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當代文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和顧彬持相反觀點的有老作家王蒙，他在2009年說：“中國文學處於它最好的時候。”陳曉明在同一年也說：“中國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說有大批的中國小說家已經和西方小說家的水平不分上下，他們的依據是中國文學龐大的創作數量、翻譯到國外的作品越來越多，以及數十萬計的中國作家陣容。
中國作家正在融入世界文學主流，中國作家獲得國際文學獎的已經很多，高行健、莫言的諾貝爾獎自不必說，賈平凹也獲得過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等，餘華獲得過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薑戎、蘇童、畢飛宇曾獲得亞洲布克獎獎等等。2013年閻連科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的提名。還有一些非常好的中國詩人，也獲得過許多國際性的詩歌獎。可以說，十多年來有很多中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在各個國際文學獎中獲獎。
不論中國作家取得多大成就，即使現在是處在最好時期，和世界文學相比，還有明顯的不足和差距。在國外書店裏，很難找到譯成外文的中文文學作品，不論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魯迅、沈從文、老舍（他的《駱駝祥子》等譯作發表時一度暢銷）、張愛玲，還是當代的傑出作家，偶爾看到也是在最不顯眼的角落裏，張戎的《鴻》是個例外，那是回憶錄，不是小說。而我們能看到很多日本作家的譯作，最多的是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還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
什麽時候中國文學能引領或代表世界文學的某個潮流或方向？什麽時候中國作家能成為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字？哪怕局限在作家知識分子圈子裏？成為他們的榜樣和模仿的對象？顯然這樣的日子還很遙遠，假如不是遙遙無期。毫無疑問，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一部偉大的作品。
中國作家作品形式上缺少創新，中國的長篇小說缺少結構，大部分都是以編年史的方式平鋪直敘，線性展開，要有也隻是自然時間的結構。中國作家沒有原創力，中國小說資源不豐，傳統不厚，致使作家營養不良，底氣不足，沒有內涵，思想不深刻，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中國作家缺少道德勇氣。
前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黑暗歲月裏，出現了別雷、巴別爾、葉賽寧、勃留索夫、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紮米亞京、安德烈耶夫、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等一大批經典作家，以他們為代表的白銀時代開創了世界眾多的文學流派，其中別雷的《彼得堡》，與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成為意識流文學的三座高峰；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是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勃留索夫的《白雪公主》打開了以荒誕派手法重新改寫童話的先河；而紮米亞京反烏托邦的《我們》先於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問世；更有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創作出了如《日瓦戈醫生》、《靜靜的頓河》、《癌症樓》、《古拉格群島》等不朽經典。即使是後來加入美國籍的納博科夫，也屬於世界級別的，他的《洛麗塔》和《微暗的火》震動了西方文壇。《日瓦戈醫生》以大悲憫、大解脫的心境書寫俄羅斯文學高貴的人道主義傳統，更被有人譽為20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三部小說之一。
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布爾加科夫，自二十年代末以後，到1940年去世，他沒有一篇小說能在蘇聯發表或出版，他流落街頭，隻有貧窮和死亡。在遭受迫害的日子裏，寫下注定不能發表的曠世傑作《大師和瑪格麗特》。曼德爾施塔姆更以《我們生活著，卻飄忽無國》這首詩，無情諷刺斯大林，對他的獨裁統治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有人告訴索爾仁尼琴別寫《古拉格群島》，勸他忘了吧，否則會失去一隻眼睛。索爾仁尼琴回答：如果不寫，我會失去兩隻眼睛。
在相同的製度下，我們有類似前蘇聯“大清洗”的經曆：如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什麽事件……還有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抗戰、內戰，中國人所承受的苦難比前蘇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麽我們的作家無所作為？為什麽沒有創造出偉大的小說？不但看不到《靜靜的頓河》，甚至寫不出《苦難的曆程》那樣的小說。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反右，楊繼繩的《墓碑》反映三年大饑荒，但不是文學作品。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是寫大饑荒的好作品，但不足以稱為傑作；至於寫土改、肅反、整風運動、工商業改造、反胡風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小說，在海外出版了幾本，也不屬於優秀的小說。
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說過一句話——“現實即是諷刺”。在黑暗年代中國發生的事情是那樣匪夷所思，中國現實的荒誕性超越了曆史，超越任何文學作品，隻要把真實的故事寫出來，去掉無關的枝節，就能成為一部好作品。
也不是沒有中國作家在作宏大敘事（我們至今還寫不出接近《戰爭與和平》、《罪與罰》那樣偉大的作品，因此還需要有作家去寫宏大敘事。），但往往大而無當，好作品少，偉大的作品永遠在書寫過程中。中國作家滿腔熱情寫下的東西，過了短短幾年就被曆史淘汰，甚至淪為顧彬說的垃圾。
中國文學已進入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作家們在寫什麽和怎樣寫上，可說享有了相對充分的自主權，雖然現在還存在一些禁區，但至少比前蘇聯時期好多了（以前東歐和蘇聯的作家就敢於碰觸那些體製禁區，布爾加科夫寫《大師和瑪格麗特》就沒打算在生前出版。）何以在中國還是產生不出公認的偉大作品呢？根源究竟在哪裏？為什麽前蘇聯能，中國到現在還不能？比起前蘇聯作家，中國作家到底缺少什麽？
中國作家受到社會環境製約，良知、膽識、勇氣不足（其實勇氣、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己給的。），缺乏精神力度。許多作家應該明白現代社會突出尖銳的矛盾，比如體製、弱勢群體、生存環境等等問題，但不敢麵對不敢觸及。中國作家過於聰明，通曉圓融的傳統哲學，深諳人情世故。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處世上，那樣乖巧，老於世故，知道規則和界限，會妥協，最多玩些擦邊球。莫言就是妥協的結果，他的小說寫出了村官的凶殘、虛偽、勢利；寫出了農民的貧窮、可憐、悲慘。但他是“體製內的人”，他隻敢進行體製內的批評，回避政治。這就是顧彬說的中國當代作家不敢發出聲音。
妥協的不隻是莫言一個人，王蒙、王安憶等等中國作家都一樣。他們的作品中隻有一些不痛不癢的批評，把苦難歸罪天災或政策失誤，不去追究引起政策失誤的根源。中國作家在曆史磨難的重壓下，能直起腰杆說真話已屬不易，真正的批評、特別是有遠見的深刻批評就難得一見了。
能夠麵對現實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鄭義、廖亦武、劉賓雁、蘇曉康、高行健等等，但也許因為才華所限，他們也沒有寫出偉大的作品，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實在很一般。作家不但要敢寫，還要寫得好，並非易事。即使像張愛玲這樣近代傑出的作家，也難以勝任。張愛玲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華，給人的感覺是對政治並不關心，沒有寫過反日的愛國小說，隻關注個人和小我的生活。後來卻寫了《秧歌》、《赤地之戀》，揭露諷刺新中國專製暴虐，但不是好小說，語言偏頗，敘述視角不統一，有虎頭蛇尾的毛病。
中國作家並非都缺乏學識與才情，中國當代作家經曆的生活不僅多姿多彩，而且有些經受過比莫言更大的苦難，是許多國外作家難以想象的。但中國作家難以進行真正的難度寫作，直麵人性，把苦難化為資源，把困境化為機遇。
美國詩人弗洛斯特說過：文學可分成兩類。悲哀的文學和抱怨的文學。前一類是關於人類永久的生存狀況，後一類帶有某時某地的文學痕跡，也許真切、動人，但不是偉大的文學。很遺憾，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的創作都屬於後者，這是中國作家的另一個軟肋。隻有苦難和批評，沒有對人類存在最本質的思考。雖然我們作家也有反思精神，但沒有宗教情感，無法站在哲學高度審視，缺失以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和獨創性寫作，因此無法展示思想和心理的豐富性和深刻性。中國作家有發達的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自然就限製了形而上的思考。內心充塞太多務實的東西，留給創造想象的空間就很少。總的說來，中國作家既不敢碰觸禁區，也無法關注人類的普遍與永久的生存狀況。
在當前中國社會中，精神也是物品，什麽都可以消費，人的精神更趨物質化和實利化，人“化”為“物”，人與人的關係被換算成物與物的關係，社會關係被分解為數字的金錢關係，萬物都成為商品，人文精神滑坡，喪失良知和道德底線，成為有史以來道德最為淪喪，腐敗最為嚴重的社會。小說家也是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以及出版市場的影響，即使嚴肅作家也拜金，隻關心稿費、版稅、印數、銷量，會不會暢銷，怎樣炒作，不關心小說的優劣，看不清文學的本質，在商品化的衝擊下，越來越多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媚俗。小說寫作不再是平庸與難度的角力，而是浮躁，急功近利，忍受不住寂寞，當然更重要的是缺少社會使命感，不敢直麵社會、直麵人生、直麵苦難、直麵心靈，而是回避是非、躲避崇高等等，這些幾乎成了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文壇較為普遍的一些弊端。
這些都造成中國作家思想貧困，無法創作出偉大的小說，當然還有很多因素：作家的天賦、素質、修養等等；作家本身經曆的貧乏，沒有自己的生活，缺乏獨特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視野；我們還可以列舉出種族曆史等等因素，如中國沒有產生史詩，中國人習慣片段式思維。
批評是另一個必須特別指出的原因。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界，缺少諍言批評的銳氣，缺少有真知灼見、有思想的批評，批評家沒有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最本質的東西：作品說了些什麽和怎麽說這樣兩個主要問題。批評家分不清優劣作品，什麽是有靈性的作品，什麽是低俗的作品。一個流行小說作者金庸被學者教授評為20世紀中國最好的作家，我們對評論界還能期待什麽？
文學批評已不成為真正的批評，要不是攻擊對手，就是褒揚吹捧，搞利益批評，有的評論還收錢，完全脫離了批評的本意，甚至喪失了職業道德。如今的作家、作品批評研討會，不是隔靴搔癢式的批評，就是說些無關痛癢的廢話，反正批評家個人可以明哲保身不說，還能有吃喝玩樂。
中國文人媚俗，不像顧彬那樣講原則，那些原來對莫言頗有微詞的人，覺得他所寫的作品毫無水準亂七八糟，可是就因為人家得了獎，就一窩蜂跟上去同聲喝彩。
有些批評玩名詞術語遊戲，作者讀者看了不知所雲。有些批評牽強附會，作太多作品之外的解釋，不論是社會的、政治的、哲學的，還是曆史的。解釋過度是一種嚴重的批評錯誤。
沒有一個好的批評界，也就難以催生偉大的小說。
也許我們人在海外，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們也應該承認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批評不能簡單化，中國作家畢竟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也許我們也不該拿中國作家和俄羅斯的作家相比，俄羅斯具有偉大而悠久的人道主義文學傳統，其作家在世界文學中占有突出地位，世界出過幾個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問福克納他最喜歡的三本書，他說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
“文學狀態”是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場的狀態。中國總有少數作家在反省社會，也反省自己的寫作，有自己的操守和堅持，始終保持對當下現實的批判性，聽從內心的呼喚，踏踏實實地耕耘，進行深度和難度寫作。
進入新世紀，就是進入閑適和遊戲的年代，產生了快餐式的網絡文學，每個人都可以寫，在街上隨便往空中拋一塊石頭，十有八九能砸中一個作家。小說寫手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激情進行創作，越寫越多，產生一大堆垃圾。在這樣浩翰的作品中，會不會有一部偉大的中文小說（比如立的《失去愛》），有待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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