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形而上與形而下。
中國古代走形而上的路線,對對象的認知並不用來作為進一步分析對象的基礎,而是用來作為當下與超驗存在(道,天命)的紐帶。得意忘言,得魚忘筌,格物致知,盡心知命,都指向一個方向,就是超越這個對象的局限,回歸或者體驗整一。
西方古代走形而下的路線,對對象的認知會被轉化為對客觀規律的分析總結與應用(就是科學的雛形與起源)。道被當成規律與邏輯,而超驗部分則歸為神。兩者完全分開。
如驢兄看不過把超驗的“真實”叫做“真”,認為邏輯規律的“真”才是“真”一樣,今天我們說“道”的時候,也通常把它解釋為規律。這種解釋不能說錯,但是不準確。道與規律或者邏輯不是一回事,它們對應的兩種“真”也不是一回事。這兩樣東西根本不在一個層麵上,因此並不必然矛盾。常見的情況是,執著於邏輯真實的人會排斥“道”這樣的概念,因為邏輯捕捉不準。而相信“道”的存在的人則不反對邏輯的力量:因為客觀世界的規律在認知中確實是有邏輯地科學地展開的。
邏輯的強大在根本上是人的理性的強大------片麵地說----人有認識分析總結應用推廣的能力,放任這種能力發展,就必然是邏輯,是科學。但中國古人沒有放任這種能力,聖賢皇帝官員,都不以科學技術為能,誰有這方麵的興趣與才能還要以奇技淫巧的罪名進行打壓。也就難怪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的邏輯與科技體係了。
當然,這種思想傾向與思維方式有關,思維方式又與語言有關,誰先誰後誰主誰次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因素在整體上都不利於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健康發展。不利的另一麵,就是另一個特征: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由於沒有西方的二元對立,中國的思想政治社會文化藝術發展出了一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體係,這套體係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國人其實對生活的態度更平和精神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