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恐中症由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是中國甚至人類曆史上發展最快的幾十年，這幾十年來，中國從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了物質高度豐富甚至過剩的國家，GDP升為世界第二，趕超並成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民族主義大抬頭，近年來，不僅放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還以厲害國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台上，這些發展讓世界不少人焦慮，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從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到現在想盡一切辦法牽製甚至圍堵中國的原因。
應該說中國有今天的成就主要都得益於一個意識形態非常淡薄的領導人鄧小平。鄧所推出的改革不僅得到了中國人的擁護，還得到了西方商界，經濟學者甚至政客的支持。大家都記得鄧小平到美國時戴著牛仔帽的樣子，那應該是中美關係處於最佳的時刻，當時人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不僅是經濟，還有政治。基於對亞洲四小龍由經濟發展到政治體製成功和順利轉變的認識，不少人得出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基礎的結論，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也會像四小龍那樣，在政治上向民主過渡，這也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上得到西方國家支持的原因。
可是最近幾年人們卻發現並非如此，中國經濟雖然在進一步的增長，政治上不僅沒有進一步的改革，還有走回頭路的傾向。這讓那些指望中國能夠最終走向民主化的人們非常失望，中美的貿易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的。 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很多人不理解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為什麽會這麽做，可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無疑是對西方是一個威脅。
這就是中美貿易戰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發起了對中國貿易戰和各種變相“圍堵”方式的原因。出現這種狀況其實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在西方人眼裏，任由中國這樣發展下去必將會對由冷戰後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體係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這種發展會鼓勵更多的國家效仿並發展成為集權政體，那樣的後果對習慣了民主自由的人們是不堪設想的，這也就是為什麽美國和西方其它主要國家對中國搞起貿易戰的原因。
這種思維的形成在一篇很不起眼的文章裏有了比較全麵的闡述。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半路出家的已故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斯·科爾奈，這個父親在二戰時被納粹德國殺害的匈牙利猶太人的後代，在成長過程中親曆了匈牙利蘇聯社會主義式的政治體製，並對其進行了係統和深入的研究，從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其固有的死結，並以這方麵的獨特研究聞名於世，著有《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等很有影響的經濟著作，成名後被哈佛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
他和中國很有淵源，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曾被作為外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請去中國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在中國經濟學界圈內聞名的長江“巴山輪會議”上做了著名的演講，提出了幾種經濟模式，即直接的行政協調(IA)，間接的行政協調(IB)，自由的市場協調(IIA)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IIB)。並指出中國應該以IA 模式為起點，進行改革，最終達到IIB。
他的理論不僅打開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的眼界，還為他贏得了很多支持者，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和決策人都受到了其理論的影響，其中不少人以和他有過接觸為榮，並不乏自稱為他徒弟的學者。他一直支持中國改革，為其獻計獻策，可以說在在西方學者中，他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最有影響的經濟學者之一。
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對中國的發展持非常滿意和樂觀態度，他曾多次去中國訪問，親眼看到中國的物質匱乏到後來物質充裕的轉變。他曾說他的太太以前最喜歡日本和其它西方國家的電器，但後來開始改用中國的，說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就之巨大。可在死前的幾年對中國的發展卻越來越失望，以至於最後對自己在其中所擔任的角色很是後悔並寫出了題為：經濟學家應為中國的“巨獸樣”的轉變分擔責任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一文。
他在該文中解釋了其思想轉變的原因，說自己和其他經濟學者在中國發展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厲害國”（原文沒用厲害國這個詞）扮演了弗蘭肯斯坦的角色。他在文的最後指出：“早在 1940 年代，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 (George Kennan) 就認為反對共產主義的最佳方式就是“遏製”。到此為止！或者更準確地說：此路不通！已經發生的事情無法挽回。但在這裏我們必須停下來，我們必須更加小心，避免繼續扮演弗蘭肯斯坦的角色。”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