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我去印度出差的時候，曾經和一位印度同事對民主“Democracy” 和 集權 “Totalitarianism”有過一些討論。印度是民主國家，我的同事認為這種係統非常的糟糕 —— “Cannot get anything done!” 他認為印度就應該象中國政府那樣走集權化，他羨慕極了中國基礎設施發展建設的速度和成就。說到印度要修一條路，猴年馬月了也修不好，把時間都花在不停的辯論和民主投票上去了。如果在中國，政府或相關部門一聲令下，“超音速”地就完成了。我想他當時這樣說是有恭維我的成分，但是他也確實非常羨慕中國的高效率，總說90年代初印度的人均GDP還在中國之上，而如今中國已經遠遠地把印度拋在了後麵。我在自豪之餘連忙說，也不能這麽說，民主或集權各有千秋，沒有絕對的好或壞。即使在同一個國家或一個企業也是在某個階段集權更有效，而在另一個階段民主更有效。集權雖然效率高，在一定時期似乎比民主有更多的優點，然而集權的時間過長，或是應該民主的階段一味地迷信集權，勢必會產生很多的副作用，比如政府官員的腐敗，決策的質量。嚴重的會造成整個的係統的崩潰和失敗，會產生猶如大廈將傾，一木難支的危險情形。而民主雖然效率不高，但一般不會走到徹底失敗和崩潰的地步。
當時隻是泛泛而談，經過了這幾年的新冠疫情，加之最近的俄烏戰爭，當我和那位印度同事再次聊起如今的形勢，我們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覺。他認為我的一些話現在聽來很有道理，普京曾經說過：給我20年，我會給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然而，這場戰爭之後呢？我替他痛惜，也許不止20年的倒退吧？為什麽會這樣？我們兩個都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集權的弊處。普京應該有很好的機會，似乎也有能力實現他對俄羅斯人民的承諾，但是無人企及的權利讓這一切成為泡影。一個人權利過大，底下的官員隻會揀他喜歡聽的說，忽悠了他也不會知曉，欺上瞞下的事情必定會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他所做的決策肯定不是最佳的，但定下這個決策的時間一定非常的短，似乎很有效率。他要發動侵略誰敢不從？誰敢提出異議？蘇聯解體以後，本來應該可以韜光養晦，慢慢發展經濟，等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後就可以考慮走向民主的，可是現在這一切讓這些年的努力化為烏有，應驗了我之前提到的集權的危險會致使係統頃刻之間陷入崩潰而導致失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之後，能吸取教訓，對他們自己、對世界未嚐不是一件好事。我這樣說完全基於沒有瘋子會使用核武器，也是基於各國當權者具有相對理智和公平的處理危機的能力。順便說一句，在軍事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能力上，普京比斯大林和毛澤東還是差之甚遠。
那集權在什麽時候有效呢？烏克蘭戰後就需要有一個“粗野形”的當權人使用集權來慢慢恢複。當決策需要的是速度，而不需要太精打細算的時候，集權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印度也應該考慮在很多方麵，例如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麵來利用集權來提高效率。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是萬能的。當社會、經濟步入正軌，決策的速度不是關鍵，而需要精打細算，各方麵協調合作的時候就需要民主的製度來協商、辯論和通過投票來選出最佳方案。再比如中國，毛澤東領導人民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在百廢待興之時確實需要集權的社會製度，而之後我認為應該象喬治·華盛頓一樣漸漸退下去。我不知道中國將何去何從，但就現在國家的實力和人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來講，應該是時候從集權製度慢慢走向民主製度了，可以避免象俄國這樣急轉直下的崩潰和失敗。再比如中國處理新冠疫情，在初期清零是非常出色和有效的。但是到了現在，我認為應該相對的放開。這種政策下，致使下麵的官員防疫隻是為了清零，為了保住烏紗，為了給上麵交差，而不是為了人——這個主體了。華爾街特別喜歡Deadlocked Government，一遇到這樣的政府，蹭的一下股市就往上漲。為什麽呢？因為國會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是製定決策的一方，白宮是執行決策的一方，如果這兩方是不同政黨，雖然在決策製定和實施上會有一些扯皮，但華爾街認為這是一個社會良性運轉的標誌。
剛剛刷Twitter刷到諾貝爾經濟學家Paul Krugman的一個推。他在紐約時報撰文說，普京的巨大失敗提醒人們，“建立一個允許批評和異議的開放社會，不僅出於真相和道德方麵的考慮，開放社會事實也比封閉的專製社會更有效率。” 與各位共商討，這次的戰爭和俄國的衰退影響深遠，勢必會引起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界專業人士極深入的思考，我們拭目以待他們的專業分析文章和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