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參加博弈者，目標並不一致，利益也不一致。並不總是以經濟利益為唯一考慮，但總的來說載大數上，或統計上，可以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考慮。對當事人來說，自己的生命很多時候是無法接受有限的金錢計量的。但對於國家、對於一場戰爭、對於社會環境安全、甚至對於一項大工程，生命損失數就是一個可計量換算的成本。
另一方麵，這個不再是單純的個人之間博弈。人們結成黨團、組成國家。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並不完全重合，雖然個人通過組織謀取利益最大化，但各級組織有自身利益，有時相互衝突。這種多重目標、多層次利益成本考慮、多角色參與的博弈，能不能達成一個均衡，這就是納什均衡所證明的東西。而囚徒困境的有限參與方博弈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種分析的難度在於，不能簡單地定義集體利益和成本。禁槍表麵看可以讓國家更安全，但實際上要付出成本（包括政治成本），這個成本的分攤，並不是這個國家成員人人平均的。同樣，安全的收益，也不是每個人都一樣。有些人因為自己的條件（比如安保和居住區域），本來就比較安全，就不想付這個成本。更有甚者，整個環境不安全，對有些人來說反而更安全，因為有理由加強安保開支和隔離。而這個成本是全社會付的，少數人得益的。還有些人會靠不安全而謀取大的經濟利益的。
所以不能簡單地假設什麽是好什麽是壞。而是要具體到個人，分析究竟誰付成本稅負誰得利益，每個人能得到多大利益，要付多少成本。其實每個人都時刻在分析，這就決定了在這場禁槍博弈中各個人、各個團體究竟願意出多少力去支持或反對。現在的狀態，就反應一種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