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勃的傳世名言
玄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泰伯
王勃少年以文得誌，爾後仕途坎坷，屢遭陷害，命幾不保。幸在高宗一改太宗暴戾，以寬容用人，得以赴交趾啃老。途中經過南昌，遇洪州都督閻伯嶼，幸得禮遇，一篇滕王閣序傳世，也造就了那段垂範千古的文壇佳話。後來王勃不幸遭難，生命雖短，其才其識卻足以照耀古今。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到處都在發掘曆史題材尋找祖宗隱蔽，滕王閣序這部名篇就越來越為人們所熟知了。這部駢體文處處用典，句句都是名言，很多人喜歡那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然這裏的斷句不像典型的七言近體詩的四三分，而是二五分。尤其後句，其意思是秋水和長天都成了同樣一個顏色。然而，如果僅是如此，這篇文章還不足以奠定其在文壇散文中的統治性地位，必須有能充分透視人性抒發個人胸襟的東西才行。而起到這個作用的就是此文的中間篇章。自“遙襟甫暢，逸興遄飛。”一轉，層層遞進直至結出“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達到此文最高潮，也正跌出作者正義。後麵稍加烘托，至“東隅已逝，桑榆非晚。”過渡，然後進入結語次第。
王勃這句“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是文章的核心，而且這句話也正牽涉到儒家關於個人入世方麵的重要原則。中國漢文帝與漢章帝時代是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盛世，卻依然有天才賈誼的被貶，和義士梁鴻的見逐。而王勃本意就是雖然自己遭際坎坷甚至人生苦難，卻並不因此而否定當時的社會的盛世和帝王的聖明。而理想與現實的這個碰撞正關乎儒教中士人當如何入世的核心理念.
此文開頭列了引語：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正是孔子對入世從政人員提出的一個為官原則。在孔子時代，中國正處於春秋末期的禮崩樂壞狀態，孔子認為那是一個無道的時代，所以就向學生們強調首先要學好學通社會所用的人文理念，然後再幫助君主與主政者構建一個有道的盛世。同時孔子也告誡學生們切勿助紂為虐，不要在無道的政治中欺壓民眾而獲取自己的財富與地位。
這段話作為一個人自我要求本是合適而周全的警言，但拿來作曆史甄別和普遍通用的價值判斷就會遇到一些邏輯困難。如果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來指導自己的從政道路，那麽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當今社會是有道還是無道？用什麽準則來判斷？
我們與其以此為從政原則，毋寧以此為為政原則。就是說設若我們有了施政權力，對於無道之事無道之政，寧肯安守貧賤也予以拒絕。那麽這裏又遇到同樣的問題，就是何以判斷有道無道呢？看似悖論，實際上很簡單。人對自己經曆的事情可以很確定地判斷出有道與無道，無論是市井瑣事，還是國家大政方針，莫不如此。但是人很難判斷社會整體的有道與無道，因為絕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別人在做，對於當下的事情尤其如此。
因為這樣的困境，往往是人們根據自己的地位來吹噓盛世或者抱怨末世。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在於人的本性，怠惰和欲望的驅使是人的通病。功成名就的人往往會讚揚當下是太平盛世，如果說當代是無道，那豈不是可以用孔子所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來推理出自己的恥辱嗎？懷才不遇的人往往會抨擊當下是亂世，如果說當代有道，那豈不是可以用孔子所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而推理出自己的恥辱嗎？而反觀王勃的遭遇和他的個人認知，表現出了極宏大的胸襟。
民國初期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是有道還是無道？曆來對那段時間都沒給啥好詞，孫中山和蔣介石他們自然不會有好的評價，畢竟是死對頭，北伐戰爭就是劍指那一眾軍閥和他們那個憂憤而卒的總瓢把子袁世凱。而共和國至今的宣傳基調更是以萬惡來描述，極盡痛斥。如此說，自庚子之難的清末到孫中山改都金陵這二十多年自然是昏聵無道了。然而，據經濟史家所披露的經濟曆史數據，那個時代的中國是經濟自由蓬勃發展的歲月。本人不是經濟專業人士，這一點還煩請專業的網友們查證。但是，在社會的另一個側麵卻反映出令人無可辯駁的盛景。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是真正配得上勤勞勇敢與善良幾個詞，作為後世人的我們對這幾個詞完全無顏承受。那個時代的高等教育蓬勃發展，外國的教育家可以大展手腳，而中國的掌權者也傾力支持。而且這些支持教育的人毫無私心，沒有誰把維護自己權力美化自己的統治參雜進教育中來。因為對國家對民族的一腔熱血，甘願做隻出錢不要回報的冤大頭。前些年有人發起二十世紀國學大師的評選，而選來選去，所有這些大師無一不是成長成熟於二十世紀的前四分之一那個年代。非但文學界如此，自然科學界也幾乎同樣的現象。或者成長於那個年代，或者受那個年代以來的教育成果所賜。那時的中國政壇真心重視發展教育，政治隻服務於教育，而從不要求教育向政治服務。於是就有了後來大師輩出的景象。本世紀初錢學森先生向當政者發出了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科技創新人才？錢先生這麽問，其實是因為他有了答案，隻是不便明說，裝個糊塗而已。因為明說了搞得大家麵子上都過不去，也不會有好結果。那麽我們返回頭來看二十世紀的前四分之一，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教育這一領域上那是一個有道的時代。而在民心和風俗這一層麵上，那應該同樣是一個有道的時代。甚至於在經濟層麵上那很可能同樣是一個有道的時代。
下麵這問題就來了。既然當時的社會發展成果卓著，何以落得個無道的惡名呢？主要原因在於袁世凱之後中央集權的崩解，各割據勢力互相攻擊，同時政治對教育界和文化思想界徹底的不幹預。因為文化思想的首要價值就在於促進政治與社會的逐步發展改善，所以批評的聲音占據主要地位。而在以後的各式各樣的中央集權政體中，維護政權的合法性成為首要任務，導致非但文化思想界都變成政治的附庸，教育界也被毒化，文學的各種教材都變成維護當前統治的工具。所以被大家痛斥的無道時代本有道，而如今高唱盛世的時代其真相可就是好說不好聽了。
由此可以引出一個對時代評價的十分普遍的現象，就是現實的逼迫將孔夫子的真知灼見化作政治羅生門的說辭。人們不會因為天下有道而去追求富且貴，也不會因為天下無道而安於貧且窮。人們多會因為自己富且貴所以就說當今是光明盛世，也會因為自己貧且窮而抱怨天下無道。至於社會是真的有道還是真的無道，不要因為自己境遇的順逆來斷言，更不要因為人們的抱怨與盛讚而隨波逐流，希特勒統治德國的初期有多少人盛讚他是天賜英主？做好自己就夠了。
所以說，夫子之言不可以教條視之，這不是衡量社會的標準，當作個人自我激勵自我警戒的座右銘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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