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聲
我在比利時列日市住的那條小街，長約２００米，一頭是個路口，丁字形，住著一位醫生，其家大門正對著小街；另一頭也是個路口，形狀像個上麵不出頭的大字——小街就是那一撇，隻是不那麽彎。路口坐落著一家咖啡館，窗口瞄著小街，就像古堡的槍眼，監視著小街裏的一草一木。
小街的走向則很難說得清楚，如同比利時的城市裏絕大多數街道一樣，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要想說清楚其走向，必須借助地理學概念，北東多少度，或者北西多少度，這很麻煩，也不容易記住。我曾拿著量角器在地圖上比劃過，量出了小街的走向，可很快就忘了。所以，盡管我在那條街裏住了十年，但若有人問其走向，或者我家房子的朝向，我仍然會張口結舌，須費力地在虛空裏想象出一張列日地圖，方才能說出個大概來。
小街兩邊是連棟房，都是些上個世紀初蓋的老房。路這邊是單號，路那邊是雙號。房基連著人行道。人行道之間是馬路，很窄，如果有一邊停了車的話，另一邊就不能把車的四個輪子都停在路上，必須騎著人行道停—兩個輪子在人行道上，兩個輪子在路上—否則，剩下的路麵就沒辦法通行車輛了。
路窄，房多，而且老，大多沒有車庫，就引起了停車的糾紛，就需要定規矩予以排除。共有三條規矩，都是約定俗成的，大家心照不宣，並沒有法律效力。一是單號房主必須把車的四個輪子都停在他那邊路上；二是雙號房主必須騎他那邊人行道停車；三是自家的車停在自家房前。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一個模式，像炮樓，三層，房寬五米，房前剛好夠停一輛轎車。
第二條規矩顯然有些歧視雙號房主。憑什麽他們就得騎人行道？我不知道，也沒打算知道。我家是２３號，我的車能穩穩當當，消消停停地停在我家門口的路上就行了，其它的，管那麽多幹什麽？我的煩心事兒，家裏的，單位的，已經夠我焦頭爛額的了。
此外，我還得承認，就停車這一點來說，我是有運氣之人。我家右邊的鄰居，瑪麗，是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沒車，也不常出門，整天在家看電視。瑪麗右邊的鄰居，自家有車庫，所以，瑪麗門前的位置就成了我的備用車位。如果有人偶爾占了我家的車位，我就停在瑪麗門前。她從不抗議。我喜歡敬老，和她的關係處得很好。瑪麗保存著一把我家大門的鑰匙，以備我不時之需。
我家左邊的鄰居有點特殊，一個老頭，一個老太，都７０多了，是老兩口。他們是那種仔仔細細過日子的人，不沾別人的便宜，別人也休想沾他們一丁點兒便宜。我剛搬進小街的時候，不懂小街的規矩，特別是規矩背後的那些東西，有時就把車停在他們家門口，如果我家門前停著別人的車的話。老頭開車回來了，就來敲門，我就得立刻把車開走。這種事情，有一次還發生在半夜，我已經上床睡覺了。我穿衣出門一看，我家門口的車位是空著的——我回來時占著我家車位的那車已經走了，心裏就有些來氣。這老頭子！就不能將就著點兒嗎？把車停在我家車位上不就得了嗎？犯得著深更半夜地打擾人家嗎？從那以後，我在家裏就把他稱作糟老頭。糟者，廁所的臭石頭也。每次和家人說起他，不再說隔壁老頭如何如何，而是說糟老頭如何如何。
糟老頭雖然挺煩人的，但煩了幾次以後，我再也不惹他了，哪怕把車停得很遠，也絕不占他家的車位，也不占任何其他家的車位——瑪麗除外。從此，我感覺到，街上出現了安定團結的祥和氣氛，路上遇見了，大家都主動和我打招呼。糟老頭善修房，家裏搞得像皇宮，房後花園整治得像頤和園——縮小了一萬倍。我那房子建於１９０８年，自然有許多地方要修理，我整整十年的周末和節假日都搭了進去。修房遇到疑難問題，就到糟老頭家請教。每次到他家，總是看到糟老頭在忙活，而他老婆總是在看電視。糟老頭說他不愛看電視，一看就打瞌睡。他家房子裝修得那樣精致，是花了他大半輩子心血的。我尊敬勞動，也就尊敬糟老頭了。
糟老頭令我尊敬的，還有一點：他會畫油畫。糟老頭是實實在在的勞動人民，前半輩子是電工，後來開了家電器店，再後來就退休了。所以，他不會玩那些虛的，什麽印象派，超現代派的，一概不會，也不懂。他隻會畫靜物，或者風景，是有匠氣，無才氣的那種畫，比方說，畫葡萄，就一定要畫得賊亮賊亮的，像一串滴溜圓的貓眼。他的畫，應該還是有些檔次的，因為他每年去參加一次畫展。我不懂藝術，但喜歡掛些朋友的字畫。我覺得這樣可以避免露怯，萬一懂行的人看到了，也不會苛責的。是我朋友的嘛，圖個紀念，並不能說明我沒有藝術鑒賞力。看了糟老頭的一些作品以後，我曾有心買一幅回家掛著。可是，和他討論了一番價錢以後，打消了念頭。糟老頭實在是糟，多年賣不掉的畫，也不肯降價處理與我。
糟老頭的老伴倒是個精明人，說話辦事，又快又利索。她不會開車，但每周三晚上要去溫水遊泳池遊泳。自然得糟老頭接送。據糟老頭說，幾十年來風雨無阻。這也是讓我敬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挺喜歡這些鄰居，也喜歡這條小街，安靜，平直，雙向，進出方便。街的走向是有些歪斜，風水先生肯定看不上，可那不重要，因為在比利時，天經常是陰的，沒有太陽，走向又有什麽重要的？我就想在這條街上一直住下去，直到老死——而且墳場也挺近的，就在小街出口200米遠處。
可是，我這個願望被一家慈善團體給毀了，因為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停車。我家對門的兩口子在別的地方買了房子，搬走了。那團體就搬到了我家對門。整天大人、小孩進進出出的。他們具體幹些什麽？對誰慈善？街上鄰居沒人搞得清楚。搞得清楚的，是每逢收垃圾的日子，他們的門前就排了十多個垃圾袋，有時被野貓抓破了，髒兮兮的穢物拖得滿街都是，惡臭惡臭的；而且，最令人討厭的，是他們破壞了停車的規矩。他們人多，車多，經常占用我家的車位，糟老頭的車位，瑪麗的車位，還有其他人家的車位。一家的車位被占了，那家有時就不得不占另外一家的車位，另外一家再占用另外一家的……，於是，就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從此，整條街雞犬不寧。
慈善團體引起了公憤，大家就群起而攻之。沒有暴力行為，隻是鍥而不舍地去敲門，讓他們把車開走。就連瑪麗，也作出過貢獻。我能理解她。她雖然沒有車，但是窗前停上一輛有一層樓高的大篷車，什麽都看不見了，而且逢周末加節假日的話，一停就是好幾天。站在家中往外看，怎麽看怎麽惡心。這其中，最不屈不撓的是糟老頭。一次敲門後，車還停著；少頃，又去敲；少頃，又去敲；又去敲，又去敲…，直到那團體的男主人鐵青著一張驢臉，出來把車開走為止。
在這場驅“善”運動中，最感力不從心者，大概就是我了。咱中國人講究厚道，不被人家騎到脖子上拉屎，是抹不開臉說“不”的。每次去敲門，我都要鼓足勇氣。敲了以後，如果他們不把車開走，我也就隻能幹瞪眼，一個人在家生悶氣——我沒糟老頭那兩下子，那時也還沒悟到《生氣時間表》，不知道應該怎樣消氣。前麵說過，“車停在自家房前”這條規矩並沒有法律效力。慈善團體要是叫真的話，願意在我房前停多少日子就停多少日子，從法律角度講，我隻能幹瞪眼。所以，我去敲門時感到底氣不足。可是，糟老頭的底氣為什麽就那麽足？
有一天傍晚，天寒地凍，我懶得穿衣出門，從電話號碼簿上查到號碼，就給對門打電話，請求他們把大篷車移走。已經在我房前停了幾天了。對方是那團體的女主人，是街上鄰居見麵唯一不和我打招呼的人。我還沒說兩句，就聽她破口大罵起來。別的都忘了，隻是最後一句忘不了。是那句殺手鐧：“外國佬，從哪兒來的，滾回哪兒去！”
後來，我說給糟老頭聽，他顯出很驚訝的樣子，說：“真的嗎？他們說了這樣的話？如果我是您的話，就到警察局告他們。這是種族主義。” 我沒去。告又有什麽用呢？沒準兒警察看見我，腦後也是那樣想的呢！
２０００年，我另外買了房，不是連棟房，街對麵也沒有人家。付了定金，房子還沒過戶，我就一個人去了瑞士工作。次年搬家前，新買的房要貼牆紙，鋪地板。我人在瑞士，研究工作正遇到麻煩，進展不好，和老板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不好意思請假回家幹活，就想到找糟老頭幹。打電話回家，家裏人說，找不到糟老頭，他搬走了，一個人搬走的，和一個５０多歲的女人私奔了。“哦？有這事兒？”就在電話裏議論了一番。心裏更加尊敬他了——您想想，一個七十多歲的人，風燭殘年了，還有勇氣拋棄掉一切，奔赴新的生活，難道不值得尊敬嗎？說到後來，心生一念，忙問道：“那這下，他家房前也可以停車了吧？”“停車沒問題了。對麵那家也搬走了。”
我放下聽筒，心裏罵了一聲“Ｍｅｒｄｅ”。早知如此，不買那房了，還背上了２０年的債。可轉念一想，在這個年代，自己連自己都把握不住，他人的變化，又如何能預測呢？
不變的，隻有那條小街。（2004年2月21日）
補記：
1. 關於糟老頭跟那個５０多歲的女人私奔之事，後來我聽街坊說，其中原因除了愛情，還有性事方麵的：糟老頭每次想和原配做愛，因不舉，事先須找醫生打封閉針，很麻煩。遇見那個５０多歲的女人後，糟老頭發現不舉的問題沒了，便拋棄原配和房子，與那女人私奔了。
2. 瑪麗和糟老頭都已去世。謹貼此文紀念他們。（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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