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不同，對曆史的解釋就不同，這不奇怪。奴隸主是不會認為奴隸製社會不人道的，隻有奴隸才知道奴隸製的惡。
西方殖民者認為殖民是傳播文明，而被滅絕和奴役的印第安人肯定不認同。
地主覺得土地私有和兼並，天經地義，可共產黨領導下的貧苦農民不認同。
革命和反革命肯定對革命曆史有不同的解讀。
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新民主義革命的解讀也大相徑庭。
毛澤東一直是那個毛澤東，可在胡喬木和高華眼裏卻是不同的。
主觀認識或曰成見很大程度決定一個人對曆史的解讀。比如一個人對西方仰慕至極，又十分仇恨中國的一切，那他筆下的中國曆史解讀就一定都是陰暗麵。這樣的曆史解讀在我眼裏一錢不值，看一眼都浪費時間。
有價值的曆史解讀是那些尊重曆史事實，邏輯能自洽，並且立場基本不偏不倚的，就像Morris和蒙山人這樣的。
對於西方為啥在近代崛起，東西方為啥在近代出現大分流，西方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論述。比如，美國曆史學者彭慕蘭認為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和西方基本處在同一水平上，沒什麽明顯的差異。而西方的脫穎而出是因為地理大發現而發生的地緣革命，所以西方的工業革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牛津大學曆史學家達爾文基本也是這個觀點。
而《棉花帝國》的作者，美國曆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則認為西方的崛起是靠戰爭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他認為：“帝國擴張、奴隸製、土地掠奪和戰爭資本主義為歐洲各國國內依然很小且技術落後的棉紡織也奠定了基礎。戰爭資本主義為棉紡織業提供了活躍的市場，還提供了獲得技術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戰爭資本主義也成為資本主義形成的重要引擎。”
另一個美國曆史學家傑克.維澤福德(Jack Weatherford)認為歐洲的崛起是緣於蒙古的西征，是蒙古的西征吹響了歐洲文藝複興的號角。
日本曆史學家杉山正明也是地理學派，他認為，十五世紀的歐洲實際正處於衰退期。是以哥倫布航海為開端的南北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對其地的統治，給衰退中的歐洲帶來了幸運。
這些學者都是跳出了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從全球視野，而非僅僅歐洲的視角去看待近代史。他們的論述既有事實依據，又有邏輯自洽，所以具有史學價值。
蒙古西征為西方帶去火藥技術，造紙技術和印刷術，也帶去了黑死病，而黑死病讓歐洲人開始懷疑上帝，因此出現了人文主義。文藝複興是東西方互動的結果。
我比較認同地理學派的說法，但這隻是眾多原因中的一個。離美洲更近的是西非，可西非人為啥沒有發現新大陸？鄭和下西洋據說也到達了美洲，可為啥沒有殖民美洲？這裏確實有文明發展階段和文化內因的作用。歐洲發現新大陸在當時看是偶然的，可現在看是必然的，因為不可能那麽一片大陸永遠隔絕於世。而歐洲發現新大陸也有其淵源。歐洲文明屬於地中海文明圈，自古就重視海洋和造船。葡萄牙和西班牙麵向大西洋，得天獨厚，由他們發現美洲也是合情合理的。
把歐洲的崛起歸結為某一個原因總是不全麵的，因為總能被證偽。比如說歐洲崛起是因為其哲學和文化，可為啥哲學和文化出現那麽久，卻在十九世紀才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呢？瓦特是十八世紀的人，牛頓則是十七世紀的人。這難道沒有偶然性嗎？
人類文明雖然有先來後到的，但說先進的就永遠先進，落後的就永遠落後就不靠譜了，除非篤信種族主義。東方不亮西方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是中國人的曆史觀。所以對於今天中國的崛起也沒什麽大驚小怪的，完全符合曆史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