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隻是從西方的觀點看中國傳統政治，不是說因為西方和東方不同所以要分開對待，而是西方的出發點和方法都太膚淺，隻看到一些表層的，所以西方的文化連自己是怎麽回事都沒有看清楚，怎麽可能理解中國文化呢？說起來的話沒完沒了，所以隻是點評幾個你的觀點，當然你不需要讚同。
“中國古代的法律中民法幾乎就是空白，民事糾紛全部由鄉紳和民情傳統調解”
古代的禮法就相當於現在的民法，隻不過現在的民法之圍繞著財產，契約，一個字就是“錢”。而中國的禮法是出自道德，著重的是心。你說中國的古代製度不合實際，無法實行，事實是一直實行了一千多年，並且沒有什麽起義戰爭是因為民間禮法的不公而導致的。你認為這一千年多年都是假惺惺的？如果讀一些西方和中國的曆史，看看這些製度是如何產生的，也許會說的更深刻一些。另外，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現代的財產糾紛，在民間無法調解的情況下仍然會去縣衙訴訟。
“儒家隻專注於人性，以為人性充足了，強大的國家自然就出現了”儒家隻專注人性？你認為韓非子隻是從儒家學了些人性學？孔子奔波了十多年周遊列國，隻是為了宣揚人性學？事實是六經裏麵《詩》《書》《春秋》講的都是政治，《禮》也有一部分政治，《易經》也把政治與天道融合起來。漢武帝獨尊儒家的時候，正是一批公羊學家（政治儒學家）根據儒家經典，尤其是《春秋》而建立起來的政治。從另一方麵，政治和人性來也應該相合。
不知道到你是怎麽理解儒家和法家的異同？嚴刑峻法並非法家的獨有特點，儒家同樣可以。
另外，你通篇都在講法律，似乎把法律看的非常中。西方的法律是因為曆史不停的鬥爭而不得不依賴的工具，也是他們用來統治國家的工具。但是中國古代的治國法律隻是輔助，禮樂是遠高於法律的治國之法。不得不以法律為主的時候就是國民已經比較低水平的時候。禮樂著重的是預防，而法律著重的是懲罰。如辜鴻銘曾經說西方，不是教會僧侶借上帝威權嚇人(中古)，便是國家軍警以法律管製人(近代)，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