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號，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爾的摩返回洛杉磯。坐在我邊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起飛後不久，我不經意看了那個乘客一眼，覺得他的表情有點怪怪的，麵目僵硬，嘴半張著。就在我看他的時候，他的雙眼開始向上翻白，頭低垂了下來，身子倒向一邊。
醫生的職業直覺告訴我：這個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來，跟他打招呼，沒有反應，伸手觸摸頸動脈，沒有脈搏。在他坐著的情況下，我立刻給他胸前做了幾個狠狠的按壓，但是，仍然沒有反應。
我立刻大聲呼叫空姐，在她們的幫助下費勁地解開病人的安全帶，連拉帶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過道上。飛機上空間狹小隻能躺下一個人，我就騎在他身上然後用力做心肺複蘇（CPR）。當時我用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因為我知道此時即使是我的CPR造成病人胸部骨折也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萬一搶救不成，骨折與否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搶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價是相對小的，可以恢複的。
更重要的是美國有《好人保護法》，無論出了什麽事情我都不會被家屬訴訟。
好人保護法：又名《撒瑪利亞好人法》。為保護社會上助人為樂的行為，讓好人做了好事不至於惹麻煩或當被告上法庭，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製定的法律中都有相關的條款予以保障：在緊急狀態下，救助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免除責任。這種救助沒有法定義務，而是出於內心的道德，無償對他人進行救助。製定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豁免見義勇為者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的責任，從而達到鼓勵社會上的見義勇為行為。
沒有後顧之憂，我集中精力搶救病人。
空姐們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來氧氣筒，麵罩和急救箱。有些乘客們也都站起來幫忙。
飛機的震動從地板直接傳到病人的頭顱，測量脈搏變得很艱難，我每次都不能很確定病人是否有脈搏，但病人腕部的脈搏是觸摸不到的，於是繼續做心肺複蘇。
做了幾組心肺複蘇後，病人有反應了，他的手開始移動，慢慢地，可以說話了。我緊緊地握著病人的手，一邊安慰他一邊詢問他的情況。
他的妻子說病人今年64歲，是個高中的副校長，平時很健康，隻是膽固醇高，但在服藥治療中。根據這個情況，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三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讓病人咀嚼之後咽下。
時間似乎走得很慢，病人的情況在逐漸恢複。在沒有胸痛和氣短的情況下，空姐們和其他乘客幫助我把病人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情況比較穩定，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這才感覺到背上涼涼的，想必背心已經濕透了。
這時，空姐的一句話，讓我又緊張起來。
“醫生，機長讓我問你，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
對病人來說，自然是最好送到急診室進一步救治。
空姐問我：“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她強調說：“你是醫生，如果你覺得病人有生命危險，你就可以命令這個飛機立刻降落”。
我？命令飛機緊急迫降？
此時此刻，在這萬米高空，我從一個普通乘客一下子變成這麽重要的決策人物，肩上瞬間覺得沉甸甸的，壓力山大。
此時飛機正在接近芝加哥，飛機可以在那裏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醫院。我知道緊急下降對於全體乘客就意味著耽誤他們的行程，所有轉機都會受到影響，飛機也許要空中丟棄一部分航空燃油，對航空公司來講也是很大損失。
如果不降落，萬一這個病人有生命危險怎麽辦？
看看全機滿滿的乘客，再看看臉色蒼白的病人。一邊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經濟上的損失，另一邊是一個人的安危乃至生命。我左右為難。
按照醫生的思維，我覺得應該讓病人馬上進行下一步救治的，因為我根本不清楚這個病人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意識不清和沒有脈搏。
權衡之後，我決定實話實說。
我跟空姐說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有限，不知道是什麽疾病，但按照醫生的常規是應該馬上送到醫院救治，但是這個病人現在的情況還算平穩，血壓與脈搏都在正常範圍，所以無法確認是否應該降落。
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見轉達給機長。機長開始跟地麵的指揮塔打電話請示情況。
過了一會空姐讓我到飛機的前麵，用無線電跟地麵的空中緊急醫療中心的醫生對話。我跟對方匯報了情況後，對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靜脈通道，給病人食物與飲料，每半小時測一次脈搏和血壓，繼續飛行！”
空中的無線電對話，聲音嘈雜，我聽完之後，重複了一遍對方的建議，確保我準確理解了對方的意圖。
謝天謝地，不必做這個重大決定了，擦擦額頭的汗珠，我如釋重負。
此時病人已經恢複坐姿。我從飛機上的緊急救護包裏找出了靜脈輸液針頭與輸液管。
然而，新的問題來了：我不會插輸液管啊！
雖然N年前臨床實習時做過，但是我對插入輸液管非常不熟悉，因為平時在工作中都是護士們做，他們做的又快又好。雪上加霜的是，這個病人說他的靜脈超級難找。我無比尷尬地跟空姐說明了情況，她說不要緊，立刻從前排找了一個年輕的女護士乘客。我給護士當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靜脈插管。
有了靜脈通道，有了生理鹽水，但飛機上沒有掛瓶子的地方。這個是小問題了。一個空姐跑到頭等艙，找來了一個衣架。我用衣架的鉤勾住了鹽水袋，然後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內，一個簡易飛行救護室就成了。
看著透明的液體一滴滴進入病人體內，再一次，我如釋重負。
接下來的3個多小時的飛行中，我就成了該病人的主管醫師，每隔半個小時就測量一次脈搏和血壓。跟病人和空姐聊天。
在這期間，經常有素不相識的乘客會過來跟我握手說“Thank you”“Good job！”，態度之誠懇，言辭之感人，你會有種錯覺他們都是病人的親友團。
一個叫Lynn的空姐從頭至尾守護在病人旁邊，在狹小的空間內蝸屈著她的小身子，握著病人的手不斷地詢問和安慰病人，一邊做手機記錄，傳給機長。
空姐們邀請我一道照相。一個叫Debra的空姐說她家在鳳凰城，說她老公是個牛仔，非常會做美國西部食物，請我有空到她家做客，那勁頭就仿佛大家原來都是相識許久的老朋友。
平安降落
一共5個小時的飛行，大概有4個多小時的時間都忙著救治這個病人。
終於到了洛杉磯機場，機長廣播說讓病人和Dr.Zhen先下飛機，又說了感謝的話。機艙打開了，救護人員魚貫而入，把病人帶下了飛機。所有的旅客都呆在座位，沒有一個站起來急著下飛機。我們從機艙內走過的時候，乘客們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歡送一個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著被感動了：5個小時的飛行，那些能幫忙的旅客都過來幫忙，那些幫不上忙的顧客都是安安靜靜地做在座位上，沒有人大聲喧嘩，沒有人過來看熱鬧，甚至對於我們討論是否要中途做緊急下降都沒有任何的異議，仿佛就是在說：你們做決定吧！
如果沒有這麽多的善良的乘客幫忙，如果沒有空姐們的良好訓練素質，如果沒有護士的幫助，很難想象我自己一個人單槍匹馬的會有什麽作用。
我想，凝聚人們的，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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