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舉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裏姆林宮接待了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後者想急於了解蘇聯政府在出兵對日作戰問題上的立場，斯大林絲毫不加掩飾地對他說，現在日本非常懼怕蘇聯參戰，而蘇聯再也不用過多地擔心日本的挑釁或進攻了。為此，他給美國大使舉了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他說，在不久前東京舉行的一次官方招待會上，日軍總參謀長杉山曾向一位蘇聯代表建議說，日本方麵很想與蘇聯首腦舉行會晤。杉山說，德國人並不在日本人眼裏，日本同德國的條約不過是一紙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見杉山，所以沒有給他以任何答複。日本這一作法表明了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其恐懼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日本的一個高級軍官竟然在這樣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蘇聯代表進行試探。”
關於第二個例子，斯大林對哈裏曼說：“日本立場改變的另一個證明還反映在，日本人現在已經同意了我們提出的把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北部開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讓權賣給蘇聯。早在1941年4月我們就談起過這筆交易，當時還打算在同年10月辦妥一切手續。但是後來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兩年多，現在他們突然願意實現那份原有的協議了。這是東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個跡象。”
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就獲得了蘇軍將在戰勝德國3個月後即對日宣戰的情報。但是，狂妄好戰的日本軍部認為，蘇聯的對日宣戰和出兵時間應該大有疑問。他們覺得蘇軍的進攻不會那麽快，準備工作也不會在那麽早就完成。他們甚至判斷認為，蘇軍一定要等到日軍“瓜熟蒂落、不堪一擊”的時候才會真正出兵作戰。可是，他們沒想到，形勢發展得太快了，那絕好的“瓜熟蒂落”的時機恰好在德國投降3個月後就到來了。此外，日本方麵的史料還說，此時日本軍部並不知道雅爾塔會議期間還有那樣一個關係到中國主權問題的密約，這隻是在戰後他們才知道的。根據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關於結束戰爭的曆史文件》的披露，還在蘇聯沒有作好最後出兵作戰的準備時，曾經一度幫助日本與美國進行和平試探的艾倫·杜勒斯就已經在私下裏把該項秘密告訴了日本方麵。
1945年4月5日，當朱可夫正領導西線蘇軍展開總攻柏林的激烈戰鬥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把蘇聯政府不準備延長《日蘇中立條約》的決定當麵通知了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在闡述這樣做的理由時，莫洛托夫毫不客氣地說：“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國的對蘇戰爭，同時也已同蘇聯的盟國英國和美國處於交戰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認為《日蘇中立條約》已經失去存在的意義，因此完全沒有再讓它繼續存在的理由了。”按規定，該條約有效期為5年，如果在期滿前一年任何締約國一方不宣告廢除的話，它將繼續延長5年。
現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氣得直咬牙根：怎麽趕得這麽巧呢？至此，他們應該明白，這是蘇聯方麵準備參加對日作戰的一個明顯步驟，同時也是向他們發出的一個嚴重的警告信號。
但是，狂妄的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對此並沒有特別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眼前的時局。於是，日本國內在“無論如何也要勝利”的口號下，仍然煽動戰爭的歇斯底裏。鈴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義宣稱：“我們將毫不退讓地繼續前進，並以勝利最終結束戰爭。”
自然，日本政府也沒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蘇聯。它一方麵表麵上向蘇聯款送風情，甚至不斷派出所謂“親蘇派”官員赴蘇；而另一方麵，它也深知日蘇戰爭終不可免，因之在不斷地做著各種戰爭準備工作。當然，這時與以前所不同的是，由準備入侵蘇聯改變成了防範蘇聯對它的“入侵”。日軍軍部認為，蘇軍將首先在中國東北地區和北朝鮮發動進攻。在4月間，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向各戰區和非戰區軍以上司令部下達了一份絕密軍事文件，即《蘇聯東部地區蘇軍後勤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蘇聯遠東地區的各種經濟和軍事情報的總匯，它包括蘇聯在該地區的人口統計、經濟實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鋼材）、軍事工業、西伯利亞鐵路運輸能力（包括平時和戰時）等計算和分析，最後還對蘇聯出兵作戰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糧食、彈藥、燃料等補給量做了估計和判斷。報告認為，蘇軍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戰兵力為55—60個步兵師，這是指在單靠西伯利亞鐵路運輸情況下的算法；倘按理論上的計算，他認為最多可以達到80個師左右。
此後，日本便逐步加強其關東軍的實力，並下令所有在滿洲的退役軍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擴充其對蘇聯的防務。同樣，從1945年4月份以後，蘇聯也開始把大量的西線兵力，特別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條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戰經驗的部隊，逐步地運送到遠東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