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一周（上）
按照多少年以前擬定的先難後易、先遠後近的大致的旅行規劃，在去了非洲、中東、南美、中美、南極、印度等等之後，我終於到了英國，到了倫敦。
吃葡萄時，有人喜歡從最大的逐漸吃到最小的，這樣，他永遠在吃著最好的；而有人則習慣從最小的吃起，這樣，他越吃越好。我的旅行計劃不像“吃葡萄方針”那樣有哲學意義，隻是完全出於現實的考慮—年紀不饒人。現在回頭看，當初的決定真是太英明了。
毋庸贅言，我對倫敦非常熟悉，通過從狄更斯的《霧都孤兒》（Oliver Twist）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到克裏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畸形屋》（Crooked House）等等小說，從“三十九級台階”（The 39 Steps）到“不列顛之戰”（Battle of Britain）等等電影，從無數的電視畫麵到無數的圖片，可以說，我對倫敦的泰晤士河、白金漢宮、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海德公園、塔橋、大笨鍾等等等等如數家珍，因此，盡管是初訪倫敦，我卻很有點舊地重遊的感覺。不過在實際上，倫敦還是有太多的有意思的地方我以前一無所聞一無所知。
第一天
清早去特瑞法爾伽（Trafalgar）廣場旁領取在網上預訂的包括交通和若幹景點門票的倫敦通票（London Pass）。那廣場紀念納爾遜（Horatio Nelson）完勝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雖然他自己在鏖戰中負傷不治身亡）的特瑞法爾伽之戰。我順便在周圍轉了轉。不過高高站在廣場中央的紀念圓柱頂上的納爾遜黑黢黢地看不真切；那些噴泉和雕塑也都光線欠佳；國家藝術館和國家肖像藝術館都還關著門；廣場上人已不少，坐著的那些想必是在等待藝術館開放；建於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聖公會（Anglican）的聖馬丁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裏隻有寥寥可數幾個格外勤奮的祈禱者。
聖馬丁教堂門外前的雕塑（剛降臨人世的耶穌？）。
無意中看到了艾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l，1865-1915）紀念碑。卡維爾是個居住在比利時的以實行現代護理而小有名氣的英國護士。在殘酷的世界大戰中，她以同等的仁慈善良細致耐心救護敵對雙方的傷病士兵。然而因為幫助了二百來個英法士兵逃出德軍的控製，她被軍事法庭以荒唐的叛國罪判處死刑，於1915年10月12日被德軍行刑隊槍殺。
在去世的前夜，卡維爾寫道：“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一定不能仇視和怨恨任何人。”
她的死引起了世界輿論對德國的強烈譴責。
卡維爾的事跡至少被拍成過四部電影，而其中最早的居然是澳大利亞人在1916年出品的無聲片“護士卡維爾殉難記”（The Martyrdom of Nurse Cavell）！
卡維爾紀念碑。
回到住處把倫敦通票分發給同伴們以後，大家一起去白金漢宮前看皇家衛隊換崗儀式。去得晚了，好位置差位置都早沒了，我隻得擠在不是位置的位置上看熱鬧。
白金漢宮前的衛隊交接班儀式大概是世界上人數最多、場麵最大、服裝最華麗的同類儀式。
占了白金漢宮前風水寶地的人們，不曉得他們在這裏等了多久。
警方對扒手（和公眾）的友情提示：“小偷們注意了，這一帶有便衣警察在活動”。
因為在下午2:15還得返回去參觀白金漢宮，等下崗的衛隊從視線中消失以後，我利用那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穿過廣場北麵的加拿大門，看了加拿大紀念碑，再往西去看了紀念拱門、新西蘭戰爭紀念碑、惠靈頓馬上雕像、澳大利亞戰爭紀念碑、皇家空軍轟炸機指揮部紀念碑（RAF Bomber Command Memorial）等小景點，然後從綠園（Green Park）繞回白金漢宮。
從南非的布爾戰爭（Boer War，1899-1902）開始，澳大利亞人曾經雄赳赳氣昂昂追隨著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南征北戰，拋頭顱，灑熱血，直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1941年12月10日，日本轟炸機群於偷襲珍珠港的三天之後，在馬來半島沿海炸沉了澳大利亞的兩艘戰列艦，從而一舉摧毀了澳大利亞本來就脆弱得不像話的海上屏障。意識到英國人正在泥菩薩過江，自顧不暇，剛就職才兩個多月的總理柯廷（John Curtin）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在12月26日那可能是澳大利亞曆史上最著名的新年致辭裏，柯廷宣布：“澳大利亞指望著美國……我們知道英國麵臨的問題，我們知道分散力量的危險，但是我們也知道，澳大利亞會完蛋而英國一定能頂住。因此我們決定，澳大利亞不該完蛋，我們將竭盡全力，以美國為核心，製定一個足以賦予我們國家堅持下去的信心、直至戰局朝不利於敵人的方向轉變的計劃。”
同時柯廷下令緊急撤回了澳大利亞在北非、地中海和歐洲作戰的地麵部隊，並將他們置於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統領之下。
麥克阿瑟在1942年3月從菲律賓撤退到達爾文，標誌著澳大利亞免除了遭受日本地麵入侵的危險。因而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澳大利亞是美國人在二戰中解放的第一個國家。
從此澳大利亞成了山姆大叔的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忠心耿耿，二戰後從朝鮮戰爭一直打到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
所以英國人可不能輕信下麵銘文中的許諾，哪怕英國女皇至今仍然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元首。
澳大利亞戰爭紀念碑：“不管你們負荷什麽樣的重擔，我們必以肩助之。”
2012年揭幕的皇家空軍轟炸機指揮部紀念碑，上有銘文：“自由是那些敢於保衛它的人的專利。”
白金漢宮裏允許參觀的那部分遠不如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夏宮（Schonbrunn Palace）和巴黎凡爾賽宮那樣富麗堂皇，不過比起丹麥、瑞典那些國家的皇宮，還是體麵得多了。
在宮內不能拍照。
白金漢宮後花園。
離開白金漢宮後我去西麵的海德公園。
那片土地自1536年以後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獵場，1637年起成為供市民休閑的公園，其現代特色是在那裏不時舉行的政治集會和專門“妄議”朝政的自發的演講和辯論。
海德（Hyde）公園裏的戴安娜紀念泉（Diana Memorial Fountain），據說那不斷流淌的清水體現了戴安娜不拘束縛的精神以及對孩子的熱愛。
海德公園裏的蒙麵人。
記不清在小學還是中學的語文課本裏有一課介紹海德公園的演講角。小時候懵裏懵懂，隻知道認生字，背課文，完全不能領會那演講角體現的言論自由的意義。我猜想當今編教科書的老師們絕對不會選那樣的文章了。現在的審查官和學生都特別善於舉一反三。
在自媒體風行的今天，那地方也早已徒有虛名了。
海德公園裏著名的演講角。
海德公園裏的蛇湖藝術館茶亭（Serpentine Gallery Pavillion）。
埃爾伯特（Francis Albert Emmanuel，1819-61）紀念碑坐落在海德公園的南部中間。
埃爾伯特王子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科堡（Coburg），比他的表姐維多利亞小三個月。他們倆在1836年初次相逢時，十七歲的維多利亞就喜歡得不要不要的，她顯然也屬於“相貌協會”，她寫道：“（埃爾伯特）極其英俊。他頭發的顏色跟我差不多；他的眼睛很大，藍瑩瑩的；他有漂亮的鼻子、甜蜜的嘴唇和整齊的牙齒。不過他臉上最突出的是他的表情，那太迷人了。”
次年，維多利亞登上了英國女皇的寶座。
他們在1839年再次見麵時，女皇向埃爾伯特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他倆在1840年成親，然後一口氣生了九個孩子，其中沒有一個夭折，在那個時代，這近乎於奇跡。許多學者將之歸功於家庭主夫埃爾伯特健康衛生的理家觀念。
埃爾伯特思想開明進步，熱衷公益，他大力提倡教育改革、改善社會福利、照顧窮人、廢除農奴製。他對維多利亞在思想上（從而在政策上）的潛移默化是英國在1848年前後沒有發生德、法那樣的革命和動亂的重要因素。他排除萬難一手操辦的1851年大博覽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極大地擴大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在世界上的影響。他用舉辦那個博覽會獲得的利潤為國家買下了大量地皮，在那些土地上後來陸續建起了自然曆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倫敦帝國學院、皇家埃爾伯特大廳、維多利亞與埃爾伯特博物館等等不朽的建築。
埃爾伯特是女皇最親密最信賴的顧問。他說服女皇在處理與國會朝野的關係時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從而幫助完善了英國的君主立憲製。
他是女皇一切私人事務的大管家。他還是個精明的理財能手，陸續為女皇添置了不少房地產。
在正當壯年的四十二歲之際，埃爾伯特死於傷寒（或胃癌）。他的去世令維多利亞女皇心碎欲絕。在守寡的整整四十年裏，女皇永遠隻穿黑衣。埃爾伯特生前房間裏一切保持如舊，女皇甚至要求每天都得往那裏送洗涮的溫水，更換那裏的毛巾和床單。
英國民眾開始時不太喜歡埃爾伯特，他們嫌他是外國人，而且是經常跟英國作對的德國人，盡管在結婚以前他就入了英國籍；嫌他出身於小地方；嫌他的家族裏有許多人是羅馬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861年，舉國上下為他的英年早逝而痛惜。
埃爾伯特紀念碑一。
埃爾伯特紀念碑二。
晚上我和同伴們一起在埃爾伯特紀念碑對麵的皇家埃爾伯特大廳聽PROMS音樂會。
皇家埃爾伯特大廳一。
如今的PROMS是由BBC組織的每年夏季為期八周、以埃爾伯特大廳為主要場地的古典音樂節，它被譽為“世界上最大最民主的音樂節”。
PROMS孕育於十九世紀中期，是當時的一些音樂人和社會精英意在普及古典音樂、提高公眾音樂素養的創舉。初期的音樂會在公園裏免費演出。如今埃爾伯特大廳的表演不再免費了，不過在演出當天門售的一千三百餘張站票單價隻需六英鎊，從而還是繼續保持著英國的傳統之一。
皇家埃爾伯特大廳二。
皇家埃爾伯特大廳三。
皇家埃爾伯特大廳四：走廊裏掛著的華裔美籍指揮家張嫻的照片。張嫻本、碩就讀於在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指揮係，博士畢業於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她是PROMS邀請的第一位女指揮。
第二天
去溫莎（Windsor）城堡和伊頓公學（Eton College）。
溫莎鎮在倫敦西三十五公裏處，有居民三萬二千多。
自十二世紀初以來，溫莎城堡一直是曆朝曆代王室的居所，這在歐洲的王宮裏獨一無二。
二戰中倫敦大轟炸期間，溫莎城堡是皇室的避難所。
前不久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是希特勒，而是英國人。跟所有企圖顛覆曆史的“陰謀論”一樣，文章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其空穴來風之一，就是英國皇室本來就是德國種。
當代的英國皇室原來確實因為埃爾伯特王子的緣故而稱薩克森-科堡與哥達（Saxe-Coburg and Gotha）王朝，換句話說，至少在名義上，那是個德裔王朝，直至1917年一次大戰中國民反德情緒極其高漲時才被迫根據皇室居住的溫莎城堡而改為溫莎王朝。從父係的角度判斷，過去一百年裏大英帝國的兩位皇帝喬治五世（George V）、喬治六世和一位女皇伊麗莎白二世都是德國人。不過關鍵的是，他們絕對是歸化的忠誠的英國人。
溫莎城堡一。
溫莎城堡二：城堡與希思羅機場的直線距離隻有十一公裏，因此頭頂飛機的轟鳴聲不絕於耳。
溫莎城堡三：在傳統上，英國皇家衛隊的帽子是熊皮製的，不過我想在環境保護、動物保護意識深入人心的今天，他們或許已經與時俱進，改用某種化纖的料子了。何況在大熱天戴這麽個小山似的熊皮帽子，也太讓人勉為其難了。
溫莎城堡四。
從溫莎往北橫跨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小橋，就進入了伊頓。那是個伴隨著伊頓公學的建立而發展起來的小鎮，因此已有五百多年的曆史。
伊頓鎮上的圖書館。
伊頓公學是個public school。英國的public school與眾不同，它們實際上是標準的私校，所謂的public，是指它們招生不受學生的種族、宗教信仰、父母職業、家庭住址等因素的限製，任何人，隻要付費，就可能入學（當然還得符合德智體各項標準）。英國用納稅人的錢辦的學校叫state school。
伊頓公學大概是世界上最牛的中學。它的校友群星璀璨，其中有十九個英國首相（包括在滑鐵盧擊敗拿破侖，奠定了歐洲百年和平的基礎的惠靈頓）、六個諾貝爾獎得主、三十七個英國最高軍功章維多利亞十字章的獲得者。詩人席勒（Percy Shelley）、創造了“007”係列的弗萊明（Ian Fleming）、《動物莊園》（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George Orwell）、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凱恩斯（John Keynes）等等都在他們“三觀”形成的關鍵歲月裏在伊頓公學接受過熏陶。
除了英國的貴族世家社會精英，世界各國尤其是英聯邦國家的上流社會也往往把他們的子弟送到伊頓公學培養。
現在伊頓公學大約有一千三百餘學生。那裏師生的比例為1:8。
伊頓公學在2017/2018年度招生二百六十名。每學期學費為12,910英鎊，每年三個學期，因此全年學費為38,730英鎊。當然，跟大多數私校一樣，伊頓公學每年都有不少獎學金甚至全免學費的名額。
2011年時，從一個在索馬裏被擊斃的“基地”（al-Qaede）組織的頭目身上，人們搜出了該恐怖主義組織打算襲擊伊頓公學的計劃。
伊頓公學一。正麵雕像為伊頓公學的創始人亨利六世（Henry VI）。亨利六世在1440年辦學的初衷，隻是希望他覺得“孺子可教”的七十個貧民子弟能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伊頓公學本是個國王籌辦的“希望工程”。
伊頓公學二：校務辦公室。英國人的低調莫以此為甚。
伊頓公學三：伊頓公學的男孩。照片裏似乎有一張亞洲麵孔。我希望他來自中國大陸。不管他的父母是太子黨、官二代，還是富二代，肯花大錢把孩子送到伊頓這樣的學校讀書的家長都是懂事明理的人，應該得到點讚。
在假期裏，伊頓公學是可以參觀的。可惜我到的那天剛好假期結束，學校要開新生家長會。
伊頓公學四：出席新生家長會的人們。
從伊頓回到溫莎，又回到倫敦，我按圖索驥，一路依次走過聖詹姆斯（St James）公園、克拉倫斯府（Clarence House）、聖詹姆斯宮（St James's Palace）、女皇小教堂（Queen’s Chapel）、綠園、Piccadilly大道、皇家藝術學院和加拿大之家，然後穿過特瑞法爾伽廣場，到達泰晤士河上的金婚紀念橋（Golden Jubilee Bridge）。在那橋旁，我還看到了克婁巴特拉方尖碑（Cleopatra's Needle）。
聖詹姆斯公園。
聖詹姆斯宮。這座完成於十六世紀上半葉的都鐸（Tudor）式建築曾經是英國皇室在倫敦最重要的產業之一。1840年維多利亞女王和埃爾伯特王子就在此舉行婚禮。戴安娜跟查爾斯離婚以後，一度帶著威廉和哈裏住在這裏。這裏至今仍然住著若幹皇室成員。皇室的一些機構如皇家衛隊總部、外交使團保衛處、皇家收藏部等的辦公室也在樓裏。
綠園裏高唱宗教歌曲的姑娘。
Piccadilly大道街景一：裏茨大酒店，世界上最高大上的旅館之一。為滿足好奇心，我上網查了下，那裏一個單臥套房每晚打折後的租金為1,090英鎊。
Piccadilly大道街景二。
Piccadilly大道街景三：皇家藝術學院。
Piccadilly大道街景四。
克婁巴特拉方尖碑。碑高二十一米，重二十點三噸。倫敦有三座埃及方尖碑，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此碑在公元前1450年由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下令立於古城Heliopolis（現今開羅的一部分），公元前12年被羅馬人遷到了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為其情人愷撒大帝（或安東尼）在亞曆山大所建的神廟。碑倒坍後被深埋於土中約二千年。1819年，埃及暨蘇丹帕夏穆罕默德·阿裏（Muhammad Ali）為慶賀納爾遜和阿伯克龍比（Ralph Abercromby）分別在海上和陸地擊敗拿破侖而以此碑為禮贈送給英國。財大氣粗的英國政府讚賞埃及人的恭敬，卻不肯為運費買單，最終埃及人不得不送佛上西天，好事做到底。
倫敦黃昏：國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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