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總結的好,依中國人的曆史經驗,朝廷強勢,至少可以“做穩了奴隸”;而一旦朝廷衰微,隻能“想做奴隸而不可得”。

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

--【燈下漫筆】,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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