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陋寡聞，以前沒聽說過刀爾登，乍一看還以為是歌曲裏唱的盜禦馬的“藍臉的道爾敦”。讀劉瑜的《觀念的水位》,她說是在上廁所時碰巧看到刀爾登的一篇文章，結果連廁所也不上了，急火火去找他的其它作品。受她影響，我先找來刀爾登的《七日談》讀了。這是一本比較奇特的書，說不出來是什麽體，不像小說也不算散文，就是通過作者和偶爾認識的一個叫張三的人在七天裏的談話，以互相給對方講故事的形式來探討關於人性，觀念，以及體製的話題。他的文筆風格像魯迅，但又不像魯迅那樣好鬥，在溫文爾雅的談話中讀者能體會到不經意的指桑罵槐，在一些說不清有爭議的話題麵前也不過多糾纏，適可而止，留有餘地讓讀者有自己思索的空間。除了那些意味深長的故事，通過和張三這個人物的接觸和談話，作者沒有明說，但讀者和作者一樣，對張三這個人物的前後印象逐漸發生了變化，這也說明了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就是舉止文明得體招人喜歡。
現在又找來了刀爾登的另外一本書《舊山河》，讀了幾篇後，不得不佩服刀爾登是一個奇才。下麵是其中一篇。
有電報機的成吉思汗
專製也是個技術活兒，古代的君主，心有餘而力不足。
“有電報機的成吉思汗”，是赫爾岑的一句著名讖言。我沒有讀過它所處的文章，又查不實這句話的上下文，但我想，無論上下文如何，無論將“成吉思汗”作為暴政之象征是否符合史實，這個短語都是意味深長的。
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多把成吉思汗當成暴君的代表，赫爾岑是俄羅斯人，想必更傾向於這種評價。成吉思汗殺人如麻，但中國人更熟悉的，是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印象又是一種了。
曾有朋友拿一個荒唐的老問題來問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過去，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我說，春秋吧。他說，那個太古了，換一個。我認真地想了想，說，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著天熱，將一頂漢奸的帽子劈頭罩來。我說您別急，聽我一一道來：我是“搞”文字的，且胸無大誌，元代的文人行道難，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難，而我本不想做官，終元一代，沒有文字獄，單這一點，還不夠嗎？
睢景臣寫高祖還鄉，“那大漢下的車，眾人施禮數，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猛可裏抬頭覷，覷多時認得，險氣破我胸膛。你身須姓劉，你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這種反皇權的曲兒，還有更多的嘲謔、謾罵且語涉政治的作品，在元代遍地皆是，換個朝代您試試？蒙古人對文事不太留意，懶得管你說三道四。就算是有人管，你是願意對方深通文墨、心思細密呢，還是願意對方“州縣三四員，字不辨王張”呢？
元代賦稅較宋明皆輕。“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詩經》以後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學。許多文人，沒了正統的出身之路，頗有牢騷，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這些人可謂身在福中不知福。讀書無用，難道不強過讀書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賢，去做那郎君領袖、煙霞狀元，又有什麽不好？到了明代，一窩蜂地去做官講道，官也沒做好，道也沒講好，先把個活潑潑的曲兒劇兒失傳了。
百年蒙元，是個很有意思的時代。一方麵，有野蠻的軍管，區別種姓，以聚斂為頭等大事；另一方麵，那又是中國最少意識形態控製的朝代。蒙人粗暴但並不苛細，管理漫無章法，幾近於“你把錢糧交來，剩下的事不要來煩我”。魏源說元政“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稍嫌溢美，但明初君臣認為元朝以寬縱失天下，確實合著兩三分實情，並非隻是先為暴政之容。如元代沒有完整的法律，後來吏治又壞，獄訟幾無道理可言，但並不以殘殺為事，連死刑也拖著不執行，至於“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這和明代的血腥，相去就很遠了。
蒙元官方，並不是真心想放鬆控製，說到底，他們是沒有電報機的“成吉思汗”，控製社會的能力有限。
專製也是個技術活兒，古代的君主，心有餘而力不足--其實“心有餘”也說得不對，沒有電報機之類以啟之，他們無法憑空生出許多後世才有的豪情壯誌。明代加強專製，大不了是建立國家警察、廠衛之類，偵緝天下，又能怎麽樣？扒在人家的窗外偷聽，雖然嚇人，效率卻低，除非天下人一半入了廠衛，否則能力平平。
那麽，假設“成吉思汗”（在赫爾岑的象征用法上）有了電報機，有了火輪船和鐵路，會怎麽樣？有了熱兵器、原子彈，會怎麽樣？有了蜂窩電話和互聯網，又會怎麽樣？赫爾岑雖有預感，實情會如何，他是不知道的—還是那句老話，當然，咱們也不知道，但咱們可以想象，比如若幹年後，地球上又有“成吉思汗”，擁有各種新技術，那將會帶來怎樣一種淪肌浹髓的快感呀！而反抗那嶄新的“成吉思汗”，又將是全新的題目，舊有的經驗怕是有一半都會失去效用的。
其實也未必有那麽可怕。我看過些反烏托邦小說，或科幻電影之類，對裏邊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術，頂多讓“老大哥”無所不在，但那並不能實現完美的控製。完美的控製，需要完美的、被權利徹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傳遞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製無餘。電報機之類，固有助焉，畢竟隻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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