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查老闆(金庸)看報紙 (附圖)


@1996年2月查生請客,那時他剛做了心臟手術不久,
不過還能喝點小酒。

金庸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幾乎人盡皆知,那是因為金庸武俠小說的暢銷,幾乎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提起金庸便無人不知。而我並非金迷,認識他,是因曾在明報工作過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中的工作比較特別,既非編輯也非記者,而是做替他“看報紙”的工作。因此,那一年半的時間,金庸成為我的頂頭上司,真正的老闆。

金庸原名查良鏞,在明報報館,金庸隻是他寫武俠小說的筆名,沒有人稱他金庸,或金先生,我們都稱他查生。我進入明報那年(1985),已經為明報副刊寫了四年的專欄,次年春天,查生找我談話,說他正忙於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但對明報的業務質量依然非常關心,遂囑我替他“看報紙”,即檢查比較明報與其他各報的差別。列入比較的香港報紙有:東方日報、成報、星島日報、還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Standard,查生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道:

 “我們要求的版麵檢查工作是十分細緻的,各個版的錯字、錯誤標題、同一新聞的處理、優劣比較等等。這是明報的QC,比較的範圍也包括兩份西報(英文報)在內。”

 一次我跟查生麵談時,他說:

“你剛進明報,誰都不認識你,這樣便可以背對背地開展工作。”

 當時的我,不僅在報館誰都不認識,連廣東話都說得不地道,整個明報編輯部隻有我一個人講北京話,查生是唯一跟我講國語的人(因為這,還引起查生和我是親戚的誤會),而他卻是我的老闆。香港人當年對大陸認識不多,以爲講國語的都是上海人,其實我成長在北京,連上海話都聽不懂。可能出於這一原因,查生認為我一個“大陸妹”,幾乎是“空降”到九成以上都是香港人的報館,比較容易開展工作。

 其實,當年明報已經是香港銷售量最高的三家報紙之一(其他兩張是東方日報和星島日報),但查生依然不滿足於此,他要對明報進行改革,而改革的初步,便是檢查和比較其他報紙跟明報差距。

 查生確實是個一絲不苟的老闆,也是一位十分專業的編輯,當年他不僅對港聞和電訊版著手改革,對副刊的編輯工作也提出了他的要求,查生曾親筆寫下對副刊編輯要求的【副刊之五字真言】,恭錄如下:

            

短:文字應短,簡潔。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物: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片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查生還寫下副刊選稿標準:

 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籲短嘆,自吹吹人投籃。

事實勝於雄辯者,並非不用議論文字,而是夾敘夾議者較受歡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噓,無原則的利用本報做廣告,其次則為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傷小貓之死,或嘆寫稿之難。

 此五字真言,後來也成了其他各報副刊的選稿標準,成為查生辦副刊的引領性條款和謀略。

 至於我的檢查報紙工作,不僅是明報有史以來報館內部第一次設立這種檢查製度,全港報界之中也是第一家報紙訂立這種檢查製度,而我的檢查工作乃屬查先生直接領導,每天完成工作後,要寫兩三張稿紙的報告交給他,查生每次都看得很仔細,雖然他有時因基本法谘委會開會幾天都沒空,但他回到辦公室,一定逐份認真批改,並用紅墨水筆在報告上寫下他的意見。當時,每份經查生“紅批”過的報告,都要傳給總編輯、副總編輯及各版編輯,並要求閱後要簽名。

 雖如此,報館同仁仍對我有所誤會,以致當年全港報界之中都曾對此議論紛紛;不過,我本著為了工作以及體驗人生的原則,從不曾計較什麼,隻是寫報告時所用措辭盡量對事不對人,盡量使用相商的語氣,其餘的便不是我所能控製的啦。查生也知道此一情況,他曾寫下一張通告,説明我的工作性質,以視正聽,貼在編輯部的牆上。

 雖然“檢查報紙”工作引起眾人議論紛紛,但從那時起,香港各大報都陸續建立起類似明報檢查報紙的製度,後來有家銷量甚大的報紙,開業之初便組織了一個專業檢查小組,成員都是總編輯一級的重量級人馬,可見,查生的報紙QC製度不僅在明報開創先河,也對香港的中文報紙做了很好的榜樣。

 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一年半以後,查生結束了我的QC工作,並調派我接任健康版的編輯,直到1991年辭職赴美讀書。我在明報前後工作六年,其中查生給予我的教誨及在報館的人生歷練,都成為我一生難忘的經歷。

【寫於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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