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居動物都有某種程度的協同。
協同一定有凝聚力。比如合作的利益遠遠大於單打獨鬥，這就能形成凝聚力。
但利益因素是動物級的，狼群這樣，牛群這樣，獅群也這樣，甚至蟻群也這樣。人群這樣，就還不能算文明。
文明的凝聚，應該超出個體利欲。也就是說，假如沒有利益，甚至與個體利欲相反，某種因素依然有凝聚作用，那麽這個就是文明的凝聚。
有人會說，邪教有這種凝聚力，或者泛泛而談，宗教也有。
其實不一定。要看教義與個體動機。比如期待通過克製肉體欲望，自我虐待或者其他方式上天堂。動機看起來可能很神聖，但本質上還是為了個體利益。一神教往往會導致這樣的實踐（不是說一神教一定會導致這樣的實踐，一神教中也有聖者）。
這種凝聚力產生的協同加入了精神層麵的因素，但依然是基於自私自利的。
道理其實也簡單：它的基礎是對立與割裂。我與最高存在是分離的，我與他人是分離的。在這個基礎上，無論是成就他人還是成就自我，都要經過“鬥爭”與“傷害”，而對象往往是他人。天主教基督教中有全然奉獻的聖徒，他們可以跳出這種鬥爭思維。但這隻限於少數人。對於群體來說，還達不到非私型的協同。
這樣，就可以看出中國與美國德國日本的差別了。
中國的群體凝聚力並不來自於個體利益滿足，而是來自天。天賦予人良心。中國人整體上都有良心意識，聽從良心。不需要宗教來教，也不需要法律規定。中國人天然就明白這個道理。
從良心出發而不是從私利出發，中國人群體更少麵對撕裂與鬥爭，因此更容易實現（不是現實中可以完全實現）契合度更高更深的協同類型。
難道歐美日本人沒有良心本能嗎？當然有。而且一點兒也不比中國人少。
但後天影響，在整體上，在天理與人欲矛盾時，良心的展露程度就不一樣了。
所謂後天影響，就是文化對自我約束、道義服從的影響。
因為漢語與相應的思維，中國人更願意也更容易自我克製。而且這種克製並不基於公私矛盾的對立（公私利益是矛盾的，但中國人的克製與忍讓並不基於矛盾。公與私在中國人心中更容易被視為一體兩麵，而不是完全對立的兩個）。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的思維（不是後來的宗教或者思想教化，而是思維）讓中國人並不為（或者不隻為）抱團而抱團，也不為利益而抱團。中國人不為什麽而什麽，因為選擇本身就是天命就是整體的一部分，不需要為了另一個目標，也不需要為了未來的某個狀態。
這就是天人之辨，利義之辨，公私之辨。西方在對立中選邊，抗拒或者享受AB都正義卻要滅亡一個的痛苦與悲劇。中國人也麵對不同的利益，也選邊，但以天為大的中國人總會選擇天。
這樣，他們在克製自我的時候不但不痛苦，反而樂於這樣。他們樂於這樣，也不是自我克製或者自虐，與西方的宗教狂有著本質不同，而其精神高度又遠超因外在教導而苦行的宗教徒。（當然不是所有人，但大體上有這個差別）。
這可以看成是一種宗教情懷。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這種情懷也不是通過宗教形式（比如去教堂或者寺廟或者聽道之類）獲得的，因此也比通過宗教形式獲得的更堅固（與世俗完全渾融為一），也更溫和（不走極端，也沒有極端催生的劇烈衝動）。
這跟整體協同有什麽關係呢？
關係就是，中國人的協同，更容易實現公私之間的平衡，這樣實現的平衡更穩定，更牢固。
協同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服從整體，對個體進行約束。因此，中國人群體協同約束以道德為主，個體自我克製。
中國的協同約束是來自天，彼此一體。而西方的協同約束是公平，彼此平等，利益均沾。因此，西方群體協同以契約法律為主，個體盡可能放縱。看今天的西方社會，法律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繁瑣。
而西方的法律又是以人的思考與設計為主。這樣，就出了一個情況：矛盾是人的特定思維產生的，解決方法又是同樣的思維設計的。結果就是法律越來越多，問題也越來越多。比如2+72（？）個性別，對72個非主流性別的利益的保障措施，比如上廁所，就沒有讓多方滿意的答案。
這跟群體協同有什麽關係？這是約束原則的一個側麵。西方思維之下，利益的粘合力更大，道德與法律的粘合力其實很小。如果協同不能讓所有個體獲得，那麽道德與法律就基本無法維持協同。
中國人群體麵對同樣的挑戰：利益與道德的矛盾。極端情況下（利益極大比如皇權時），父子反目兄弟相殘也時有發生。但對於普通人群體而言，利益的誘惑沒有那麽大的時候，道德對中國人的作用要比對西方人的作用強得多。這樣，中國人的協同成本相對比較低，而協同效率就相對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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