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彷佛你不在身邊，
遙遠而哀傷，彷佛你已經死去。
如此，一言一笑，便已足夠，
而我會覺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感到欣慰。 ”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第十五首，聶魯達
現代西班牙語世界有三位著名的巴布羅，分別是西班牙畫家巴布羅·畢加索、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巴布羅·卡薩爾斯和智利文學家詩人巴布羅·聶魯達。三人在各自的領域裏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分別是獨領風騷的一代大師，而且是在同一年去世，真好像命緣天定。相比前兩位，聶魯達晚生了二三十年，算是後輩，但是他在文化政治領域對後世的影響力，絲毫不遜兩位前輩，甚至青出於藍，而他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更是被世人廣為稱道。自稱“用第三隻耳朵聆聽大海”的聶魯達，被譽為二十世紀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智利僅有的兩位的諾貝爾文學家得主之一，同時又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共產黨員以及促進世界和平運動的社會活動家。智利有很多與聶魯達有關的遺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詩人當年的三處故居：黑島、查絲寇納和塞巴斯蒂安娜。這次在智利，我們專程拜訪了這三所故居，對心儀已久的詩人，又增添了一些感性的了解。
—— 多姿多彩的一生 ——
”我本姓雷耶斯、卡特裏雷奧、
阿雷亞諾、羅德裏格斯；我已忘記
我的真名。
我從未出生，而是被創造，
我來自土地，來自底層。“
——《海與鍾》，聶魯達
巴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原名裏卡多·內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爾托 （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1904年出生在聖地亞哥南部的小城帕拉爾 （Parral），父親是火車司機，母親是學校教師。裏卡多出生的時候，母親已經是38歲的高齡產婦，生下他不到兩個月就得產褥熱去世。過了兩年父親再婚，心地善良的繼母對他倒是視如己出，小裏卡多也親切地稱她為“姆媽 ”（Mamadre），但是內心深處，對親生母親的那種思戀，可能是伴隨他一生的一個心結。
由於父親的工作原因，全家搬到了特慕科（Temuco），裏卡多的青少年時光大部分在那裏度過。在學校裏他熱愛詩歌，10歲便寫了第一首詩，獻給他的“姆媽”：
“在金色的原野 / 我選擇 / 獻給你，親愛的媽媽 / 這張謙卑的郵卡。”
按照詩人後來回憶錄的記述，“父親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又心不在焉地還給我，說：‘你從哪兒抄的？’然後就悄聲 和母親談他們的重要事情去了。我記得就這樣寫了第一首詩，又這樣第一次受到了心不在焉的文學評論。”
裏卡多13歲的時候，便在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作品，他的文學才華，曾得到特慕科的女子學校校長、拉丁美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的鼓勵和讚賞。但是父親非常反對兒子寫詩，認為是不務正業 ，他隻得瞞著父親偷偷寫作，作品不敢用真名發表，便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巴布羅·聶魯達。
關於這個筆名的由來，一般流傳的說法是，因為他喜歡十九世紀捷克詩人揚·聶魯達，就拿來作了自己的筆名。可是在他的自傳裏，詩人自己的說法是，當時隻是在雜誌上隨便找到的一個名字，並不知道那是一位大詩人。後來從一位捷克詩人那裏，才知道揚·聶魯達的大名。想起我們當年在布拉格，看到聶魯達大街，還以為是紀念智利詩人，後來才明白此聶魯達非彼聶魯達也。另外還有第三種解釋，威廉米娜·諾爾曼-聶魯達是英國十九世紀著名的摩拉維亞（捷克的一個地區）小提琴家，柯南道爾在小說《血字的研究》中曾提到福爾摩斯還去聽過她的音樂會。 作為偵探小說迷的聶魯達，知道這個名字不足為奇，所以這個解釋也說的通。究竟來源何處，現在也無從可考，反正一來二去，他喜歡上了這個筆名，後來索性把自己的姓名也改成巴布羅·聶魯達，本名反而被人遺忘了。
1921年，聶魯達來到首都聖地亞哥，在一所師範學校攻讀法文。不過聶魯達的誌向並不是去當法語老師，而是要成為一名詩人。在大學期間，他不怎麽去上課，和一群文藝青年一起廝混，還和幾個女友談戀愛，其它時間都拿來寫詩。 學生時代的聶魯達，生活困頓，饑餓是他的生活常態，經常一天隻能吃上一頓飯。比身體的饑餓更折磨人的是心靈上的饑餓，對情感的渴望。青春的衝動，性的探索，愛的彷徨，都是他創作靈感的源泉。1923年，他的首部詩集《黃昏》出版，反響不大。但是第二年出版的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卻使他一夜成名，轟動了智利詩壇。詩句中洋溢著青春衝動的文字，和象征主義天馬行空的比喻，將愛情的歡愉、情欲的痛苦、肉體的迷戀和情感的絕望，盡情宣泄 ，是聶魯達最受歡迎流傳最廣的作品，被譽為20世紀的“情詩聖經”，一舉奠定了聶魯達在西語乃至世界文學界的地位。
當年在西班牙語國家有讓詩人出任外交官的傳統，通過關係聶魯達謀到了一份外交官的職位，1927年被派到仰光的英屬緬甸領事館任領事。之後的幾年間，他先後在亞洲的錫蘭（斯裏蘭卡），荷屬東印度群島（印尼）等地出任外交官 ，其間還曾經訪問過中國印度日本等地。1930年，在擔任駐巴達維亞（爪哇）領事時，聶魯達與當地的一名荷蘭裔女子瑪露卡（Marijke Antonieta Hagenaar Vogelzang，昵稱Maruca）結婚。
兩年後，聶魯達結束了在亞洲的外交生涯，攜妻子回到智利。不久他被派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裏結識了西班牙詩人洛爾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兩人惺惺相惜，結為摯友，在一次酒會上兩個人還來了一段“雙人致辭”（類似中國的對口相聲）。1934年，聶魯達出任駐西班牙的領事，在馬德裏與洛爾卡重逢，通過他又結識了 一批當地的左翼作家，交往密切，深受進步思潮的影響。也是在馬德裏，聶魯達遇到了他後來的第二任妻子德莉亞 ·卡瑞爾（Delia de Carril）。德莉亞比聶魯達大二十歲，阿根廷人，一位經曆豐富的畫家和老練的共產黨員 ，聶魯達稱她為“小螞蟻”。在德莉亞身上，聶魯達找到了一個精神導師、母親兼戀人。為了德莉亞，聶魯達不惜拋棄了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生病的女兒，而且之後幾乎完全斷絕了聯係，任其自生自滅，做得十分絕情。
聶魯達人生的轉折點，是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如果沒有那場戰爭，聶魯達可能隻滿足在文藝圈裏做一個有名的詩人，而不會過多地卷入政治。在親眼目睹了戰火硝煙、生靈塗炭的慘烈景象，特別是得知他的好友西班牙著名詩人洛爾卡被佛朗哥軍隊殘酷殺害的消息後，聶魯達的思想立場和政治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說 的，“改變我的詩歌創作的這場西班牙戰爭，就這樣以一位詩人的失蹤而開始了”。聶魯達轉而堅定地支持 西班牙共和派的反法西斯戰爭，創作了著名長詩《西班牙在我心中》，這是聶魯達的第一部“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品。1937年，聶魯達在馬德裏組織召開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與會作家共兩百多人，來自三十幾個國家，包括法國作家阿拉貢、蘇聯作家愛倫堡、美國作家海明威等，會後成立了知識界反法西斯聯盟。由於他的政治立場，聶魯達被免去了領事職務，返回智利。但是他並沒有停止過努力，1939年馬德裏陷落，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流亡法國，聶魯達爭取到智利政府的授權，到巴黎擔任西班牙難民事務的特使，通過外交途徑，幫助許多流亡法國的西班牙難民獲得智利簽證，並安排了一艘“溫尼伯號”海輪，將兩千多名流亡者送往智利，完成了他一生最驕傲的義舉。聶魯達在自傳裏曾自豪地說過，“讓評論家們抹掉我的全部詩歌吧，可誰也抹不掉我的溫尼伯！”
四十年代初，聶魯達被派往墨西哥擔任總領事的職務，在那裏他結識了墨西哥壁畫三傑奧羅斯科、裏維拉和西蓋羅斯，後兩位是共產黨員，與聶魯達政治觀點相近，關係密切。不久西蓋羅斯卷入轟動一時的托洛茨基謀殺案，流亡到智利，靠得還是聶魯達簽發的簽證。在墨西哥城，他和德莉亞·卡瑞爾正式辦理了結婚手續。在墨西哥任上和任期結束之後，聶魯達先後遊曆了中美洲、古巴、哥倫比亞和秘魯，隨著經曆和眼界的拓寬，聶魯達在詩歌藝術和政治觀點上都日趨成熟。在秘魯，詩人登上馬丘比丘遺跡，感歎美洲大陸的壯麗風光和古老曆史，日後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馬丘·比丘高處》。
1945年，聶魯達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並當選為議會議員。第二年智利共產黨與激進黨等左翼政黨組成人民陣線， 在當年的大選中獲勝，由激進黨領袖加夫列爾·岡薩雷斯·魏地拉出任總統。然而上台不久，魏地拉就急速右轉，於1948年宣布取締智利共產黨。憤怒的聶魯達在國會發表了題為“我控訴”的著名演講，對魏地拉政權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隨即被通緝，不得不轉入地下，經過一年多的流亡，最後從智利南部翻越安第斯山，到達阿根廷。這段傳奇的經曆，在2016年被智利導演Pablo Larraín拍成電影《聶魯達》。從阿根廷，聶魯達使用朋友危地馬拉詩人阿斯圖裏亞的護照前往歐洲，在畢加索和法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順利抵達巴黎，結束了一年多的地下流亡生涯。之後，聶魯達應邀去蘇聯和東歐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訪問，隨後離開歐洲，前往墨西哥出席世界和平大會美洲分會。
利用這次重返墨西哥的機會，聶魯達出版了他的長篇史詩《漫歌集》（也稱《詩歌總集》），由裏維拉和西蓋羅斯親自為詩集配作了插圖，在美洲引起強烈反響。這部惠特曼式的史詩性的詩集，分為15章，由250首詩組合而成，讚頌了富饒的美洲大陸壯麗的風光和輝煌的曆史，是聶魯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膾炙人口的是那首500行的長詩《馬丘·比丘高處》。
聶魯達在墨西哥期間發生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與瑪蒂爾德·烏魯蒂婭（Matilde Urrutia）的重逢。瑪蒂爾德是一位來自智利南部的歌手和演員，傳說她曾是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森·威爾斯的情婦。聶魯達和她幾年前在聖地亞哥初遇，曾有過一段短暫的露水情緣，這次在異國他鄉重逢，沒想到舊情複燃，竟一發不可收，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地下戀情。此時的聶魯達，與第二任妻子德莉亞的關係基本上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和瑪蒂爾德則是幹柴烈火，如膠似漆 。同上一次在西班牙婚姻出軌如出一轍，這次聶魯達也是在兩個女人之間周旋，不過這次更加輕車熟路，遊刃有餘，經常一邊陪著德莉亞，一邊偷偷在紙片上給瑪蒂爾德寫情詩，還以外出參加會議活動等理由去和瑪蒂爾德私會，幾年下來 ，德莉亞竟絲毫沒有察覺。1952年，聶魯達得知智利政府對他的態度有所鬆動，便把德莉亞派回智利為他疏通，自己在瑪蒂爾德陪伴下住到意大利的卡布裏島（意大利電影《郵差》講的就是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故事）。熱戀期間，聶魯達給瑪蒂爾德寫的情詩，結集為《船長的詩》，在意大利匿名出版。後來聶魯達在自傳裏坦承了緣由：“我不願讓這些詩傷害已經同我分手的德莉亞。”之後出版的《100首愛的十四行詩》也是獻給瑪蒂爾德的。
1952年，新任的智利政府解除了對聶魯達的通緝，詩人重返故裏。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聶魯達不得不維持表麵上的婚姻，公開場合與德莉亞在一起，背地裏私會瑪蒂爾德，直到三年之後，德莉亞發現了這樁婚外戀，憤然離去，聶魯達和瑪蒂爾德兩人正式開始同居，然而兩人正式結婚成為夫妻，則一直要等到1966年，因為之前智利的法律不允許離婚。回顧聶魯達的前兩次失敗的婚姻，和瑪露卡結合是因為孤獨，兩人興趣觀念迥然不同，完全缺乏共同語言；而選擇德莉亞則是因為政治理念 ，德莉亞更像是她的革命領路人，而不是生活上的伴侶；而且瑪露卡和德莉亞年齡都比聶魯達大，特別是德莉亞，簡直就是找了個媽，也許是因為聶魯達自幼喪母的心結多年來揮之不去。而瑪蒂爾德比聶魯達小五歲，既有藝術家的浪漫熱 情，又不失女人的溫柔體貼，加上同是來自智利南部，生活習性相近，對聶魯達的日常起居打理得細致周到，讓他能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事業中去。在瑪蒂爾德身上，聶魯達終於找到了最理想的人生伴侶。
巴布羅·聶魯達（圖片來自網絡）
詩歌、愛情和革命，是貫穿聶魯達人生的三個主題。聶魯達的詩，始於愛情，終於革命；愛情與革命，如烈火般熾烈而又轉瞬即逝。聶魯達既是風流才子，又是愛國的革命者。他生性多情，一生中除了三位妻子，還有無數情人，風流韻事不斷，年近七十的時候還背著第三任妻子瑪蒂爾德，和她的侄女有染。如果說聶魯達的文學天賦可能來自他的母親，他的風流多情則多半是父親的遺傳。他的父親除了和他的母親繼母的兩次婚姻，還有別的女人，聶魯達的同父異母哥哥和妹妹，都是父親婚外情的結果。
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有兩位主要的繆斯，分別是瑪麗索爾（Marisol， 即Mar y sol，西語 意為大海和太陽）和瑪麗鬆布拉（Marisombra， 即Mar y sombra西語意為大海和陰影）。瑪麗索爾，真名是 Teresa Vasquez，聶魯達稱她為特魯莎（Terusa）。她是聶魯達在特慕科時認識的，曾是當地的鮮花節的選美冠軍。《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中著名的第二十首“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就是寫給特魯莎的。
另一位瑪麗鬆布拉，是聶魯達在大學時的朋友Rubén Azócar的妹妹阿爾貝蒂娜（Albertina）。阿爾貝蒂娜比聶魯達大兩歲，也在同一所學校學習法語，後來轉學去了另一所城市。據阿爾貝蒂娜回憶，聶魯達那時幾乎每天給她寫一封信，她雖然也喜歡聶魯達，卻因生性靦腆，很少回複。據說，《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第十五首“我喜歡你是寂靜的”裏的那個“你”，就是阿爾貝蒂娜，看來不假。
作為詩人的聶魯達，備受世人推崇。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認為 “聶魯達的藝術風格達到了西班牙語巴羅克詩歌的頂點。”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著名作家馬爾克斯則認為：“聶魯達超越了任何語言界限，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由於他在文學上的傑出貢獻， 瑞典研究院將197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聶魯達，稱其作品為鮮活呈現了南美洲“命運與夢想”的“ 元素之力”，其“詩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複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
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世人對聶魯達則褒貶不一。作為享譽世界的文化名人，他在社會主義國家被奉為上賓 ，大受追捧，曾獲得1953年斯大林和平獎，而且多年擔任該獎的評委，並且親自到中國為宋慶齡頒獎。盡管他對當時共產黨國家存在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雖有所意識且不以為然，但是始終未能徹底認清實質。如果說在西班牙內戰時期， 他的思想左轉，卻還尚存人道主義的話，那麽在戰後聶魯達對共產主義的盲從和對斯大林的稱頌，以及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許多重大事件上的沉默態度，的確是他政治人格上的一個瑕疵，長期以來一直為人所詬病。
1969年，智利共產黨提名他為智利總統候選人，後為了智利左翼的團結而退出競選，轉而支持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1970年阿連德當選總統後，聶魯達被任命為智利駐法國的大使。但是由於健康原因，兩年之後聶魯達便離任回到智利，在黑島深居簡出，埋頭修訂整理自己的舊作。聶魯達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是他未完成的回憶錄《 我坦言，我曾經曆盡滄桑》。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遇難。十二天之後，病重的聶魯達與世長辭， 結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 “秘密愛巢”查絲寇納（La Chascona） ——
“如果你，親愛的，我的愛人
如果你已死去，
所有落葉都將飄撒在我的胸膛，
雨水將日日夜夜滴落在我的靈魂上，
冰雪將我的心焚燒，
我將與嚴霜、烈火、死亡和冰雪同行，
我的雙腳將要走向你沉睡的地方，但是
我仍會繼續活著，”
—— 《亡者》，聶魯達
《亡者》（La Muerta）是聶魯達匿名出版的詩集《船長的詩》之中一首寫給當時的情人、後來的妻子瑪蒂爾德 ·烏魯蒂婭的情詩。詩確實寫得很美，道出了聶魯達對戀人的真實情感，1990年的英國電影《未了陰陽請》 （Truly，Madly， Deeply）中，有一段男主人公用西班牙語深情地朗誦這首詩的場景，確實非常煽情。1952年，聶魯達結束了三年多的海外流亡，回到智利，而在流亡期間陪伴他的情人瑪蒂爾德，雖然一同歸來，卻無法對外界公開這段戀情，因為聶魯達表麵上還維持著和第二任妻子德莉亞的婚姻。聶魯達的當務之急是給瑪蒂爾德找一個隱秘的地方安身， 在朋友的建議下，他們把搜尋的目標定在貝拉維斯塔區。
貝拉維斯塔（Barrio Bellavista）是聖地亞哥藝術家聚居的一個波西米亞社區，雖然離城中心不遠，但是一條Mapoche河，把城市的喧囂隔離開來。另外這裏離他和德莉亞在聖地亞哥的正式居所也很遠，非常理想。某日聶魯達和瑪蒂爾德在貝拉維斯塔區聖克裏斯多夫山（San Cristóbal Hill）腳下看到一座房子掛牌出售，房子雖然很小 ，但是背靠山坡，院子裏還有一彎溪水流過，環境十分幽雅，兩人當即便決定買了下來。之後聶魯達找到自己的好友， 加泰羅尼亞建築師Germán Rodríguez Arias（也是幫助聶魯達改建黑島的建築師），請他將這座房子改造成藏嬌的秘宅。
雖然這棟房子麵積不大，可因為是建在陡峭的山坡之上，改造工程卻並非易事。當建築師拿出設計方案後，聶魯達將房子的走向調了一百八十度，把主要的窗戶由原來麵向城市轉向麵朝群山。針對其它的設計細節，聶魯達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動，最後連Arias也不得不承認，這座房子與其說是他的設計，不如說是聶魯達的。
聶魯達為這座房子起名查絲寇納（La Chascona），在南美土著克丘亞語中查絲寇納是“蓬亂”的意思， 也是聶魯達對瑪蒂爾德的昵稱，因為她長了一頭野性十足的紅色頭發。當時聶魯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德莉亞還維持著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平時兩人住在聖地亞哥紐尼奧阿區（Ñuñoa）林奇大街上叫做“米卻肯 ”（Casa Michoacán de los Guindos）的住宅裏，聶魯達總是想方設法找各種脫身去和烏魯蒂婭私會， 為此還不得不買通他的司機，為他們的地下戀情行方便和保守秘密。這樣的偷情持續了三年，最終由於園丁的告發，德莉亞才知道自己的丈夫這麽多年瞞著她的外遇。雖然已屆70高齡，德莉亞還是無法容忍這樣的背叛，對她來說， “沒有愛，婚姻便不存在”。德莉亞憤然離開聶魯達，一個人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兩人的這段婚緣也走到了盡頭。分手後，聶魯達正式搬進查絲寇納，開始了和瑪蒂爾德一起的生活，從此兩人再也沒有分開。
在1973年的軍事政變中查絲寇納遭到叛軍士兵的搶掠破壞，政變發生後僅12天，聶魯達在聖地亞哥的桑塔瑪利亞醫院去世。聶魯達死後，瑪蒂爾德不顧自己的個人安危，堅持在這所房子裏為聶魯達舉行守靈儀式。次日詩人下葬，靈柩從那裏出發，聖地亞哥的人民自發地湧上街頭，加入送葬的行列，無視軍政府的禁令，以對詩人的悼念活動，向獨裁政權發出了首次無聲的抗議。
“我要你活下去，而我在沉睡中等你。
我要你的耳朵繼續傾聽風聲，
我要你繼續吸納大海的芬芳，
我要我所熱愛的事物繼續活下去，
而你，我愛的最多的人，繼續生機勃勃如花盛放。”
-——《愛情十四行詩》，第89首，聶魯達
聶魯達去世之後，馬蒂爾德獨自一人居住在查絲寇納，在這座兩個人曾經的愛巢中度過餘生。在軍政府統治時期， 聶魯達的作品在智利被禁止公開發行。是馬蒂爾德不畏風險，不懈努力，使聶魯達的遺稿得以保存、整理並在國外出版發行。在政變中被損毀的查絲寇納，也是馬蒂爾德在友人的幫助下，逐漸將其修複，為日後籌建聶魯達博物館打下了基礎 。1985年，馬蒂爾德病逝，翌年她的回憶錄《我和聶魯達》出版，把她的故事向世人講述。之前在很多人眼裏，馬蒂爾德可能被視為僅僅是破壞別人家庭的第三者，但她以自己多年的努力，證明了她才是聶魯達的真愛和未竟事業的繼承人 ，終於讓世人改變了對她的看法。
1986年，聶魯達基金會正式成立，辦公室就設在查絲寇納。詩人的故居被辟為博物館，對外開放。和其他兩個故居博物館一樣，遊客按照導覽圖的指示，在語音導覽的幫助下，自助完成參觀。遺憾的是，故居內部不讓拍照，隻能用圖冊上翻拍的照片做介紹。
查絲寇納導覽圖（網絡圖片）。
查絲寇納的標誌：太陽和一頭怒發。
查絲寇納故居。
牆上的壁畫，是聶魯達喜愛的魚的圖案。
左窗的窗飾是P與M連接在一起的愛情標幟（P和M分別是聶魯達和瑪蒂爾德的名字的首字母）。
五色石子的鑲嵌畫，是聶魯達的朋友、雕塑家María Martner的作品。
船長酒吧。生性熱情的詩人喜歡呼朋喚友，好友相聚，無酒不歡。
長長的餐廳，形狀宛如船艙。靠牆的長凳設計成鋼琴鍵盤的模樣。
客廳裏懸掛著一副馬蒂爾德的畫像，是墨西哥畫家裏維拉（Diego Rivera）的作品。畫中，裏維拉給馬蒂爾德畫了兩張臉，都長著標誌性的一頭卷曲的紅發，畫家還巧妙的把聶魯達的側麵輪廓畫在了馬蒂爾德頭發裏。
雙麵的馬蒂爾德（網絡圖片）。
—— “玩具屋”塞巴斯蒂安娜（La Sebastiana） ——
“我向你宣告我的愛情，瓦爾帕萊索，
等到你和我重新自由，
我要回來住在你的十字路口，”
—— 《漫歌集》，聶魯達
1959年，聶魯達厭倦了住在聖地亞哥，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希望換個環境，到瓦爾帕萊索居住寫作。他要找這麽一座理想的房子，麵積不大不小，地點適中，不高不低，既要遠離左鄰右舍，又不是離群索居，關鍵還要價錢便宜。 這聽起來似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聶魯達還真的在瓦爾帕萊索找到了這樣一所房子。這座叫“塞巴斯蒂安娜”（La Sebastiana）的五層小樓，名字來源於它的建造者，一位古怪的西班牙人Sebastian Collao，其中整個第三層都被他建成個大鳥籠。當1949年Sebastian Collao去世的時候，房子還未完工。
聶魯達一眼便看中了這座怪人建造的房子，唯一不太理想的是房子對他來說太大了。於是聶魯達找到他的朋友雕塑家María Martner（她為聶魯達的故居設計了很多石子鑲嵌畫）夫婦，兩家合買了下來。地下室和一層二層歸雕塑家夫婦，三到五層歸聶魯達夫婦。聶魯達花了差不多三年時間對這座房子改建裝修，於1961年9月18日，智利的獨立日那天正式入住。
聶魯達夫婦慶賀塞巴斯蒂安娜落成。
聶魯達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把塞巴斯蒂安娜改造成了“玩具屋”，一處能召喚出他孩童時光的地方 。他寫道，“不愛玩玩具的孩子不叫孩子，而沒有玩具的成年人則永遠失去他心中的童心了。我要把我的房子建成一個玩具，一天到晚在裏麵玩耍。”這是一座麵朝大海的房子，從高層的寬大的觀景窗望出去，瓦爾帕萊索美麗的城市和繁忙的港口盡收眼底。聶魯達喜歡在這裏度過每年的歲末，看著山腳下的城市港口和天空中綻放的焰火，辭舊迎新。
塞巴斯蒂安娜導覽圖（網絡圖片）。其中的3，4，5層是聶魯達的故居，現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
塞巴斯蒂安娜故居。
塞巴斯蒂安娜的屋頂。
樓梯間牆上的這幅石子鑲嵌畫，圖案是María Martner根據聶魯達收藏的一幅巴塔哥尼亞的古代地圖設計的 。
三層是客廳和餐廳。
從這裏寬大的玻璃窗望去，是瓦爾帕萊索城和海港的無敵美景。
詩人的家裏自然少不了酒吧。
四層是主人的臥室。
五層是聶魯達的書房。牆上裝飾著瓦爾帕萊索的油畫和老照片。左側門後牆上的畫像裏的是美國詩人惠特曼，聶魯達最崇拜的詩人。曾經有人問聶魯達畫像裏的人是不是他的父親，聶魯達回答說：”是的，他是我的‘詩 ’父，詩歌創作上的父親。“
聶魯達去世後，塞巴斯蒂安娜曾遭暴亂的軍人和暴徒劫掠破壞，馬蒂爾德獨自住在聖地亞哥，這座房子的樓上便被空置下來。一天馬蒂爾德接到樓下的鄰居，Martner丈夫Velasco醫生的電話，告訴她房子裏有奇怪的動靜。醫生來到樓上，發現門窗緊閉的房間裏竟然進來了一隻老鷹，便開窗把鷹放走，這隻鷹究竟是怎麽進來的，醫生百思不得其解。後來醫生忽然記起聶魯達生前曾對他說過，假如有來世，他願化成一隻鷹，回到這個世界。
聶魯達基金會成立後，著手對這所故居的整理修複。1991年，故居正式開辟為博物館。1994年，在故居的旁邊，修建了聶魯達廣場。
聶魯達廣場上的聶魯達銅像。
廣場上的另一座銅像是聶魯達的啟蒙老師，智利的另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 (Gabriela Mistral).
—— “一艘擱淺的船”黑島（Isla Negra） ——
“大海比陸地更潔淨，所以我來到黑島，住在海水泡沫堆積的岸邊”
—— 聶魯達
1939年，聶魯達卸任外交官的職務，從歐洲返回智利，打算尋找一處安靜的地方，作為思考和寫作的書齋，為構思中的《漫歌集》（又稱《詩歌總集》）的創作做準備。通過報上的一則廣告，聶魯達在離聖地亞哥一百公裏的聖安東尼奧港附近一個叫做Las Gaviota的小漁村找到了一塊正在出售的土地，上麵隻有一座小小的石頭房子，主人是一位退休的船長，名叫Eladio Sobrino的西班牙人。偏遠的小漁村隻有幾戶人家，瀕臨浩瀚的太平洋，那裏的寂靜和激蕩不息的海浪，正好能夠帶給他所需要的激情和靈感，於是聶魯達向出版商預支了《漫歌集》版稅，將這個地方買了下來，為之取名為黑島。
黑島其實並不是一個島，而是一片荒凉的海灘，為何取名黑島，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因海邊黑色的礁石而得； 另一種說法出自聶魯達1931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信中聶魯達提到他在爪哇的海灘上，遠眺“蘇門答臘的黑色島嶼 ”。
黑島海灘。
買下黑島之後，聶魯達對黑島先後進行了多次改造。第一次改造工程始於1943年，曆時兩年，由聶魯達的朋友西班牙建築師Germán Rodríguez Arias主持，聶魯達本人也參加了設計，並親自監督施工。1965年，在另一位朋友和建築師Sergio Soza的協助下，又對黑島進行了擴建，將原來幾座分散的建築連為一體，又增加了馬房和書齋 。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將黑島改造成一座麵積超過500平方米的海邊別墅。聶魯達經常在這裏居住寫作，接待朋友， 在他幾處居所中，黑島是聶魯達最鍾愛的。詩人的後半生在智利的很多時間包括生命中最後的時光都是在這裏度過的， 他的許多重要作品也是在這棟房子裏完成的。
從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到黑島，差不多有一百公裏路程。由於沒有合適的公共交通，我們選擇了租車自駕。可能因為交通不便的原因，來黑島故居參觀的，多數來自智利本國，外國遊客很少。在聶魯達的這三處故居中，聖地亞哥的查絲寇納算是他的外宅，而瓦爾帕萊索的塞巴斯蒂安娜則是與朋友合買的度假屋，在政變時期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規模和展品都十分有限。隻有黑島最值得參觀，因為它的曆史最悠久，保護最完好，內容最豐富，意義也最重要。以往參觀過的名人故居，有些就是一個空殼子，徒有其名，真正與屋主相關的文物寥寥無幾。相比之下，黑島故居非常完整地保存和再現了聶魯達生前的生活環境，琳琅滿目的各種展品，特別他收藏的各種物件，雖然把各個房間對得滿滿的，看去有些雜亂無章，卻很能反映出詩人獨特鮮明的個性。
黑島導覽圖（網絡圖片）。
黑島是由幾幢外形各異不規則的建築串聯而成，整體看去是一條蜿蜒的弧線，一半像船，一半像火車。圖中的號碼分別是：① 歡迎中心 （Welcome） ② 入口 （Entrance）③④ 沙龍（Salon）及人形船艏木雕 （Figureheads）⑤ 餐廳（Dining Room）⑥ 臥室（Bedroom）⑦ 船與鍾塔（Campanile & Boat）⑧ 酒吧 （Bar）⑨ 麵具回廊（Mask Corridor）⑩ 書房（Desk Room）11 起居室（Living Room）12 圖書室（Library）13 馬雕室（Horse Room）14 蝸居（Covacha）15 貝殼展室（Sea Shell Exhibition Room）16 聶魯達夫婦墓地（Pablo & Matilde's Grave）
黑島故居建在海濱的山坡之上。
黑島故居。
這座魚形雕塑裝飾的造型後來被選為聶魯達基金會的會標圖案。
故居前的院子裏有一座火車頭，是聶魯達當年用牛車運來的古董。父親是火車司機的聶魯達對火車有著一種偏愛。
牆上魚形圖案的石子馬賽克是詩人的雕塑家朋友的設計。
故居的入口處，橫梁上鐫刻著聶魯達的詩句："Regresé de mis viajes. Navegué construyendo la alegria" 譯成中文意思是 ”我自遠行歸來，快樂來自旅行。 “
查了一下，這兩句出自《葡萄與風》中的一首詩El Canto Repartido《分享之歌》。《葡萄與風》出版於1954 年，是他訪問中國印度蘇聯等國之後出版的詩集。
進到故居內，首先來到主人待客的沙龍，客廳裏的擺設裝飾都與航海主題有關，其中有聶魯達收集的帆船航海時代頗為盛行真人大小的人形船艏木雕。航海是他最鍾情的主題之一，壁爐邊的茶幾居然是用舵盤做的。
接著進入餐廳，房間的中央擺放著一張巨大的圓桌。聶魯達不喜歡獨自進餐，飯桌上總是高朋滿座。他慷慨大方，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隨時到黑島，在酒吧裏喝酒聊天，做客吃飯。餐桌上彩色的玻璃杯來自葡萄牙。聶魯達對彩色的玻璃杯情有獨鍾，他曾寫到：
”我喜歡餐桌上
我們交談的模樣
光線透過酒瓶
智慧的葡萄酒閃著光芒“
—— 聶魯達
雖然曾流亡多年，聶魯達卻一直深受智利人民的尊敬。據說他當年在黑島想吃什麽魚，隻要用手旗給海上的漁船發個信號，晚飯時分那魚準會出現在黑島的餐桌上。
黑島故居的餐廳。
黑島的酒吧。聶魯達好飲善飲，還喜歡在酒吧親自為客人調酒。
酒吧樓上的二層是聶魯達夫婦的臥室。一張大床，對著兩扇大玻璃窗，躺在床上，便能看到浩瀚的太平洋，每天一睜眼，便是”麵朝大海，春暖花開“。聶魯達相信太陽有一種神秘的能量，於是他的床被擺放成特殊的朝向 ，每天早晨太陽從他的頭頂升起，黃昏在腳下墜落，這樣自己一整天都會感覺精神飽滿。臥室的壁櫥裏，還掛著聶魯達當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頒獎儀式時穿過的禮服。
窄小狹長的麵具走廊，如同一節火車車廂。兩邊的牆壁的窗台上擺滿了聶魯達收集的各種麵具類的工藝品。
聶魯達是一位狂熱的收集家，他收藏到並不是什麽值錢的寶物，而是各種小物件。按照他的自傳的說法，這些都是 “自己的玩具，畢生收集，僅供消遣”。黑島的故居了堆滿了他的各式收藏，大概分為幾大類：一類是與航海有關的，船模，船艏，海圖，羅盤等；另一類是各種工藝品藝術品，比如陶器，木雕，酒瓶；還有一類就是與大自然有關的，如動物，昆蟲，蝴蝶標本。他對蝸牛殼、海螺殼和貝殼特別著迷，自稱“軟體動物學家”，先後共搜集了各種殼類一萬多枚，大部分後來都遺失或捐贈了，黑島故居現存六百多枚，專門開辟了一個陳列室展出。這些愛好和收藏，很可能和聶魯達童年的生活經曆相關，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詩人的個性：開朗豁達，興趣廣泛，隨意率性，不拘小節。
聶魯達收集的各式各樣的酒瓶。
放在瓶子裏的船模，是一位來自智利南方科洛內爾的老海員卡洛斯·霍蘭德按照到過智利海域的真實船隻的樣子替他精心製作的。
圖書室裏陳列了許多與航海有關的收藏，有古老的海圖，帆船模型，星象儀，地球儀，望遠鏡，羅盤。聶魯達熱愛大海，連他寫詩的鋼筆也隻用藍色和綠色的墨水，因為那是海水的顏色。
書房的牆上掛著他崇敬的作家、詩人的照片：雨果，大仲馬，波德萊爾，惠特曼。
客廳的壁爐，彩石向前的裝飾也出自María Martner之手。
這座馬的木雕是他童年居住的城市一家商店放在櫥窗裏招攬生意的標誌，和真馬一樣大小，栩栩如生，童年的聶魯達每次從櫥窗前經過，都要佇足許久。成年以後，聶魯達多次想從店主手裏買下那座雕像，都被拒絕了。後來那家店因火災關張，聶魯達聽到消息以後，幾經輾轉終於托人買了下來，運回黑島家中，特意加建了一個房間，專門陳列。
除了上麵的那間馬房，1965年擴建黑島時還增添了一間小小的書齋，聶魯達將之命名為Covacha（蝸居）。這裏成了聶魯達鍾愛的工作室，書齋的窗前放著一張他最喜歡的桌子，因為桌麵的木料來自海上。按照語音講解的介紹，有一天早上，他從臥室看出去，看到海麵上有一塊木板飄著，他推醒妻子說，我的桌子來了。聶魯達在岸上等了一天，到下午那塊木板才隨著潮水漂到岸邊。那是一塊船板，有差不多半尺厚，被他找人拖回來做了桌麵。書齋裏還有一個水池。據說，他每天寫作前後都要洗手。中國古人琴棋書畫也講究焚香沐浴，洗手更衣，這種儀式感，是對創作的虔誠之心。
不太會遊泳的聶魯達卻有一個船長的夢。黑島別墅前麵的沙灘上“泊”著一艘小船，從未下過水。“我喜歡船，而船在陸上是更安全的。”詩人生前常和朋友在甲板上飲酒作詩，抒懷暢談。船邊矗立著詩人親自設計的鍾塔。
七十年代初的智利，由於阿連德政府奉行的社會主義政策，采取了一些過激的改革措施，導致智利國內經濟狀況惡化，國際上的敵對勢力趁機拉攏智利國內的反對派，策劃推翻阿連德政權。1973年9月11日，據說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下， 保守派軍人皮諾切特發動政變，叛軍出動了飛機坦克圍攻總統府，聶魯達的好友阿連德總統在莫內達宮遇難。不幸的消息傳來，本來已患前列腺癌的聶魯達病勢更加嚴重。政變之後，叛軍抄了聶魯達的家，試圖在他家裏搜出武器。聶魯達對那些士兵說：“這裏的唯一武器就是詩句。”最後那些士兵什麽也沒有搜出，隻得灰溜溜地離開。9月19日，詩人病情加劇，被從黑島的住所送至聖地亞哥的醫院治療搶救，但在4天之後，於9月23日與世長辭。按照官方說法，他是死於前列腺癌引發的心髒病。但是據後來調查的證據顯示，詩人的死因，並非如此，而是由於“第三方的介入”，聶魯達或許是政治謀殺的犧牲品。
聶魯達死後，在聖地亞哥被草草埋葬，而沒有按照他的遺願葬在黑島。他的作品在智利被禁，獨裁的軍政府試圖把這個智利文化的象征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在他的遺孀和友人的不懈堅持和努力下，聶魯達並未被智利人民淡 忘。1992年，在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垮台之後，接任的民選政府才按照詩人生前的遺願，把他的遺骸遷到他的故居黑島， 和瑪蒂爾德合葬在一起。
建在黑島故居旁山坡上的墓地，形狀宛如一艘駛向大海的船頭。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著兩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
當年聶魯達在《漫歌集》中寫下了他的遺囑：
“同誌們，請把我埋葬在黑島，
麵對著我熟識的海洋，每個狂暴的空間都有岩石和風浪，
而這一切，我那遺失的雙眼將永遠不能再看見。”
“在我的旁邊給我所愛的人挖個墓穴，
有朝一日將她埋葬，
再一次在大地上與我為伴。”
十九年後，詩人終於魂歸故裏，長久陪伴他的是一生的最愛：船、大海和瑪蒂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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