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辦呢？唯有看著他們穿新鞋走老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且，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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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愷帆時任安徽省副省長，是安徽省第三把手，兼中共巢縣縣委第一書記。在與巢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張建深入社隊調查時發現，“群眾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鍋裏全是清水煮青菜，隻有一點點糧食，情況非常嚴重”。1959年7月，張愷帆從省糧食廳了解到無為縣1958年上報產糧13億斤，征購7億斤，已完成征購3億斤。張愷帆是無為人，知道無為產糧最多隻能是六七億斤，征購7億斤農民將沒有剩餘糧食。隨後他組織幹部實地調查，發現饑荒十分嚴重，隨後迅速組織救災。[3]
1959年7月8日，張愷帆親自指揮糧食調運和分發到戶，並給省委和曾希聖報告，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吃飯還原，即停辦農村公共食堂，糧食發到各戶，回家吃飯；自留地還原；房屋還原，讓社員回家居住。10日至12日，庫存的150萬斤大米、300萬斤稻穀迅速發往農村，30萬斤黃豆加工成豆腐、豆漿供應病人和無奶喝的嬰兒，同時還設法弄來肉食品供應病人。[3]
張愷帆一邊救災一邊向正在開廬山會議的省長黃岩匯報。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但在彭德懷上書之後，整個會議變成對彭德懷的批判。而張愷帆的行為被迅速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1959年8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在合肥稻香樓批判張愷帆；4日安徽省委呈報給中共中央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材料派專人呈送廬山，毛澤東批語極為嚴厲：
| “ | 印發各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委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是願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誤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了高饒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目的的。高饒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急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處，隻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是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重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幾年辦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小而又縮小。一定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5] | ” |
李銳後來評述道：“批語極為嚴厲，上綱上線，驚心動魄，不僅影響山上的批鬥升級，對全國影響，尤為深遠。”[6]
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在江淮大戲院召開，通過《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宣布“將張愷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級別由七級下調到十一級，並責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問題”，陸學斌“給以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撤銷候補書記、宣傳部長、副省長等職務，並交組織部門繼續審查，同事責令其徹底交代”。張愷帆的妻子史邁也遭受批判、行政由十六級降到十八級。張愷帆被囚禁207天調查個人曆史問題後，1960年9月被送到銅陵。[7]
張愷帆的親朋好友也都受到株連。張的二弟昌選、堂兄視三、堂弟昌樹，都受到株連，被迫害致死。與張愷帆有過接觸的人，全部打成“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農場勞動改造。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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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年的上海灘上，到處都是身穿黑棉襖成群結隊來討飯逃荒的安徽人。稍微上點歲數的上海人，無人不知。
安徽是餓死人的省份之一，官方出版的《安徽省誌·人口誌》承認為407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