他們的父親打開酒瓶時就開始躲在門後啞笑，一旦索平苦著臉衝出來時，兩個始作俑者早已跑得遠遠的，隻留下一串笑聲伴隨著哭笑不得的年青父親。
除了索平本身就是一個好爸爸，其實西藏的藏族孩子們都是在這種無人管束的環境中成長的。西藏的父母們認為讓孩子有一種真正自然的條件是生命天賦的權利，他們並不願意象現在中國內地那些望子成龍的父母那樣把社會各種功利的規則裝進沉重的書包裏來塑造孩子天真的心靈。如此看來，西藏的孩子們是幸福的了，因為他們有一個真正的童年。
我到杜佳裏的那次是與索平同去的。我想即使是在拉薩長大的他也從未去過那個地方。走出拉薩後我發現他並不像我們那樣對這些自小從未看到過的風景感到驚訝和興奮，也許戈壁荒漠其實就是他們自幼生活其中的文化的組成部份，盡管從沒有涉足但對他們卻無比熟悉。我開始理解索平的兒子們為什麽會無拘無束為所欲為，正像羅素所說：“倘若讓一個孩子，像一株植物一般在本土上自生自發，其長成的結果一定極其圓滿”。而無從領會這一切的現代都市中的我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神經質的大驚小怪和無病呻吟總顯得那麽可笑。
在杜佳裏的戈壁上陷車的那天，索平和羅布趕到我們住的硼砂礦上求援，並帶著救援的大車在夜裏趕到我們陷車的地點。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索平和大家借著微弱的車燈一起在冰凍的泥地中挖石頭墊車輪。當我們把車弄上來往回走的時候，大家都已有氣無力，隻有索平仍然興致勃勃，舉著一支5.6毫米的小口徑步槍在移動的車燈下搜尋獵物，最終他發現了一隻野兔，不過也許是小口徑槍的殺傷力不夠，那兔子倒地後竟然未死，索平決定把它摔死，於是他攥住兔子短短的尾巴，掄起胳膊用勁一摔，結果是兔子飛的無影無蹤，索平的手裏隻剩下兔子的尾巴。大家見狀轟然大笑，他也隻好上車走人，隻是那幸運的野兔死裏逃生揀了一條性命。
從杜佳裏返回來到那曲，因我們還有一個二審案件要辦就滯留下來。一天工作完後大家商議決定晚上到舞廳去跳舞，同去的還有一個年青漂亮的藏族女孩，名叫央珍，是拉薩人，也是獨自一人到那曲來玩，在街上與我們相遇。在西藏素不相識的藏族青年男女相邀遊玩是常見而又普通的事，而在中國內地則可能被懷疑為心術不正，搞不好會招來一頓臭罵。那天晚上吃飯喝了不少酒。待到達地區群眾藝術館舞廳時大家都醉得差不多了。我隻能斜倚在舞廳的長椅上醉眼惺鬆地看著那些隨著悠揚的樂曲翩然舞著的身影。這時顧偉跑了過來告訴我說索平和人打了起來。我急忙趕過去。隻見索平手揪住一個藏族年青人的領子正在撕打，索平說那人要偷他的手槍，我看那人的同夥越聚越多，就叫大家都到外麵去說。一出舞廳索平就拔出了手槍，嘴裏含混不清地罵著，而那幫人一看也驚駭得不敢上前，隻是遠遠地站著。這時走上來一個身穿皮衣的人自稱是在此執勤的警察，索平要他出示證件，那人把證件交給索平，索平借著燈光看了一眼，隨即把那證件往空中一扔，用槍指著那人大叫：今天老子就專打警察！那警察見勢不妙一個轉身消失在人群當中。我見此事一時難以平息，就招呼大家上車，把女孩央珍送走後我們就回到了住的賓館。
索平是藏族新的一代中的一員，他們都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於中國內地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並在此後全麵進入了社會文化角色。他們不再是藏族老的一代知識分子（不論是跟隨達賴喇嘛還是跟隨中共的）意識形態的主動承續者。索平的一代中的大多數至少在形式和相當程度的實質上都中斷了傳統的意義語境，西藏傳統的大眾信仰基礎宗教的獨尊性與政治感召力在他們來說已經喪失。他們不再或很少去寺院，宗教對於他們不再是群體的而隻是多元信仰形式中的一種個體性信仰而已。即使是中共的專製權力的話語範式在中國的內地也已經不再能支配一般民眾的信仰。而在這一點上西藏也不例外，各種西方舶來的和本土殘留的信仰形態以功利或非功利的方式肢解和改變著一代或幾代人的價值取向。索平他們這些西藏的新一代也同樣麵臨著西藏社會從中世紀向現代化轉型中遭遇的困境，同樣在各種“主義”紛呈的現實狹縫裏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
藏族的新生一代的這種變化是無論達賴喇嘛或者中共都不願看到也不願接受的一種事實，但是現代化的進程要求並必然加強著個體主義。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任何獨尊式的專權信仰體係都不可能占據統治的地位。不管那些徒勞地緊抱著自己小團體的政治利益不放的耄耋老人們怎麽想，索平他們這一代是不可能卸下民族承諾的重擔，他們在信仰的定位後產生的堅定會轉化成社會行動，因此西藏的未來總是屬於這些年青人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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