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注意到一個現象：
“包括我們曆史上的那些農民戰爭，那些農民戰爭按照意識形態的說法都是因為土地兼並，其實和土地兼並一點關係都沒有，和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也沒有關係，就是和朝廷有關係，都是反朝廷的。如果中國老百姓長期受著輕徭薄賦的恩情，他們為什麽那麽想造反?他們都是吃飽了撐的嗎?為什麽世界各國都沒有這種現象?全世界各國真的沒有這種現象，隻有中國有這種現象，發生大規模民變，殺到東京奪了鳥位這個現象隻有中國才有，歐洲曆史上從來沒有過。我們周邊的少數民族也沒有過，西藏也不可能發生一幫農奴殺到拉薩去推翻達賴喇嘛的事。”
他以為這農民與中央政權的矛盾。
他一方麵否定小群體小中心對農民的壓迫把問題都歸到大中心，另一方麵問如果朝庭對百姓那麽好為什麽百姓要造反。這個邏輯實在強悍得讓人不解，不是不解這個思路，而是秦暉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思路？
其實，這不是過是為了支持他的儒法互補理論而不得不做的扭曲。
為了理論漂亮，事實可以忽略或者扭曲。這是學者大忌，但很多學者不能避免，理論搞偏了，但是搞大了，不歪曲就要前功盡棄。怎麽辦？
隻能歪曲。
這個歪曲本身不值得關注，因為對法家思想功能的過度強調已經嚴重地損害他的理論的解釋功能了。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農民有造反的傳統而西方沒有。
這個對比本身就很意思，至少可以從一個角度來解釋：中國人是沒有等級觀念的。或者說，相比之下，中國人的等級觀念最為淡薄。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都有主動打破等級或者出身觀念的意識和行動。從下而 上的是造反，從上而下的是各種人才選拔機製。
這種平等的觀念不絕對，也不是不受秩序製度影響，但是對比西方貴族與平民間的差異，在平等觀念上可以說東西有天壤之別。西方哪個平民會說推翻皇族統治我來當當皇帝？皇族間仗打來打去，婚通來通去。打完了還能互派國王。老百姓當國王，夢裏也不要想。
要說壓迫與反抗，哪裏都有。但大批平民翻身成貴族，一波又一波，則如秦暉所說，隻有中國有。
這種差異不可能從製度本身上得到解釋。更合理的解釋是思維與觀念：西方人受等級觀念束縛更嚴重，中國的平等觀念更強，差異觀念更輕。
這一點，如果看中國古代哲學就很清楚。
如果對比漢語與西語的組織原則就更清楚。
因此，如果從文明體製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一統進行得相當完全相當徹底。皇權並不是觀念中的最高權威，它不過是天權的代理。而天權又體現在民權中，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等等等等。這就形成了一個石頭剪刀布的循環，差別有序，但本質上互相銜接，互相服從。
平等，平衡，渾然無間，這是真正的大一統的本色。
平常人的眼光放在精英身上，以精英為曆史的推動者。他們當然是，但他們隻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天命大一統觀念浸到骨頭裏的平民百姓。他們一個個拿出來都平凡無奇，但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必須得到尊重，皇權也要低頭。否則這個整體發起怒來，皇權也是渣。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會說皇權何時尊重過百姓，都是百姓三拜九叩山呼萬歲。
這一點秦暉倒是注意到了，也解釋得挺好。百姓拜的是權（秦用的是權。其實不準確，應該是天命秩序），不是這個個人。這個個人無道，百姓起而殺之是常有的事。
另外一點秦暉沒提到，一般的學者也意識不到的是，政治的對象並不是個體的簡單疊加，而是群體。生命力正常的皇權，對於群體一向是謹慎的。這個道理也簡單：1+1產生了群體特征，而不是兩個個體疊加。
由於天命觀念，個體間差異形成的聯通整合障礙最小，中國百姓對群體的契合度特別高，產生的力量也就特別大。對於群體沒有尊重的王朝都很快會被推翻。理論上也很好解釋：不治民就是不敬天，不敬天則天厭之，死得其所。
當然，整合障礙小也意味著隨時都能整合。隻是說可能達到的程度高。平常散沙狀態也是常態，但需要整合時，則可以高度整合。
中國人的天權或者天道觀就是這樣，大家動態（哈哈，不是僵化的靜態的）平等，我不欺負別人，別人也別仗勢欺我。這種天道觀念其實也是很多中國人一方麵比較平和，另一方麵又強烈反感霸權的根本動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