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

 

“與世界接軌”——是一個時髦的口號。不過這裏有一個邏輯錯誤: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何來接軌?除非,中國人潛意識裏把自己排除在世界之外,才有接軌一說。

的確,在很多中國人的政治詞匯中,“世界”就是“中國以外的世界”,中國人編寫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國本身;CCTV的“國際新聞”專指中國以外的新聞。於是乎, “中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北大曆史教授羅誌田說:“很多中國人在很長的時間裏的確是把‘世界’理解為‘非中國’的,它在很多時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詞,至少也是以西方為核心的‘非中國’區域。那個‘世界’其實常常意味著人類社會裏中國人想要加入的那個部分。這樣,‘進入世界’其實非常接近日本人當年所謂‘脫亞入歐’的意思。”

日本人要“入歐”,中國人要“與世界接軌”,當然,我們要接軌的那個“世界”,不是亞非拉的窮兄弟,而正是歐美日這樣的發達國家。

但是,當今部分中國人又極力否認“世界”的存在,他們要麽大肆宣揚“西方偽史論”,西方一切的一切(從微積分,五線譜,量子力學,到腓尼基文字等等)都是剽竊中國人的發明。另一方麵,他們又認為西方的所有奇技淫巧不過爾爾。

不由得想到了一段故事。

早在18世紀,西方國家就派使臣進入中國。然而,中國直到清末都沒有正式的使臣回訪,一來,我天朝隻有萬國來朝,豈有朝拜他國之理。更麻煩的是,外交上不好辦。用恭親王的話說就是“禮節一層,尤難置議”。因為,歐洲國家的使節來大清不肯行跪拜之禮,吾皇一直回避接見。大清的使臣去了歐洲,如果對他們的君主行跪拜之禮,那將有辱大清體麵;不跪拜而改行歐洲的鞠躬之禮,又會成為歐洲國家來華使節也不行跪拜之禮的借口。難啊!

1866年春,大清海關關長,英國人赫德要回國結婚。他向總理衙門請了6個月的婚假,並表示,願意帶幾個中國人隨行,親眼看看世界的模樣。

思前想後,恭親王總算想出一招:從同文館選3名學生,讓這些不入品的小人物出去走兩步,與出訪使節無關,沒有那麽多的外交禮儀,也不損害大清的顏麵。而負責看管這三個娃娃的是赫德的中文秘書,曾做過山西襄陵知縣,63歲的旗人斌椿以及他的兒子。

這5人,便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個出洋考察團。

為了盡可能的避免丟臉,朝廷沒有給考察團任何具體任務。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聽從赫德的安排,去夷邦走走看看,將各地風土人情“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所以,與其說這是一個考察團,不如說是第一個出國旅遊團。

當然,對於斌椿本人,總理衙門還是認真考察了他的政治思想,結論是,斌椿自幼受四書五經“千錘百煉”,不會被蠻夷所惑,是一個“老成可靠之人”。

是年3月,旅遊團從上海啟程,經一個多月的航行,抵達法國馬賽港。他們先後遊曆了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比利時、丹麥、瑞典、芬蘭、俄國等十餘國。

旅遊團遊覽了馬賽、裏昂、巴黎、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他們坐了火車、乘了電梯、打了電報、用過冷熱水龍頭與抽水馬桶;他們參觀了各類工廠、醫院、博物館,還聽了歌劇。

斌椿特別喜歡歌劇院。他們在巴黎看了一場唐璜, “山水樓閣,頃刻變幻”,演員“衣著鮮明,光可奪目”,台上五六十人,“美麗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劇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輝,倏而見佛像,或神女數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議”。

斌椿一行對於歐洲城市 “夜夜元宵” 驚歎不已,因為那時的中國城市,還沒有普及電燈,也絲毫沒有公共衛生、公共設施這種概念,賽金花曾說:“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鄭觀應1890年代在上海見到的是“一入中國地界則汙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

無疑,當時的歐洲對於這些滿清旗人是一種震撼,但是出於對清廷的忠誠,斌椿並沒有對西方的奇巧表現過多的興致。當赫德為斌椿安排了一些外交和政治層麵的活動時,斌椿以身體不適等理由拒絕了,並堅決要求回國。同年10月,旅遊結束,5人回到上海。

在給朝廷的報告中,斌椿有選擇性的詳細記錄了城市風貌,風景園林,但任何有關政府運作和官員的交往,都一筆帶過,甚至用詩歌應付了之。

最叫人拍案叫絕的是,斌椿把他在歐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加以中國化。比如見到顯微鏡,他不關心此物的原理和作用,卻大發感歎說《莊子》裏的寓言早就提到過了;見到自行車,他也不問製造原理,卻大談特談這個東西有“木牛流馬之遺意”;甚至於在歌劇院聽女高音,他也要說成“疑董雙成下蕊珠宮而來倫敦”……

斌椿做詩兩首:

玉階仙仗列千官,滿砌名花七寶欄;夜半金爐添獸炭,瓊樓高處不勝寒。

長裾窄袖羽衣輕,寶串圍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鸞歌鳳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標題《四月二十三日英國君主請赴宴舞宮飲宴》,誰知道這描述的是白金漢宮的舞會?

斌椿身處異鄉,但仍然自我陶醉感爆棚:“雖乏眉山麟鳳表,敢雲蠻貉動文章;簪花親勞杜蘭香,下筆傾倒諸侯王”——我不用堂堂儀表,我的文采就足以讓蠻夷折服,蠻夷美女為我簪花,皇宮貴族也為我的才華傾倒。

回國途經埃及時,當地爆發瘟疫,海關不許他們下火車停留。斌椿自認是中醫聖手,躍躍欲試:我是人間醫國手,囊中救世有靈丹。

遺憾的是,清王朝並沒有嘉賞這位愛國大臣。雖然斌椿把蠻夷的一切做了中國化處理,將歐洲人稱作“蠻貉”,但他的遊記傳入帝師翁同龢手中時,還是引起了這位大人物的憤怒。他痛罵斌椿“盛稱彼中繁華奇巧”,將夷酋稱作“君王”,將夷官稱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實乃“甘為鬼奴者耳。”

二十一世紀,哪怕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中國人,斌椿和翁同龢的徒子徒孫還大有人在。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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