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5）
小趙與拉雅
小趙叫趙桂英，一個看去秀氣而內向的女孩，1987年從位於陝西省鹹陽的西藏民族學院畢業來到我們庭裏。小趙的父親是漢族，河北人，老家在中國古代修築的最令人驚歎的防禦工事萬裏長城的最北端山海關附近，大約在50年代末隨中共軍隊來到西藏從事修建公路方麵的工作。母親是雲南德欽的藏族，也在公路部門，所以小趙常說我是她的老鄉。
小趙從小在拉薩長大，能說流利的藏語，而且所有的生活習俗都是藏族的。像她這樣的年青人在西藏很多，大家都稱他們為“團結族”。由於他們的父母有一方是藏族，因此在西藏他們比起其他的漢族和藏族青年具有更多的語言和文化的雙向溝通優勢。就西藏的現代化進程而言，他們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小趙在學校所學的專業不是法律，因此剛來時隻能做書記員工作。她的法律專業知識完全是後來自學和通過庭裏組織的業務學習獲得的。而在那個年代這種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因為那時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劫後餘生的少數幾所法學院不可能供給整個社會足夠的畢業生，所以隻能從其他專業的學生中挑選補充。
那時拉薩的西郊羅布林卡以外是一片幽然的紅柳林，公路邊一條行人稀少的黃土路進去不遠有簇簇灰黃色的土屋，是一或二層的藏式院落，小趙的家就住在其中。走進寬大整潔的院子，那靜謐寬敞的人居環境令所有來自內地大都市的人都感到羨慕。小趙的母親和大多數藏族老太太一樣穿著傳統的藏式裙裝，顯得富態慈祥，熱情而健談。小趙的父親則不善言談隻在一邊聽我們的議論。陽光從樹葉的縫隙中灑落地麵，搖曳隱顯之間那些來去匆匆的事物都消失不見，在抑揚頓挫中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
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表麵看來內向的小趙其實有著藏族女孩那種直接爽快、大方開朗的性格。她對人和事物的好惡是那麽的明顯和不加掩飾，因此和她在一起你會感到十分的輕鬆而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負擔。有時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稱我為她的“老伴”並摟著我的肩膀要我到她家去吃飯，在大家的打趣中她仍然不動聲色地微笑著。因為她有很多同學在西藏各地工作，所以和她一起下鄉總是有許多好玩的去處和別出心裁的玩法。某次從那曲返回，路經當雄的時候，正值寒冬。我們在滿目枯黃的草灘上停車，大家在呼嘯狂虐的凜冽寒風中隨錄音機放送的音樂跳起了華爾滋，在飄渺的旋轉中遠處白雪皚皚的念青唐古拉山有如奔騰競逐於天際，風聲與音樂相互呼應，彼此相隨，蕭蕭颯颯悠揚狂野，生命的廣闊不知不覺在這金色與銀色交錯的背景之下湧現出來，給人一種奇幻神秘之感。這是常人所難以想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野逸蒼涼的舞會和舞者，以至多年之後小趙還保存著那次戈壁狂舞的照片並感歎著那些昔日的快樂。
在下鄉的時候小趙總是會帶我去她在當地的同學那裏，這使得我有很多機會去進入那些拉薩之外的人們的生活並了解他們。記得那次我們沿雅魯藏布江來到日喀則，司機西慶和王曼莉都各自走親訪友，小趙看我一人沒有著落，就帶我到她的一個藏族女同學家裏。她那同學家裏隻是父女倆相依為命，看到我們到來感到意外又感到高興。我們像家人相聚般坐在柔軟的羊毛卡墊上喝著味道鮮美的酥油茶，冬日下午的陽光溫和地透過高大的窗子投射在牆上和地麵，偶有微風掠過屋外的樹梢，牆上就會漾起層層金色的波紋，那種溫暖的感受是我許久都沒有過的。下午，小趙的同學提議包餃子，大家就一起動手幹了起來，當然我很高興有機會展示自己包餃子的手藝。果然不出所料，我包的餃子成為了範本，小趙同學的父親指著我包的餃子對他的女兒說：你看人家這才叫餃子，好好學學吧！過後自己想來，餃子本來就不是藏族的食品，手藝生疏也極正常，我也不必得意忘形。在大家興高采烈之際，突有人來報說小趙的男朋友拉雅從阿裏回拉薩途經日喀則，我們大家都極力相勸小趙去見上一麵，但小趙恐掃了大家的興而堅持不去，執意要和大家在一起，不知拉雅對此心中是否會感到憤懣和不平，總之我們是玩到晚上才盡興而歸。
小趙的男朋友拉雅是她的大學同學，後來也就升級為她的未婚夫乃至丈夫。拉雅是青海（以前稱為安多藏區）藏族，自大學畢業後自願到阿裏地區工作，幾年後才調回拉薩，所以我在西藏的那段時間小趙和拉雅很少見麵，我也自然無緣與拉雅相見。不過小趙卻常提到我和拉雅在性格方麵甚至在愛好方麵都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如都會畫油畫，喜歡詩、文學及夢想，都不安份而喜好四處飄泊遊蕩，就連畢業後我自願到西藏他自願到阿裏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難怪拉雅不在的時候小趙都願意和我在一起，也許是她把我看作拉雅的某種影像並找到了愉快的回憶，就這一點來說拉雅應該感謝我才是。
在我離開西藏之前不久小趙和拉雅結婚了，但我因公在外而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聽說婚禮在小趙的家裏舉行，完全按照藏族的傳統儀式進行，隆重而熱鬧。拉雅在婚後不久就趕回了阿裏，所以沒有見到他又成了我的遺憾。
我離開西藏之後，小趙夫婦搬到了我原來的房子，不久有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幾年後我又有機會見到了小趙，她還是像以前那樣為我打好酥油茶，並一再聲明她打的茶不如拉雅打的好喝，盡管現在打茶已經使用電動的打茶機而不再用傳統的木桶了。小趙對我抱怨說現在的高級法院已不再像我在的那個時候了，每周一次的業務學習早已不再有了，整個的業務素質和風氣都大不如從前。從她的口中我得知拉雅已調回拉薩工作，她們一家人總算是團聚在一起。小趙拿出了拉雅的許多油畫作品讓我觀看並提到拉雅現在對藏文化特別地關注，他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從事在現代工業主義和大眾消費浪潮下對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的工作中，這使我感到高興，因為這是一項極有意義而又被忽視的工作。
小趙和拉雅屬於西藏曆史上新的一代藏族青年，她（他）們將會對西藏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她（他）們來說，站在一種人類和全球的視野來看待西藏的過去、今天和未來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她（他）們沒有父輩那種沉重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更加地世俗化，所以她（他）們並不像很多學者那樣把藏文化當作一種孤立的、像生物物種那樣會產生和滅絕的東西，更不會像那些政客把自己民族的文化當作意識形態的投槍和政治競技場上的獎牌。小趙和拉雅們是在平靜而普通的生活中連接著自己和自己幾千年前的先人們的生活和思想並延續著自己民族的文化。
又過去了許多年，聽說小趙現在已成為林芝地區中級法院的副院長，拉雅也在中共西藏自治區政法委員會擔任某級別的官員。但今天我仍希望再次見到小趙和拉雅，特別是我和拉雅神交多年而始終未曾謀麵使我一直耿耿於懷，畢竟我每次都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想起她（他）們。
天戈和次央
2001年夏末的一天，我在雲南昆明的家中接到一個電話。來電人告訴我說要與我見麵，但卻不告知我他是誰，隻是說見麵會給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於是我按約定的時間來到約定的地點，當出租車上下來一個身穿白色休閑西服的高個男子微笑著向我走來時，我相信這意外的驚喜決不是假的，因為站在我麵前的是我分別近15年並且毫無音信的在西藏相濡以沫的朋友王天戈。
天戈是我剛到西藏最初認識的幾個朋友之一。那時他在拉薩市中級法院經濟庭做書記員，因和我們庭有直接的業務關係，一來二去就熟悉起來並成為要好的朋友。天戈出生於60年代。他的父母都是50年代初中共軍隊18軍的軍官，隨部隊進入西藏後就一直留在拉薩工作。天戈的父親時任西藏自治區民政廳的廳長，他的母親也在中共西藏黨的委員會所屬統戰部任職。他還有個哥哥也在拉薩工作，所以天戈也是屬於“老西藏”的第二代。天戈的母親是四川成都人。他幼時在四川呆的時間較長，所以他認為自己是四川人。天戈所受教育程度不算高，大概也就是勉強讀完高中，在那個中國到處動蕩不安的時代，能接受高中教育已實屬不易。不過他從小就接受係統的乒乓球訓練，（那時乒乓球在中國被賦與了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成為唯一受到大力提倡和支持的體育運動）打得一手好乒乓球，曾到中國內地很多地方比賽和訓練，據說還拿過西藏的冠軍。這種從小就離家四處遊走的經曆也造就了他那種散漫不羈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80年代初期的拉薩市中級法院位於背靠拉薩河的河壩林一個廢棄的舊時林卡中，離我所在的高級法院很近，因此我常到那裏去。沿一條坑坑窪窪的土路進到一片雜草叢生的場院中，幾排作為辦公室和宿舍的簡陋土坯平房使你的想象永遠無法與法院的威嚴聯係起來。天戈也就住在這平房中的一間，昏暗狹小的房間裏僅一床、一桌、一椅，多來幾個人便無立足之地，更不要說是坐處了。但就在這種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天戈仍就成為當時拉薩頗有名氣的前衛青年。除了他長得高大英俊之外，他那種開朗瀟灑敢於向陳舊挑戰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他的朋友極多，大多是拉薩那些高官們的子女。他每天熱衷於與這些朋友們喝酒聚會，過著快樂的生活。就連日常的打扮都惹人注目：一件緊身的黑色休閑西服上翻出雪白的襯衫領，頭發長而蓬鬆鋥亮，戴上法官的大蓋帽看去不倫不類，騎著一輛除了車架和輪子外什麽也沒有的破自行車成天東遊西逛，按現在的時尚應該是一種“酷斃了”的形像。天戈的這些所作所為自然使得法院裏那些上了年紀的守舊官員感到異常的憤怒但又無可奈何，不過卻贏得了眾多少男少女們的歡心和擁戴。
當然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好日子注定會好景不長。果然在1980年中國開展的所謂“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天戈和他那些快樂的朋友們被認為是“流氓團夥”被嚴加追輯。天戈則由於其父的護犢之情提前通風報信而踏上逃亡之路，從西藏到四川、陝西再到廣東，天戈的逃亡之路延續了近萬裏，直到幾個月後“嚴打” 運動結束，接到家裏的通知天戈又才返回了拉薩並從而逃過了一劫。
天戈之所以有這樣的遭遇是在於他生活在一個把任何個人的快樂都視為罪惡的年代。這種罪惡包括了優美動聽的旋律、絢麗斑爛的色彩、詩一般的夢想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甚至男女之間的兩情相悅。那是一個寒冷的、隻有黑白的時代，而天戈想把生命的溫暖和青春的多姿多彩注入其中，那個老朽專製的風車必然會毫不留情地砸下來，即使他的父親身為推動這風車中的一員，他也難以幸免。
天戈的特點是女朋友特別多，而且並不是一般友誼意義而是有著兩性情感的女朋友，這些女朋友遍布於西藏和內地的許多地方。在1983年他逃亡內地的時候，一路上他在各地的女朋友們都給予他盡可能的照應，所以他的逃亡雖如驚弓之鳥但又是快樂的，這也使得那些守舊的人們對他側目而視。雖然有許多人是基於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潛在心理意識，但在那個年代這仍是一種被稱之為“作風不好”的行為並會為此斷送一個人的所有前程。
不過，我認為天戈決不是一個愚蠢的花花公子或紈絝子弟，天戈也不會在同一地域同時擁有兩個女朋友，他的每一個女朋友都知道其他人的存在但都在不同的地區相安無事，即使他離開她們之間的某一個，她仍會對他心懷感激和思念，理解和寬容他的這種行為而不會鬧出任何感情風波。我認識他的許多女朋友。我發現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天戈對於愛情總是懷著一種孩童般天真的赤子之心，在他的情感中沒有任何功利的成份，也沒有任何的矯揉造作。他是因為愛而去愛，他不會對自己的感情作一種事先的安排。他的這種沒有一點雜質的感情使得他對所有他愛的女人都是一樣的真實，也因此感動了她們。他的許多女朋友都向我提到天戈對她們是一種真心的好，這倒與金庸筆下的韋小寶有些相似，隻是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已極少如天戈這般的天真，不管是男人們還是女人們，即使隻是去理解這樣的情感都是很難的了。
天戈第一個藏族女朋友叫次旺，我想她的全名應是次仁旺珍（不知對不對？）。次旺的家族是西藏有悠久曆史的貴族之一，與西藏的政教兩界和上層社會有著各種各樣的關係。次旺的父親在1959年參加了對中共的軍事反叛，失敗後被判刑入獄直至上世紀 80年代初期被釋放後離開了西藏，據說是作為達賴喇嘛的代表去了日本。而她的母親在1959年時就到了國外，大概是在歐洲某個國家。因此次旺一個人在拉薩長大，那時她是在一個國營的百貨公司做售貨員。在她父親出獄後，中共政府也把原來沒收的她家的財產大部還了給她。這些財產主要是位於八廓街的房產和許多的珠寶細軟，這樣一來她的經濟條件就好了很多，可以不用完全靠工資生活。
次旺比天戈大幾歲，他們怎麽認識的我並不清楚，隻知道那時有一個四川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後進藏的漢族學生也在追求她，當然在天戈和那人之間次旺還是選擇了天戈。與其他的藏族女孩相比，次旺顯得文靜而內向，喜歡穿著傳統的藏式服裝。不知是她貴族家世的文化背景還是她坎坷多變的經曆所致，也或許是由於我從來沒有與貴族出生的藏族有過來往的緣故，我總覺得她很像中國江南的女子而缺少那種曠野之中的野性。
天戈對次旺總是充滿著那種含情脈脈的嗬護和無微不至的關愛。 次旺的心髒不好，在一個寒風淒雨的深夜她突發心髒病，是天戈獨自一人（那時的拉薩沒有任何120急救之類的公共衛生設施，私人家裏也沒有電話）把她送到醫院從而使她脫離了危險。這事令我感動，我想象在夜雨蒙蒙寂靜無人的街道昏暗路燈下天戈吃力背負次旺前行的身影，而當年他們倆人的父輩曾經站在各自的營壘中作著殊死的搏鬥，在20多年後敵對雙方的後代們卻相互攙扶著去共同走過生命的艱難。與此相比，我們曾經有過的和現在還在堅守的那些偏見就顯得是那樣地可笑和微不足道。
次旺獨自一人住在八廓街東南角依街麵的一幢三層的藏式樓房裏，我曾隨天戈去過一次。次旺做好了豐盛的飯菜並向我們抱歉地解釋說她不太會做漢族的菜肴，然後她讓我們吃飯自己卻躲到另一間屋裏，我叫她來一起進餐，她說按她們的傳統風俗女性不能和客人一起用餐，我和天戈無奈便隻有自斟自飲了。晚上我們一邊喝著酥油茶一邊聊天， 天戈提議次旺把她的珠寶拿出來讓我們看看，次旺欣然應諾，把一個布包袱放在桌上打開，我倆頓時麵麵相覷目瞪口呆。燈光下那些貓眼、祖母綠、鑽石還有大串的珍珠項練，純金製成的手指粗的手鐲、項練和耳環等各種手飾都零亂地展現在眼前，這些我們隻是聽說或在書本上讀到的珠寶我和天戈都是第一次見到，或者說是第一次見到它們這麽集中、這麽多地放在一起。我看著它們在想：這就是我的無數同類夢寐以求，不惜相互殺戮進而爭相占有並視為終極價值和幸福的東西？而對著這些發著熠熠光芒的東西我卻為什麽總有那麽一種不安的和不真實的感覺？這時次旺提出要天戈從中挑選一樣東西作為送他的禮物，而天戈則認為他對次旺的感情與財富無關，堅決不願接受這樣貴重的東西，相持一陣他隻有挑了一顆米粒大的最低廉的水鑽作為紀念，此事也可看出天戈天真而可愛的一麵。
夜裏就在次旺家裏留宿。在臨街的客房裏我長久不能入睡，看街燈的光從窗格中射進幻變成網狀，狗們不停遊蕩，時而傳來幾聲吠叫，萬籟靜謐中似乎有遠古的人們的身影在外麵悄悄走過。數千年的曆史雖然從未中斷，但經過後人太多的修飾而真假難辯，我想在這八廓街的夜裏就是否深藏有太多的秘密。不過天戈和次旺的交往還是具有某些風險，在那個年代，次旺的貴族出身和她的家庭曆史背景總是倍受官方的關注。一次一位日本的女藏學家據說是受次旺父親的介紹來到拉薩並住在次旺家中，此事引起了官方安全部門的注意。有人為此勸天戈三思此事，但天戈仍義無反顧，我行我素，幸好此事並未給他帶來不良的後果。
幾個月之後次旺決定離開西藏以探親的身份到尼泊爾去，她提出要天戈隨她一同走。這就需要天戈與她結婚並願意到國外生活，其實天戈對這樣的選擇並無異議，因為他也在思考要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隻是這事遭到了天戈父母的強烈反對。出於曆史身份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他們感到自己的兒子與自己昔日的敵人的女兒結婚並離開這個由勝利者為他設定的生活軌跡是一種挫敗，於是他們想盡辦法進行阻止。天戈的母親甚至找到我要求我勸說天戈放棄這樣的選擇。我向天戈提出的問題是：我並不反對並讚同他與次旺的感情和婚姻，但這感情和婚姻如果是因為我們無法把握的曆史原因陷進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旋渦， 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和人權狀況下會給個人和家庭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最終天戈讚同了我的觀點放棄了這個選擇。
次旺最終一個人離開了西藏，在她臨走之前她要把自己的一台彩色電視機（那個年代的中國彩色電視機是一種昂貴而奢侈的東西）和一些家具送給天戈，但天戈仍然拒絕了，最後隻挑選了一隻很舊的沙發放在他那簡陋的鬥室留作記念。即使在他們最後分別的時候，天戈仍以毫無功利的赤誠之心保留了那份感情的美好和完整。
次旺走後不久天戈認識了次央。次央的全名應是次仁央金或央拉（我還是不知對不對？），她應該是天戈的第二位藏族女朋友。次央是一個高大健美的藏族女孩，與次旺不同的是她總是喜歡身著一身發白的牛仔服，顯得青春勃發並透著十足的野性。次央是藏族普通人家的女兒，在八廓街開了一家小商店做著不大的生意。這樣的經曆使她曆練出一種能幹、開朗豪爽的秉性，她很喜歡與人交往而不抱有任何偏見。因此她與天戈經常快樂地在酒吧、茶館流連。記得有一年的元旦除夕夜，我已上床入睡，半夜裏天戈和次央風風火火地跑來，把我從溫暖的被子裏拖了起來，說是要出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於是我們就騎著自行車在夜深人靜的拉薩街道上遊逛喝酒，著實狂歡了一陣。
在我認識的天戈的女朋友中，我特別地喜歡次央，因為我認為她與天戈有著許多的相似之處，藏族女性的那種善良而寬容的天性在她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和天戈的感情發展得很快，我也為他們高興。但就在那年的夏初，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天戈和次央突然失蹤，幾天後傳來消息：他倆相約一起越過了邊境去了尼泊爾。我聞知此事後並不感到吃驚，因為就我對天戈的了解，我知道他早晚是要邁出這一步的。也許是他汲取了上次和次旺未能成行的教訓，這次就嚴守秘密連我都沒有告訴。
天戈的出走自然在法院內部掀起軒然大波，一個中共的官員偷越國境逃亡國外在那時是被視為重大的政治事故的。於是馬上對天戈的住所破門進行搜查，發現配發給天戈的手槍、製服和各種文件都完好無缺地擺放著，並未帶走或丟失。官員們至此鬆了一口氣，判斷天戈的出走並未帶有政治意圖，加之天戈在法院隻是個書記員，地位低微，所以不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自此之後我與天戈就再也未曾見麵，也無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5年後他到昆明找到我，才使得我能把天戈的傳奇故事接續下來。那個有些悶熱的夏夜我和天戈坐在昆明翠湖邊上一個名叫“茴香酒館”的酒吧裏，在輕輕搖蕩的藍調音樂中天戈對我講述了那些我後來完全不知的故事。
天戈與次央的出走是從拉薩先到的樟木口岸。在樟木呆了兩天之後，於夜裏天戈他們幾人在一個向導的帶領下從山路穿過邊境進入尼泊爾。就在他們越過邊境的當天夜裏，拉薩檢察院追捕他的車子也趕到了樟木。越過邊境的天戈他們在向導的帶領下在尼泊爾境內荒無人煙的山嶺中徒步跋涉了整整7天，在繞過無數的檢查哨卡後終於到達了加德滿都，而這時天戈的雙腳都由於長途行走而潰爛了。之後天戈和次央在尼泊爾結了婚並有了孩子，他們一家在尼泊爾呆了3年。由於剛開始語言不通和身份問題，這其間隻能靠打零工維持生活，因此極其艱苦，而尼泊爾官方和中國駐尼機構都對天戈的身份抱懷疑和關注的態度。畢竟一個中共高級官員的兒子和一個藏族女孩以這樣的方式在異國艱難度日肯定是不合情理的。三年後天戈一家到了歐洲，在輾轉數國後最終在荷蘭立住腳並獲得了合法的身份。又經過幾年艱辛的奮鬥，今天的天戈在阿姆斯特丹擁有了兩家頗具規模的飯店，一家名“西藏飯店”，另一家叫“四川飯店”。他對我說他這麽多年打工洗了有上千萬的盤子和碗，然後一步步升為大廚，最終才有了自己的生意。現在他和次央及兩個孩子生活得很好。他說在尼泊爾的時候他見到了次旺，她的生活也並不很如意，這使得他感歎不已。
天戈今天終於可以以海外華人的身份合法地回到他出生並長大的故土。他告訴我因他的出走他的父母受到影響，隻得退休回到成都。他這次回來是處理他在四川投資的事。他到昆明後隻知道我在這裏，但不知怎麽能找到我，後經多方打聽，最後才在律師協會打聽到我的電話。
天戈和次央都是這個時代中的普通人。他們出走異國他鄉並沒有任何民族主義和政治的原因。他們隻是不願按別人的意誌納入到一個既定的鏈鎖中去。與那些在令人窒息的歲月裏屈從於具有霸權地位的話語而作繭自縛的人們相比，他們是不普通的了。
那天夜裏我們談了很久。談到過去的那些朋友們，談到在西藏死去的朋友董霖，為沒有機會去他的墓地看望他而遺憾。我們相互噓唏感歎，為天各一方分別許久還能相見感到慶幸。最後天戈建議我寫一本關於西藏的書，寫那裏的朋友和我們在那塊土地上所體驗和思考的一切。我點頭答應了，於是就有了現在這本書。
分別的時候天戈給我留下他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電話，要我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他。我久久地注視著他在夜色中漸行漸遠的身影，也許天戈的生命就是一個旅途，一個沒有回歸承諾和無法停止的旅途。在這旅途中他得到了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勇氣踏上這旅途，就像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裏根在“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後所說：“未來不屬於脆弱的心靈，未來屬於勇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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