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蒙古一直到後期才改善了歧視儒生和漢人的政策。忽必烈時期最擔心的是南人的反抗，也確實出現一次造反，讓忽必烈對南人不敢信任。

實際上蒙古最信任的是色目人，其次是漢人，即長江以北地區的中國人，最不信任的是南人，即長江以南的中國人。忽必烈也是夾在中國文化和蒙古傳統勢力中不得安寧，兩都巡遊也是這種文化搖擺的表現。但蒙古對道學的遏製其實是好事，明的曆史證明，當儒家隻剩下道學，而沒有了經世致用學問時，國家的治理能力就大大下降。文官階層的道學化導致了基層權力與中央脫節，使直接麵對農民的治理被胥吏承包。而這些人不算官員，不拿俸祿，隻有靠盤剝農民取利。從明萬曆開始的國家治理失敗很大程度就是源於整個文官階層的道學化，隻論道，不講術。也就是現在說的隻務虛不務實。再就是皇帝的所謂無為而治，其實就是不作為。空擔了一個極權獨裁的架子，卻沒有負起責任。致使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國家處於解體狀態。本應該由國家負責的救災賑濟最後成了造反的李自成做的事，而當時崇禎的銀庫裏並不缺賑災的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